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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类 》 齐民要术 》
附 录
Gu Saixie
一、引言二、北宋系统本
（一）校刊较精的崇文院刻本
（二）错误很多，另有特长的日本金泽文库抄本
（三）猪饲彦博「校宋本」
三、南宋本校改的得失
（一）龙舒刻本及黄、劳校宋本
（二）唯一完帙不缺的宋本——明抄南宋本
四、从农桑辑要看元代的校改
五、明代刻本的严重错乱
（一）开始错乱的湖湘刻本
（二）校刊最坏的秘册汇函——津逮秘书本及其不良影响
（三）津逮本在国外的贻误——日本山田罗谷刻本
六、清代勘误工作的努力及其成就
（一）勘误工作的两大系统
（二）吾点系统本的来历及其发展经过
（三）吾点的精确校勘
（四）渐西村舍本校勘的疏浅
（五）黄麓森校本的比较深入
（六）黄廷鉴系统的初校本——学津讨原本
（七）黄廷鉴的进一步的校勘
（八）张定均和张步瀛的累续加校
七、现代科学知识的整理
（一）齐民要术今释
（二）日译本齐民要术
一、引言
《齐民要术》十卷，后魏贾思勰撰，在我国现存完整农书中是最早的一部，其著作年代距今约一千四百四十余年。由于年代久远，经过辗转传抄和翻印，中间演生了不少错字和脱文，是现存最难读的大部头农书。据现有文献记载，它的最早刻本是北宋初期的崇文院刻本，前此大概还是在抄写流传阶段。由抄本至崇文院刻本，已经存在着一些错字。以后每经覆刻一次，就多一次改动和错误，至明代达到最严重的错乱程度。清代干嘉以后开始纠正明代刻本的错乱，取得一定的成绩，但离开原书还很远很远。近年有石声汉先生的《齐民要术今释》及日人西山武一、熊代幸雄二氏合译的《齐民要术》出版，进一步消除遗留的很多问题，使《要术》更接近原书一步。
我们在前人已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对《要术》进行较深入的校释工作，得到前人的帮助很大，但也颇有不敢从同的地方。要求正确的解释，需要勘正脱讹；弄清楚脱讹的根源和它们递变的痕迹，是勘谬工作所必需的。一人之误，可以使后人以讹传讹。经过长期的流传，脱讹之来，多种多样。正确的校正往往被刻书人所埋没，以致错校流衍蔓延；甚或随手予夺涂鸦，增加严重错乱，影响国内外学术界的引用和翻刻。比较各种版本、抄本、稿本和校本，脱讹演变的来龙去脉，基本上可以搞清楚，则正本清源，去讹存真，也就不难。因将历代校勘经过、各人的校勘态度及其质量，略为分析，并予评述，以明其得失。其中有吾点、黄麓森及黄廷鉴、张步瀛等校本，是未经刊刻的仅有稿本，校改多属正确，本文特予布露，以见前人研究《要术》的成果。历代《要术》各种校本，列表如下（本文专谈校勘方面，其有关版本流传，另详《齐民要术主要版本的流传》）：
时代版本、抄本或校本简称出版或抄校年份备注北宋崇文院刻本院刻一○二三至一○三一年仅存第五、第八两卷
日本金泽文库抄本金抄一二七四年第三卷
日本猪饲彦博「校宋本」
一七六一至一八四五年南宋张辚的龙舒刻本龙舒本一一四四年原本已佚，有黄、劳二种校宋残本。
（一）黄荛圃校宋本第七卷中卷以下缺
（二）劳季言校宋本第五卷第五页以下缺
明抄南宋本（四部丛刊影印）明抄一九二二年影印元农桑辑要的引录辑要一二八六年农桑辑要所引录，给后来影响很大，本文并予评述。
明马直卿的湖湘刻本湖湘本一五二四年
胡震亨的秘册汇函刻本秘册本一六○三年
毛晋的津逮秘书刻本津逮本一六三○年清日本山田罗谷刻本山田本一七四四年刻于清乾隆九年
吾点校的稿本一八二一年左右
袁昶的渐西村舍刻本渐西本一八九六年
丁国钧校的稿本一九○一年
丁国钧汇录的「校勘记」稿本一九○一年
黄麓森校「仿北宋本齐民要术」稿本一九一一年
张海鹏的学津讨原刻本学津本一八○四年
黄廷鉴校的本子一八二五年后
张定均校的本子一八四八年前
张步瀛校的本子一八四八年近年石声汉齐民要术今释今译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
日人西山武一、熊代幸雄合译齐民要术日译本一九五七至一九五九年后有重印第十卷未译
二、北宋系统本
（一）校刊较精的崇文院刻本
北宋天圣年间（一○二三至一○三一年）崇文院刻本是现存《要术》最早的本子，在我国早已散失，现在只有日本还残存着第五、第八两卷。一八四一年或稍早，日人小岛尚质有该残本的影写本，除五、八两卷外，尚有卷一的残页二页。一九一四年罗振玉《吉石盦丛书》有影印本，已无二页残页。我们所用，即小岛影写本与罗氏影印本（简称院刻）。
宋代颁刻官书，例须先由馆阁校勘，写装净本，经过覆校无讹，然后雕板印颁。对参加校书的人，简选极严，校书质量亦较高。《要术》南宋张辚刻本葛佑之《序》称院刻为「崇文院校本」，正是经过这个较为精审的校勘程序的。但现在没有早于院刻的本子可作比校，无从细核其校勘内容。不过就现存的两卷残本看来，里面没有空白、墨钉，错、脱也不多，在他本错乱不可读时，取对两卷，往往解决问题，可见校勘是比较精审的，而所用据刻原本距《要术》时代较近，也是比较完整的。它是现存旧本中最好的本子。
校勘的质量，决定于校勘的态度。古人校书，常是选定最好的一本作样本，不轻改一字，仅仅注明别本的异文。在不作校勘记的情况下，这成为一种正规的方法被采用。它的好处是保存原样，避免主观臆改，造成更多的错误。从院刻的内容上探索，它也具有这一特点，而为以后各本所无。这一特点，反映在若干条「一本」的校注中。
院刻卷八《作酱等法》篇「以一锉●铁钉子……钉着瓮底石下」。「锉●」下校注说：「一本作「生缩」。」其实这「锉●」二字，院刻所依据的原本是错的，而「一本」倒是正确的。因为「锉」是锅子，「●」即「锈」字，说成「用一锅子的锈铁钉子」，无论如何也讲不通；「生缩」即「生锈」，那这句就简单明了，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沈括《补笔谈》：「铁性易缩，时加磨莹，铁愈薄。」「缩」即「锈」字，后来改从金旁作「？」；《集韵》：「音秀，铁生衣也」，即「锈」字。南宋本的明代抄本（简称明抄）改「锉●」为「鉎●」，义同「生锈」，改得正确。证明「锉」字实系「鉎」字的形近讹字。但院刻由于据刻的原本是这样，忠实地保存原样，特注明别本异文，留待后人校雠。
院刻的缺卷，被保存在日本金泽文库抄本（简称金抄）中。金抄卷十「藄〔九一〕」目下引《诗义疏》转引《诗经？魏风？汾沮洳「言采其芵」句下，也有一条校注：「一本作「莫」。」按《毛诗》此句原作「言采其莫」。齐、鲁、韩三家《诗》，也不见「莫」字有异文。而且《诗义疏》原宗《毛诗》郑玄学，不可能它引《诗经》会作「芵」的（以后明抄等又讹作「英」）。这显然是院刻原本的错字，而「一本」又是正确的。但也由于原本如此，院刻照样不改，特注明别本的异文。
金抄卷十「夫编〔一三六〕」下校注：「一本作「编」。」二字相同，失去校注的意义。实际是校注的「编」字院刻原应作「漏」，被金抄抄错的。卷六《养牛马驴骡》篇「治驴漏蹄方」的两个「漏」字，金抄均讹作「●」，卷九《素食》篇「薤白蒸」的两个「漏」字，又均讹作「●」。证明这里这个也是「漏」字，被金抄习惯地错成「编」形。《太平御览》卷九六○正引作「夫漏」。「夫漏」即「夫漏子」，在本草书中，唐？陈藏器《本草拾遗》最先采入，李时珍认为就是凤尾蕉。凤尾蕉今名苏铁，属苏铁科。说明院刻原文应是「一本作「漏」。」这个也是别本作「夫漏」是正确的，而院刻原本作「夫编」是错的，院刻采取同样的校勘态度，注明异文，存误不改。
院刻校书的特点是忠实地不加己见，并提供不同资料作后人参校，但这也是它的缺点。缺点在有错不改，如无别本异字可资校注时，将使错脱流衍，并易启后人迷惑。后来发展至于使清？阮元校勘宋本《太平御览》认为如果改掉一个宋本的错字就「不能见重后世」，流弊所至，有「死校」之失。由于院刻具有较高的正确性，在后人的校勘中颇有有错也不敢相信别本的情况。弄清它校书的体例，可以破除这种迷信。
（二）错误很多、另有特长的日本金泽文库抄本
金泽文库抄本是院刻系统的抄写本，于日本文永十一年（一二七四年）依据仁安元年（一一六六年）的抄本转抄。仁安抄本早已亡佚。金抄现亦缺第三卷。这个九卷的金泽文库抄本（简称金抄），一九四八年由日本农林省农业综合研究所影印出来。前此杨守敬、罗振玉等都闻名向往该本而未及见。我们所用就是这个影印本。
仁安抄本抄竣后曾和原本校对过二次，在几天内完成二校。金抄抄完后也和仁安抄本校对过，并于二年后（一二七九年）借得近卫羽林所藏另一院刻系统本进行覆校。对金抄来说，它所努力的是力求和原本一致，是校对而不是校勘。书中校字满纸，收到校对的相当效果，同时也说明初抄的粗疏。
金抄的校字都夹写在原文旁边，间亦插写进缺文的空白中。有四种情况：（一）校字添注在原文左旁，下面并标上一个「折」字，表明所校是根据「折本」（指近卫羽林本）而来。包括错字和脱文，所校最多，也较精密。（二）校字添注在右旁，无「折」字标记，所校较少，并且仅及脱文，没有校到错字的。（三）原文两字之间加一小圈，表明这中间有脱文。这个大都已经校补上，也间有剩着空圈未补上的。（四）左旁还有「折有阙行」的夹注，表示折本原系分段提行另写而金抄接写不分段。这四种情况，（一）（二）为什么有那样的不同，原因不明。（三）的小圈，确有脱字，既知有脱字，为什么又有剩着空圈不补的？否则又何从知道有脱字？无从推测。（四）的校记，及于段落，可谓精细。
左旁「折」的校注，可能是金泽文库的创立人北条实时所亲校，比右旁精密得多，许多错误，依靠这个得到校正。校对认真细致，反映出依照原样一丝不改的态度。金抄有许多当时日人特别写法的字，如「底」的写成「●」，「瓜」的写成「？」等，折校都给校正了，特别「忌」的校改为「●」（俗写），更见依样不苟。但这个折校没有校完全书，因为在卷六中卷以后，就不再有「折」校出现。据卷四末尾的抄校题记，该卷折校完成于「建治二年（一二七六年）后三月九日」，而北条实时死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所以卷一、卷四题记曾说：「书写点校的详细，记于第十卷的里页」，但现在第十卷的里页却没有这种详记，大概原来准备在校完全书后再写，而事实上没有能够写上。卷七以下现存的北宋本只有金抄，南宋本只有明抄，金抄是唯一校正明抄的北宋本，但由于没有完成折校，不能使金抄更好一些用以校正明抄，这对《要术》来说是很可惜的。
金抄虽经二次校对，脱、空、倒、错，仍然留着不少，卷六以下更多。上举「漏」字的例，卷六的两个已经折校改正，卷九的两个依然错著作「●」。此外间有句子重复和割一作二的字也没有校正。相类似的字，如「未」、「末」，「土」、「士」，「且」、「旦」之类，往往互误，不能作准。别写字又多，如「斥」写作「●」，「夏」写作「●」，「断」写作「●」等等，特别是「？」旁写作「才」旁（很像从木），从「巠」的字写作从「至」等，最易误认，须要全书比对，摸透别写的习性，浪费时力。我们就曾因孤立冒认而致误，如误认「把」为「杷」，误认「胫」为「胵」（鸡肫）。现在误认的也还有，如《今释》误认「●」为「淅」（六六八页），日译本误认「●」为「●」（下册一八四页）等。金抄错误之多，出乎一般抄本之外，有很多地方，需要明抄来校正。我们很怀疑仁安抄本据抄原本和金抄据校的近卫羽林本都不是崇文院原刻（另详《主要版本的流传》）。
虽然如此，由于金抄不错不脱的地方还保存着院刻的原样，这些地方，具有为他本所不及的校正能力，在今天仍不失为有其特长的善本。去讹存真，金抄优点显现。试举一例，略作瑕瑜互见的说明。卷二《种芋》篇的一段，金抄原文如下：
「案年（芋之误）可以救饥馑，度凶年（脱凶字）。今中●（国之误）多不以此为意，后至有耳曰（目之误）所（脱所字）不闻见者。及水、旱、风、虫、霜、雹之●（灾之误），便能饿死满道，白骨●（交的别写）扬（横之误）。知而不种，坐致泯灭，悲夫！人君者，安可不督课之●（哉之误）？」
在六八字中，脱讹多至九个，经过一再校对，还有这样多的错误，非一般抄本所能想象。但另一方面，也正有不错的字，可藉以校正他本。例如「君」，明抄误作「居」，错误明显，还容易改正。而「后至」，南宋本系统误作「后生」，明清刻本误作「后生中」、「后生至」，乃至「后生中至」，愈添愈多，可还是南宋本的意思。按这段话的上文是引他书记载有某官吏教民预种芋艿得以度过荒年的故事。贾思勰的这段按语是指责当时一般官吏多不重视这个问题，即使有人提醒他，也竟至于有耳不闻，下文明说「知而不种，坐致泯灭」，所称「后至有耳目所不闻见者」，正是指这个说的，不是指「后生」。如果指「后生」，则「后生」既未闻未见，怎能责备他们「知而不种」？况且就史实说，仅据《魏书？灵征志》所载，在《要术》前后的几十年中，即自魏孝文帝延兴四年（四七四年）至东魏孝静帝兴和四年（五四二年）的六十八年中，计大水灾十八次，大风灾二十九次，大雹灾十次，大雪灾五次，霜灾三十一次，雾灾八次，蝗、螟灾二十二次，合计一二三次，还没有包括旱灾，平均已将及每年二次。后生没有闻见过灾荒，更和史实不符。如果「后生」作「后世」讲，那闻见得还要多。所以这里只有金抄作「后至」是正确的，以后各本都错，应据以校正。
综上所述，金抄的校正，限于就原本校复原样，没有达到一般的水平。院刻的所以有较高的正确率，由于时代较早，据刻原本较好，校刊较精。二者的效果虽有不同，要求保存原样的态度是一致的。而「臆改」之风，始于南宋。金抄单独使用，缺点居多，配合他本使用（主要是明抄），先去其讹，则可以显现其保存院刻正确部分的优点。
（三）猪饲彦博「校宋本」
所谓校宋本是拿某一部《要术》作底本，将宋本上的不同内容校录在这个底本上。猪饲彦博（一七六一至一八四五年）是乾隆道光间的日本考证学者，他曾校录了一部「校宋本」。原书藏于东京静嘉堂文库，未见。据金抄书末附载西山武一氏《齐民要术传承考》所记，猪饲所用底本是日人山田罗谷一七四四年据《津逮秘书》本覆刻之本（见第五节第二目），以朱笔作校注。在卷一《耕田》篇的首端及他处，一再有「以下抄本缺」的附记，证明其据校之本是抄本，不是刻本。所校内容，卷五、卷八与南宋系统本很少相同，与金抄也不一致，而与院刻大都相符，因此西山武一氏认为他据校的抄本可能是北宋本。但又有可疑，因为山田本卷五缺第三页（《津逮》本原缺），北宋本不缺，可是猪饲并未据以校补，反映该抄本所缺与山田本相同，那又不是北宋本了。
《要术》第三卷，院刻、金抄并缺，猪饲所校，并及卷三，如所用确是北宋本，那倒是很可贵的，但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未知它的来源究竟如何？据日译本《齐民要术》引用猪饲所校，卷三只有一条，而且这一条也并不正确（卷三种葵篇引《博物志》「疮」作「疥」）。可知猪饲所校，无可足采，无补于南宋本卷三的脱讹。其他各卷，也无补于金抄、明抄的错失。
猪饲除校录抄本异文外，并有本人的校改。日译本所引用，本人校改的多于所谓「宋本」的校录。校改有对的，但比较少，颇多以意测度，乖谬不经。例如卷三《种蘘荷芹●》篇「以谷麦种覆之」，「种」据唐韩鄂《四时纂要》是「糠」字写错，而改为「穬」，译者并认为「糠」、「穬」二字疑古时互用，非是。卷八《羹臛法》篇改「血」为「皿」，改「斛」、「解」为「臛」等，尤为不情（日译本予以采用）。
猪饲校宋本既不能补正北宋本的缺卷，本人所校，也极平泛，并多臆测，可以利用的地方很少。因此很怀疑他的抄本的来源不是北宋本，而是元代的某种刻本。
三、南宋本校改的得失
（一）龙舒刻本及黄、劳校宋本
南宋绍兴十四年（一一四四年）有张辚刻于龙舒（今安徽省舒城县）的本子，一般称龙舒本。该本系据院刻覆刻，原书已佚。现在有据龙舒本的抄本校录的校宋本留传下来。
校宋本似有两种，即黄丕烈（荛圃）校宋本与劳格（季言）校宋本，均未校完全书，黄校本校至卷七的中卷止，劳校本校至卷五第五页止。
黄荛圃于清嘉庆末年（一八二○年前）得该校宋本后，许多人转相借录，据现在所知，有张绍仁、陈揆、黄廷鉴、邵浪仙、张步瀛、刘寿曾、孙诒让、管明佳、陆心源九种转录本，连劳季言校宋本共有十个校宋本，另详《主要版本的流传》。我们有张步瀛、刘寿曾、陆心源转录或刊印的校宋本。
（一）张步瀛转录本黄廷鉴转录本后为张定均所得，张定均借给张步瀛，张步瀛于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年）就黄廷鉴校本再转录。底本用的是《津逮》本。现缺第七、第八两卷。
（二）刘寿曾转录本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年）刘寿曾以黄荛圃原本转录，底本即我们所用湖湘本的影写本（见第六节第二目）。劳季言校宋本源出朱述之校本，刘寿曾并曾借得朱本作参校。因此，张步瀛间接保存了黄廷鉴校本，刘寿曾也间接保存了朱述之校本。
（三）陆心源刊印本手录本传播不广，且易散失，因此刊印成书，极感需要。光绪年间陆心源始将黄荛圃校宋本和《秘册汇函》本（见第五节第二目）的不同内容刊刻成书，列入他所编的《群书校补》的一种。方法是以校宋本的内容作为正文，下面注上《秘册》本的错字、脱文或衍文。通常所见的校宋本就是这个本子。
黄、劳二种校宋本，同出龙舒本，内容应相同，但由于来自两个抄本，也有不尽相符。劳校本有个别地方可以补黄校本的不足，如卷三《种蒜》篇引《广志》：「黄蒜，长苗无科，出哀牢。」「出」字黄校本空白一格，同明抄，仅劳校本作「出」（院刻、金抄缺卷），是唯一正确的字。其他不同，或正或误，二本互见，可资比对，无甚特异。劳校本除校录宋本异文外，劳氏并以他书作参校。校宋字以朱笔写于行间，参校各书以墨笔字写于下栏，校勘颇为认真，惟所校亦无甚优异处。
黄校本的转录各本，不免有抄错和抄漏，因此张步瀛、刘寿曾和陆心源三种校宋本虽同出一本，彼此亦颇有差异，各有错脱，得失互见。例如贾氏自序的「畜五牸」，校宋本讹作「？」，张本校出这个字，刘、陆失校（此字明抄亦讹作「？」，可以看出它和龙舒本的关系）。卷三《杂说》篇引《四民月令》七月「作夾薄」，「夾」是夹衣，刘、陆均讹作「●」，张校作「夾」不讹。卷四《种梅杏》篇「谚曰：「木奴千，无凶年。」」刘、陆均作「注曰」，仅张校作「谚曰」，是唯一正确的字（他本亦讹作「注曰」）。卷五《种榆白杨》篇「悉皆斫去」，校宋本不讹，但张本讹作「研」，当系转录时误临（或系黄廷鉴误临）。《种槐柳楸梓梧柞》篇说到扦插柳枝：「从五月初，尽七月末，每天雨时，即触雨折取春生少枝长〔一尺已上者，插着垄中，二尺一根。数日即生。少枝长〕疾，三岁成椽。」〔〕内二十字原脱，各人都根据校宋本补入，可是原校人误插入「疾」字下面，致不可解，黄廷鉴照样转抄，陆心源也照样转刻，只有张步瀛就黄廷鉴所录加以纠正，正确地插在「长」字下面。刘寿曾虽也纠正了，但认为「春乃日之讹；生，衍文也」，删去「春生」二字，非。
陆心源本经过摘录、誊写和刻板的几道手续，又添上不少错误，如卷二《大小麦》篇引《广志》「●麦」讹作「●麦」，卷三《种兰香》篇「朝兰香」讹作「朝闼香」，卷四《种梅杏》篇「所在多入」讹作「多人」，「至五月」脱「五」字，卷五《种桑柘》篇「穊种」（密植）讹作「概种」等。古书每经一次抄刻，往往多若干错误，陆刻本亦不免此失。
三本比较，优劣互见，而以张本较优，刘本次之，陆本较差。通常所见，只有陆刻本；用张、刘二本参互校证，胜过陆刻本多多。
校宋本反映龙舒本的内容，就其所反映，龙舒本校勘不如院刻之精。原本不错被刻错的地方颇不少，如「牸」（母畜）讹作「？」，「堀」讹作「●」（自序），「故基」讹作「故墓」（卷一《耕田》篇），「●」（大麻雌株）讹作「苎」（卷二《种麻》篇），「栽」讹作「杀」，「安土亦得」讹作「安上弗得」（卷四《种桃柰》篇），「痛抨之」讹作「病秤之」（卷四《柰林檎》篇），「三种别异」讹作「三种则异」（卷五《种棠》篇），「？桑」讹作「？桑」，「绝」讹作「絁」，「兴平末」脱「末」字（卷五《种桑柘》篇）等，都是形近或残剥致误或疏忽致脱。此外还有一些空白，可能是原本脱烂所造成。
龙舒本不同于院刻，它不是保存原本的原样，而是经过主观校改的。改对的当然有，如卷五《种紫草》篇改正院刻误字「紫芨草」为「紫●草」等，但不多。而改错的倒不少。上引「后至」的讹作「后生」，卷四《柰林檎》篇「根不浮薉，栽故难求」的讹作「根不浮，藏栽，故难求」，卷五《种榆白杨》篇「春时将煮卖」（指榆荚）的讹作「捋煮卖」等，恐未必是误刻，而是错改。卷五《种桑柘》篇「斸地令起」的改为「斸断令起」，所有「尺」字改为「赤」（古与「尺」通用）等，则是明显的错改（或者不必）。卷一《收种》篇「貆」的讹作「貊」，则是避宋钦宗赵桓名的同音字所引起的错字（「貆」与「桓」同音，避名阙末笔作「●」，再错成「貊」）。
比较严重的还有似是而非极易被蒙混的错改。试举一例，略加说明。卷五《种榆白杨》篇说到初种榆树在二年内任它生长，切忌碰动它，院刻原文是：「亦任生长，勿使棠近」，「棠」字下有音注作「杜康反」。金抄、猪饲「校宋本」乃至《农桑辑要》所引均同。可是张辚改「棠杜康反」为「掌止两反」（黄、劳两种校宋本并同），乍看很对，实是大错。按「棠」是「？」的异写字，即今支？的「？」字，手、足、木都可以作支？，故除本字「？」外，古人也借用从木的「棠」或从手的「掌」来代替，这时当然已经不再是棠梨或手掌了。《周礼？考工记》「弓人」：「维角？之。」孙诒让《周礼正义》引段玉裁说：「？，古本音堂，其字变牚，变樘，变？。」院刻作「杜康反」，正是音堂的古音。唐时还有「枨」、「橙」、「敞」等形许多写法，音「丈衡反，……触也」（见唐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十五、卷十七），则已读成现在的「？」音，而其借用的字，又借到音近的甜「橙」和「敞」开了。这「棠」字《要术》明代刻本作「长」，则是「枨」字脱去木旁的残余。是「棠」即「？」字，「棠近」即「？近」，意即「触近」，「勿使棠近」，意即勿使逼近碰动它，避免触伤扎根未固的幼苗，则人与牲畜均有可能，岂仅限于手掌？而且卷四《插梨》篇还说到刚嫁接好的梨穗，「培土时宜慎之，勿使掌拨，掌拨则折。」这个「掌」字，仍是「？」的异写字。为使不与手掌混淆，后来再加一重手，便是现在通俗写的「撑」字了。「掌拨」也就是「触拨」，这是防止培土时粗心大意将接穗碰伤的意思，决不是一边培土，一边用手掌去拨拨它。张辚改「棠」为「掌」，使《要术》前后两种写法一致，原是很好，但「止两反」一来，便真正变成手掌的「掌」字，把不错的改错了。明抄出自南宋本，所误亦同。近人校注，这里以《今释》为正确，日译本采用龙舒本而指北宋系统本为谬，实被张辚所误。《辑要》也是常改《要术》的，但此处未改，在这点上，其撰修人孟祺等的理解胜于张辚。
《文献通考？经籍考》记载有李焘所撰《孙氏齐民要术音义解释序》。这个曾为《要术》作「音义解释」的孙氏，未详何人，其书亦不传。但李焘与张辚同时，可能张辚曾见孙氏书，或许其改字根据，即系来自孙氏。
据上所述，龙舒本除刊刻颇有粗疏外，还有一些校勘上的臆改，使该本有所逊色。但由于所用原本是院刻，仍有它正确的一面，胜于明清刻本，尤其在明代刻本混乱后，在清代人力求纠谬的工作上，曾起过不少作用。可是现存本既缺去三卷半，又非原本，因此自明抄发现后，校宋本的校勘效力大为减弱。
（二）唯一完帙不缺的宋本——明抄南宋本
一九二二年《四部丛刊》影印江宁邓氏群碧楼藏明抄南宋本，是《要术》中唯一完帙不缺的宋本，利用价值相当高。明抄出自龙舒本系统，没有问题，但它所据抄的原本是否张辚原刻，很有疑问。据我们推测，校宋本据校的本子是龙舒抄本，而明抄据抄的本子则是龙舒本的覆刻本。
明抄内容，大致与校宋本相同，但也颇多异文。异文有些可能是龙舒覆刻本刻错或明抄抄错，如卷五《种桑柘》篇「小食荆桑」的讹作「则桑」之类；但另有一些却补正了龙舒本的脱误，则非误刻或笔误所能解释。上举龙舒本各讹字，明抄亦讹，说明后刻的因袭前刻。但其中「堀」明抄不讹作「●」，「将」不讹作「捋」，「兴平」下不脱「末」字；又如《种桑柘》篇「扶老杖」，校宋本脱「杖」字，明抄不脱，等等（其例尚多，另见《主要版本的流传》）。很明显，明抄是另有所据，即其所补正部分是后刻胜于前刻的地方，也就是说后刻又经过一翻校勘工作，勘正了龙舒本的若干脱误。
明抄的勘正，并及于院刻，以卷五为例，改正院刻的错字，主要如下（有的校宋本已改正）：
篇名院刻错字
（×）明抄改正
（○）篇名院刻错字
（×）明抄改正
（○）
种桑柘太祖甚善
×（魏略）太祖甚喜
○种桑柘亲师躬桑
×（月令）亲帅躬桑
○种桑柘扶老枝
×扶老杖
○种桑柘鹗瓜
×鹗爪
○漆下晡及枚
×下晡乃收
○种红蓝花栀子以香十溲
×以香汁溲
○漆杇败更速×朽败更速○种蓝藏，马蓝×（尔雅）葴，马蓝○种槐柳楸梓梧柞河柳白而明
×河柳白而肕
○种蓝以苦蔽四壁
×以苫蔽四壁
○种红蓝花栀子以三重布怗粉上
×以三重布帖粉上
○种紫草一名紫芨草（尔雅注）
×一名紫●草
○
引《魏略》、《月令》及《尔雅》的改正，与原书相符，明抄是经过查对原书的。
有些院刻、金抄所没有而为后人所加的文句，开始在明抄中出现。卷八《作酢法》篇篇题下加「酢，今醋也」的小注，篇中「辣」字下加「郎葛切」的音注，均为北宋本所无。卷八校宋本佚缺，无从对证是否张辚所加。惟当时有孙氏《齐民要术音义解释》，所加又多属音义解释，无论是张辚或覆刻人，都有据孙书加上的可能。《要术》注文，北宋前已有为后人所加，至此又增添了一些，至清代《学津》本、渐西本增加得更多，而以渐西本为尤甚。
明抄还有在抄完后据以后刻本加添或加改的字。卷一《耕田》篇「●」字下加上错误的注解「漫掩也」；卷八《作酢法》篇「回酒酢法」（利用酸坏的酒作醋）的「掸」字原是空白，现在被补上一个「摊」字也是错的；「作糟酢法」的「阴地」下被添上「之处」二字是画蛇添足；卷四《柰林檎》篇引《广志》的「里琴」加王旁改为「理琴」（参看第七节第二目）。这些字都偏小或挤写在一小格内，加添之迹甚明。但均为两宋本所无（或非此字），而其开始出现是始见于明代湖湘本（明末《秘册》——《津逮》本因之）。可以明显地看出是明抄抄完后什么人拿起湖湘、《津逮》一类的本子硬添上去的。另外《耕田》篇还有一个「一」字和「形」字也是多余的，则以抄漏字的夹补形式补入，亦为北宋本所无，疑亦出后人所添。
《要术》在南宋本后不断有人添字，而且还添错字，并且以后刻添前刻，这些现象，校勘人或不至有心作讹，而率意操斧，讹谬滋甚，给后人增添不少麻烦。
校书一字不改，有死校之失；轻于更改，有臆改之讥，但乱改不如不改。南宋本后不再有「一本」异文的校注出现，实际已开始任意添改。校勘以院刻为慎重；「勇改」始于张辚；加添见于明抄；严重错误始于明代刻本，而误添错字波及明抄。
明抄虽然校改了院刻的一部分错字，仍然存在着不少错误。一方面是抄错，另方面是来自据抄原本新产生的错刻。辗转抄刻的结果，往往如此。但脱字不多，空白极少（并且还等空待补），没有错页和脱页，抄写精好净洁，影印亦清晰。金抄错字很多，脱、空不少，卷八、卷十有几处错页，抄写别字多，校字满纸，而影印篇幅缩小，颇多模糊不清。不过另一方面，金抄有不少部分和院刻符合而正确，往往可以校正明抄的脱讹。院刻仅存两卷，校宋本仅存六卷半，金抄仅存九卷，只有明抄完卷不缺，又非各本所及，更远胜于明清刻本。明抄单独存在，瑕瑜相半，配合院刻、金抄使用，则两长俱显，作用就大。它的价值，与院刻、金抄可说鼎足而三。
四、从农桑辑要看元代的校改
《要术》元代刻本未见，或已散失。从各方面推测，该本质量并不好，可能明代刻本的严重错乱，应追源于元刻。
元代官撰农书《农桑辑要》中引用了大量《要术》资料，在清代人校勘明代刻本错误的工作上，差不多视同《要术》，影响很大。这里需要略予评述。惟今传聚珍版《农桑辑要》系从《永乐大典》录出，又经校书人分卷更改，已非原样；但在没有更好的善本前，也只能以该本作依据。
《辑要》引文一般是全段或全篇引录，和王祯《农书》等碎割插引不同，因此较能保存《要术》原样。虽有删改、加添和错误，仍有相当的正确性，在校宋本、明抄等未发现前，确是校正明代刻本脱误满纸的唯一依据。所引内容，取对院刻、金抄，多与相符；比较校宋本、明抄，也颇有相合。可以看出两宋本至元时尚存在，《辑要》似是以北宋本为基础，而参校以南宋本的。在两宋本有异文时，弃取之间，亦颇允当。如上述「棠杜康反」不从南宋本而从院刻；「扶老杖」不从院刻而从明抄；卷一《种谷》篇「晚者芜秽难治」，不从北宋本作「出」，而从明抄作「治」，都是正确的。改字也有对的，如卷二《水稻》篇关于水选稻种：「浮者不去，秋则生稗」，「不去」两宋本均作「去之」，《辑要》始改为「不去」，意义更明顺。类似的例子还多，都表现为一定的正确性，可以看出在引用时是经过一番甄别和斟裁的。
反之，也有从违不当的地方，则不能深入求全。试举一比较复杂的例子：卷三《种胡荽》篇有一段说到下种前对于胡荽种子的处理，原文是：「先燥晒。欲种时，布子于坚地，一升子，与一掬湿土和之。以脚蹉，令破作两段。」原注：「……子有两人（按即「仁」字），人各着，故不破两段，则疏密水裛而不生。着土者，令土入壳中，则生疾而长速。」胡荽即伞形科的芫荽，果实为悬果，近球形，比菉豆还小，有两个分果，分果内各有一个种子，分别着生在半个壳内，有皮裹覆着，即所谓「子有两人，人各着」。种前要弄开两个分果，《要术》的方法是用脚来蹉，「两段」即指蹉开后的两个分果。「疏」是「绵」、「紧」一类字写错，「则绵密水裛而不生」，是说如果整颗下种，则嫩弱的幼芽被果柄密塞着种孔不能很快很好地长出来，因而被窝（「裛」）坏。「着土者」以下是申说为什么要放进一把湿土一起蹉的理由，而不是指种下地。但「令土入壳中」的「土」，《辑要》引作「注」，「注」只能是指水，这是理解「着土者」为种下地而来的，则水注入壳中，正易窝坏，意思刚和原义相反。金抄刚缺第三卷，无从推知北宋本原作何字，但南宋本自作「土」（校宋本、明抄同），《辑要》弃而不用，致有此失。自《辑要》误「注」后，自明及清，无不沿误。而渐西本有校宋本作校勘，校勘人刘寿曾竟批「注是」，定稿人刘富曾跟著作「注」，未免偏信《辑要》，枉有宋本。
此外存在于原书或后人窜改的缺点，可从删割、错改和加添三方面来说：
（一）删割《要术》中有怀疑的地方，《辑要》干脆删去。例如卷五《种榆白杨》篇删去「独乐」。「独乐」即玩具「陀罗」。丁国钧《校勘记》（见第六节第二目）有一条校记说：「独乐不知何器，《辑要》删此二字。」未知《辑要》删去是否亦由于「不知何器」？
卷二《种麻》篇说到种大麻趁雨抢墑的急迫：「谚曰：「五月及泽，父子不相借。」言及泽急，说非辞也。」「说非辞」是说抢墑急迫，说出父子之间也不相假借的话来。两宋本均同，但今本《辑要》删去。张步瀛也说：「案宋本「说非辞」三字不可解，黄临疑为讹夺。」由于不易理解，张氏至于怀疑他借来的黄廷鉴校宋本上被黄廷鉴抄错。与张氏相同，渐西本有校宋本作校勘，也不敢加上这三字，只跟着《辑要》作「言及泽急也」。其实《事林广记》「农桑类」引《辑要》原有此三字，今本是被后人删落，则其过在后人。张、刘等未取证《事林广记》，致疑校宋本为谬，而后人校订《辑要》，见解亦未超出张、刘。校宋本曾被干嘉间人所珍视，但也有因为是第二手资料而被怀疑的。大概张、刘等是先有怀疑而不免疏于深鉴。
（二）错改今本《辑要》有不少形似讹字，也有脱文，或系后人误刊，这里不谈。但卷二《旱稻》篇：「地白背时，速耕，杷劳频烦令熟。」「频烦」是接连多次，不厌其烦，《要术》常用语，两宋本并同。《辑要》引作「频翻」，变多次耙●保墑为一再耕翻，意思有很大差别。同样的情况，并见于《种麻》、《种瓜》篇。惟《事林广记》引《辑要？种麻》篇亦作「频烦」，则后人妄改，致使《学津》、渐西诸本，不敢相信据刻原本的正确，而跟着《辑要》错，贻误不少。
卷二《种麻子》篇「大率二尺留一根」下注：「穊则不耕。」「耕」，两宋以下各本同，误；《辑要》作「成」，差可而未尽善（《学津》本从之）。从字形和意义上推究，实系「科」字之误，指分枝，因为这是大麻雌株，要求多分？多结实。后读《四时纂要》正作「科」。日译本从《辑要》。《今释》失校仍旧，解释是：「密了可以不用中耕。」二尺一根不能算密，而且「耕」，古无中耕义。
（三）加添多属音义解释，间亦另作补充，全书三十余条。在《辑要》或未可厚非，但在《要术》的校勘上很成问题。《学津》本无校宋本作校勘，是否《辑要》加添，有时不易分辨，颇多采入，尚有可原。而渐西本也采入很多，实是无视校宋本的滥采。
缺点虽如上述，《辑要》仍有足以校正两宋本不足的地方，如卷二《大小麦》篇引《四民月令》「五月、六月」耕麦田，金抄、明抄均讹作「五月一日」，《辑要》不讹；卷四《种枣》篇：「枣性坚强，不宜苗稼，是以耕」，两宋本同，不通，只《辑要》作「不耕」，就很合理。所以总的说来，《辑要》缺点虽有，要在校勘者慎重甄别，优点仍多于缺点，而其《要术》原本更善于今本。
王祯《农书》中也引用了《要术》的不少资料，所引颇多与《辑要》同谬（如卷二《胡麻》篇「得用锋耩」的讹作「锋耧」，「虽曰郁裛」的脱「曰」字，「之虑」的讹作「又虑」，「于油无损」的脱「于」字，以及上举的「频翻」等，如出一辙），如非王祯据晚刻《辑要》转引，则是后人据聚珍版《辑要》强为校使一致（《农书》亦聚珍版本）。王祯为了自己叙述的便利，引文往往融合在本子里面，所以不像《辑要》的整段、整篇照抄，而多有分割，倒易，并多添插、更改（是否全是王祯原样，也很难说），在《要术》的校勘上，尤不足为据。《农政全书》也大致相似。因此王祯《农书》和《农政全书》二书，过去除渐西本乱加采用外，在《要术》的校勘上没有起过怎样的作用。杨守敬曾用聚珍版王祯《农书》校勘《要术》，据说补脱厘误，大有裨益，当在黄廷鉴校本之上云云，实系未见金抄、明抄而过于自信。
五、明代刻本的严重错乱
（一）开始错乱的湖湘刻本
明嘉靖三年（一五二四年）马直卿刻于湖湘，一般称为湖湘本。所用原本当是元刻系统本。原本已不多见，我们有一部，并有它的影写本。此本开始出现脱段，并有脱页（卷五一页，卷十三页），空白不少，错脱之多，不胜枚举，从下述《秘册》各本所举各例可见一斑，但犹稍胜于《秘册》系统本。
湖湘本似未用有关资料进行参校，否则卷五第三页的缺页，应可据《辑要》基本上补足。但它有一特点，即在书上面加刻校语，为任何刻本所无。影写本上也转录有这种校记三十余条，虽仅及原本错误的极少部分，却透露出校勘上的如下情况：（一）有问题的地方指出「恐讹」，不予轻改，如卷前《杂说》的讹字「邵平」（金抄、校宋本作「校平」），卷四《种桃柰》篇的讹字「以屡」（是「似蘡」之误，指葡萄似蘡薁等。（二）有摸不透的地方只说「未详」，也不轻改，如卷七《笨曲并酒》篇的「便体」（是「便休」之误，「休」先错成「体」，再错成「体」），卷八《蒸缹法》篇的「板初」（是「板切」之误）等。（三）明知多余的字，实可删去，也只指出「衍」，如卷九《炙法》篇「炙蚶」条的「大奠六，小奠之八」的衍「之」字（是说大蚶一碟装上六个，小蚶八个），《饧餔》篇的「饧如水水精色」，多一「水」字等。（四）特别可注意的是书刻成后再经过覆校，将刻错、刻漏的地方再刻上去，予以补正，如卷八《八和兖》篇「？米」的上端校刻着：「？米作檀木」，是说原本作「檀木」，误刻作「？米」（此二字两宋本亦误作「粳米」），卷十「藤〔七五〕」的「无物能比」脱「无物」二字，刻明：「能字上有「无物」字」等。这些足以表明马直卿的刻书态度很慎重，他是力求保持原样，不予轻改。本来原本已经很差，这样可以避免再造成错误。因此湖湘本的严重错脱，可以推知存在于原本。但它「死校」存误不改，没有进行适当的校勘，它的优点，也就是它的缺点。
但湖湘本也有补正两宋本脱误的地方，如上节引《四民月令》例，该本即作「五月、六月」不讹；卷五关于种槐引《尔雅》注「昼曰」改正为「昼日」；卷六关于以马齿鉴别马龄「二十三岁上中央六齿尽黄」，改正为「下中央」；卷十「藨〔九０〕」补上脱文「《尔雅》曰：「藨，藨」」（但下一「藨」字是「麃」字之误）；「●〔九五〕」补上脱文「《尔雅》曰」等，都是两宋本原误而湖湘本始予补正的。当然这些补正是根据它据刻的原本来的。但虽有些微改正，他处错失之多，仍无法补偿。另有原系「空等」待补，此本开始接写不空，消灭脱文痕迹（如卷九《煮胶》篇，见《主要版本的流传》），也是此本的大缺点。
就现存各本看来，严重错乱始于湖湘本，校勘虽较谨慎，仍无补所用原刻本之劣。以后《秘册》本据湖湘本覆刻，任情予夺，乖谬更甚，从元代刻本开始，坏本流传，愈演愈烈。
（二）校刊最坏的《秘册汇函》——
《津逮秘书》本及其不良影响
《秘册汇函》本，明万历三十一年（一六○三年）胡震亨刊，和沈士龙、姚叔祥一同校订。后《秘册汇函》全辑遭火患（《要术》原板损失不大），胡震亨以残板转让给毛晋。毛晋编入所辑《津逮秘书》中。胡本既经毛晋整补改动，二本微有不同，但《津逮》本既是《秘册》本旧板的重板，而且自毛晋继承翻印流传后，事实上《秘册》本已为《津逮》本所取代，因此二本虽微有不同，质量完全一样，二本实即一本。其据刻原本是湖湘系统本。
《津逮》本源出湖湘系统本而拙劣更甚。在校勘上和湖湘本相反，它不是不动原样，而是大改。大改确属需要，可是误多正少；是原本已改，还是胡、毛所改，颇难肯定。但就湖湘本来校比，并证之胡、沈辈的刻书态度，必有出自彼等的率意涂鸦。当然也有不少改对的，如「千」改「十」，「比」改「此」，「雨」改「两」，「啄」改「喙」，「拍脂」改「柏脂」等，大都是上下文一看就能改的。而改错的则有毫厘千里之失。例如「稙谷」（早谷子）改为「植谷」（卷二《大豆》和《种瓜》篇），「大穊」（栽得太密）改为「大概」（卷四《种李》篇），「下田」（低田）改为「下种」（卷二《大小麦》篇）等，则错误严重。在酿酒过程中将饭蒸到半熟《要术》称为「饙」，将饙饭倒入瓮中随即用锅底沸水灌入使胀满熟透，叫做「沃饙」。沃饙的目的是使饙饭糊化透彻，以利于糖化淀粉和酒精发酵。卷七酿造各篇这字很多，但明刻本一划之差就变成「馈」。酱曲之类《要术》有称为「女曲」的，卷八《作酢法》篇有用「女曲」作醋法说：「女曲、粗米各二斗」，《津逮》本一改就变成「取曲」，致使《学津》、渐西诸本也跟着错。女曲在《要术》中有专项介绍，改字者连《要术》本文都没有查过。
校改终比不校改好，因为用意终想改好。但进一步要求时，它又不改了。卷五第三页的缺页没有查过《辑要》，依然缺着，卷十三页缺页，当时可能无法补上，这些都不谈。只就湖湘本的原样来说，由于疏于查对原书，原误几乎全部原封未动。例如上举引《尔雅》的第二个「藨」字没有改正为「麃」，卷二《种麻》篇引《尔雅》的「莩」字没有改正为「●」，《水稻》篇引《周礼》「稻人」注没有补上「浍，田尾去水大沟」的脱文，卷四《种枣》篇引《尔雅》郭注的「曾子」没有改正为「曾晰」，特别是卷六《养鱼》篇引《诗经》「思乐泮水」，湖湘本不误，没有照样刻，「泮」，还搞上一个墨钉，等等，都在所谓「经书」范围内，也听任不通而不改正，至为不解。再进一步，卷二《大小麦》篇引文误题「《尔雅》」没有改正为「《广雅》」，卷四《柰林檎》篇和卷六《养猪》篇误题「《广志》」没有改正为「《广雅》」，卷九《煮●》篇的「●」没有改正为「●」，和这字的音义注解「草片反，米有也」没有改正为「莫片反，米屑也」；更深入一步，《养猪》篇「注曰」没有改正为「小尔雅」，卷一《种谷》篇「昔兖州」没有改正为「西兖州」，卷二《水稻》篇引《字林》「●」没有改正为「秜」等，恐怕只能说对古时一般刻书者不能要求太高了。但吾点、丁国钧等就有几处改正了，或者提出问题来了。总之，随便错改和听任错误不改至于不知所云的例子太多，不胜枚举。
脱误的痕迹，在最初的版本或者还有遗留着，经过后人贸然一改，就被泯灭无缝，非追本寻源，无从抉发其隐。见于湖湘本的已不少，上述的去空接写，消灭脱迹，即其一例。在《津逮》本中又有新花样。如卷十「木棉」、「欀木」二项的内容，都是引自《吴录？地理志》，但湖湘本脱去「欀木」的标目，因此接连有两个「《吴录？地理志》曰」，《津逮》本不细察内容，表面地认为书名重复，因改后一「《吴录？地理志》曰」为「又云」，并改提行为接写，脱标目的痕迹完全被泥灭无影。以后《学津》本跟着错。吾点据内容加上「欀木」标目，与两宋本暗合，但渐西本竟不敢采用，就远不及吾点了。
《秘册》本是胡震亨和沈士龙「分曹订梓」，并和姚叔祥「篝灯校读」的，但如上所述，校订效果很差。再看看它的刻书态度，胡震亨《跋》说：「此特农家书耳，……乃援引史、传、杂记，不下百余种，方言奇字，难复尽通，腹中似有数千卷书者。今人财记《孝经》、《论语》，便思著述，将为此伧鬼所笑。」
沈士龙《跋》也说：
「余始得《齐民要术》，辄以问一二藏书家，有曰：「此伧父覆瓿楮。」或曰：「此农家秘苑也。」……北俗种树、畜牧、调造之法，不但南朔古今非宜，至其动用牛马秽及盐酪薤蒜之类，诚所谓羌煮貊炙，使名庖呕下者也。第其所引如《泛胜之书》、崔實《四民月令》、《杂五行》、《占候》、《食经》等书，皆世所罕觏，其他记传，亦多与今本不同，可互相考证，盖操觚家所不能废者。故与孝辕（即胡震亨）分曹订梓。因两识所问，以见是书虽不必有，亦不可无。」
一开头就因为是农家书被看不起，再加上是「北伧」写的，南北饮食习惯不同，烧粪、喝酪浆、吃蒜头等都在被讥笑之列。其所以把它印出来，不过是因为其中引载有不少已经散失的古书，还有保存的价值；否则，此书大可「不必有」。这是当时很多人的看法，限于历史条件，不足深怪。但拿这种态度来校刊农书，就成问题了。过去也只有胡、沈辈对《要术》的覆刻采取这种态度，要它校得好，真是南辕而北彻。一边看，一边就过去，也随意涂沫一些，在湖湘系统本原已不好的底子上，又遭了一次灾难，评它一个「疮痍满目」，似不为过。栾调甫《齐民要术版本考》（一）说：
「震亨、士？（即姚叔祥）徒具词林博辨之才，伪造古书之长，……况复任情予夺，随心涂改，……其错讹迭出，实亦难为矜恕。……俭腹自曝，亦将「为此伧鬼所笑」。」
湖湘本据元刻系统本覆刻，《秘册》本据湖湘系统本覆刻，从这一系统下来，元明清以来的著述，受它们的坏影响很深。
明杨慎（升庵）《丹铅总录》卷九摘录《要术》中奇字若干个，其中有「●」、「苯」、「●：乌驿切」、「●：草片切」，都是错的（是「叶」、「笨」、「县」、「●」、「莫」之误）。错误来源即是元刻系统本。
湖湘本出版后十三年（一五三七年），杨慎写成《丹铅续录》，卷四又据《要术》采入一条：「野稻不种而生曰稆，刈稻明年复生曰●。」这个「●」字也是错的，见于卷二《水稻》篇引晋吕忱《字林》，两宋本均作「秜」。《说文》：「稻今年落，来年自生曰秜。」湖湘本开始错成「●」，也应追源于它的祖本，无论杨慎所见为何本，这个错字又被杨慎所误录。明梅膺祚还把这个讹「●」字收在他的《字汇》中，自此以后，以至《康熙字典》，在字典中就多了这个讹字。又「●」，明刻本讹作「●」，《康熙字典》引《要术》亦讹作「●」，说明清政府所掌握的也只是明代坏本，所以聚珍版无《齐民要术》。刻坏书的贻误之深，可以概见。
《秘册》——《津逮》本出版后，各家引用《要术》，多据此本。徐光启《农政全书》亦蒙其害。徐光启有径予改正的，但改不胜改。例如卷前《杂说》「每年一易，必莫频种」，误作「必须频种」，「转所粪得地」，「地」讹作「所」，卷一《耕田》篇引《泛胜之书》「腊田」误作「脂田」，「麦田」误作「爱田」，引《四民月令》「土长冒橛」误作「上长冒橛」，引魏文侯语「夏以强耘」误作「夏以锄耘」，等等，全书中触处皆是，都是沿袭《秘册》——《津逮》本之误而来（无论是徐氏原引，或出后人校订，都是胡、毛本之误）。
王念孙、王引之深知胡、毛本脱讹甚多，在其所著《广雅疏证》中引用该本时特别慎重，虽改正了讹字「莩」为「●」之类，仍不免被胡、毛所误。其例不少，略举一二，如引卷五《种紫草》篇引《广志》「陇西紫草，染紫之上者」，脱「染」字，引卷十「乌蓲」引《诗义疏》荻「三月中生」，脱「中」字，引卷二《小豆》篇引《泛胜之书》种小豆「亩五升」，讹作「亩一升」，引卷三《种葱》篇引《四民月令》「三月别（按是移栽）小葱」，讹作「二月」，《种葱》篇《要术》并引《广雅》，但《广雅疏证》未引证，因胡、毛本原脱，等等，都是胡、毛本的沿讹。
多学如杨升庵，重视农业如徐光启，精谨如王念孙父子，尚且不免被坏本所误，其他明清著述，不引《要术》犹可，一引就是胡、毛的翻板，其例太多，不胜赘举，真是误人不浅。而胡、毛本下距后刻的时间很长，重印本又多，上海博古斋还有影印本，同时据以辗转覆刻的本子更不少，因此传播最广，坏影响最大。其错脱满纸，难于校正，出人意外。
（三）《津逮》本在国外的贻误——日本山田罗谷刻本
山田罗谷于一七四四年据《津逮》本覆刻，连？式都一样，是在日本的第一部《要术》刻本。除加译文外，并加圈点和校注。校注刻在书眉上，共二百余条。
由于《津逮》本原误山田没有校正而引起的误解，占校注中很大比重。校正的也有，但很少，如卷三《种葵》篇「皆如种葵法」，「如」原讹作「女」（湖湘本不讹），山田校记：「女字疑如乎」；卷八《作酱等法》篇「鉎●」，原讹作「鉒●」（湖湘本同），山田校记：「鉒，鉎乎」；上举的「思乐泮水」，校出原本的墨钉是「泮」字，比胡、沈等认真。
除少数校正外，大都因误字而误释。如卷前《杂说》「盛裹」原误作「胜衰」，因误释：「《字汇》：「衰，音催，杀也。」」卷四《柰林檎》篇「以酒淹」原误作「痷」，因误释：「《字汇》：「痷，音叶，半卧半起久病。」」《种木瓜》篇「苦酒、豉汁」原误作「头汁」，因误释：「苦酒头汁，犹云药头煎，而谓气味之浓也。」卷五《种榆白杨》篇说建筑木材「松柏为上，……榆为下」，「榆」原误作「捐」，因误释：「《字汇》曰：「捐，着车之环」」（源出《尔雅？释器》）。卷十「葍〔六五〕」引《诗义疏》说旋花属，植物「葍」的根茎可以用灰煨熟来趁热吃，原文是「温啖之」，《津逮》本讹作「温喊之」，因误释：「《韵会》曰：「喊，扬子狄牙能喊。」」这条不但误解，并且所引亦误。按狄牙即易牙，此句原出扬雄《法言》，原作「狄牙能咸」，「咸」即「咸」字，是说易牙善于烹调，能调和咸淡很合口味，后来误为「喊」，《韵会》袭其误未改，山田竟误引。诸如此类很多，虽由山田疏于判别并孤立乱引，实导因于《津逮》坏本。一八二六年仁科干加上序文再据山田本覆刻，明治年间（一八六八至一九一一年）还有重印，小出满二称其「圈点费力，不免武断（一）」，坏本在日本的传播，可以概见。
六、清代勘误工作的努力及其成就
（一）勘误工作的两大系统
清代做这个勘正明误工作收到显著效果的是吾点，其次是黄廷鉴、黄麓森。吾点、黄廷鉴所校后来各自发展成各该系统的多种校本，多至四校或五校。吾校系统就湖湘本进行勘误，得到出版的是渐西村舍本；黄校系统就《秘册》——《津逮》本进行勘误，得到出版的是《学津讨原》本。两个系统的承袭和发展关系如下：
一、对湖湘本进行勘误的各种校本：吾点校本——刘寿曾兄弟再校的渐西村舍刻本——丁国钧三校本——黄麓森四校「仿北宋本《齐民要术》」稿本——欧阳蟾园据明抄再补校本
二、对《秘册》——《津逮》本进行勘误的各种校本：黄廷鉴校的《学津讨原》刻本——黄廷鉴再校本——张定均三校本——张步瀛四校本
两个系统各据明代坏本的一种再三校勘，成为清代干嘉以后在《要术》勘误工作上的两大支柱，后此刊刻各本，都没有越出这两大系统的范畴。其中除《学津》本、渐西本外，都是未经出版的稿本。兹分述如下：
（二）吾点系统本的来历及其发展经过
吾点校本系统积累着十六位《要术》研究者的校勘资料，先后历时四百余年，工程繁重，但长期被隐没无闻，本文特予布露。现在先谈它的来历和积累资料的经过。
吾点于道光初年用《津逮》本（晚印本）和有关各书校勘一湖湘本，在旧校中最为精好。校记中偶有「景」的校语，也相当好。这一校本于清末流传到唐仁寿手中。光绪初年安徽泾县洪汝奎（琴西）主持南京冶城书局时，准备校刻《要术》，搜求各本，乃向唐仁寿借得吾点校本，将吾点校勘的湖湘本影写一部，委托江苏仪征刘寿曾再校。刘用黄荛圃所藏校宋本、《津逮》本及《学津》本进行校勘，并参校以《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农政全书》等，仍将吾点所校及湖湘本原刻校语转录在影写本上。在校勘过程中，洪汝奎偶亦参加意见，并间采及朱述之及朱绪曾校语。书未付刻，刘、洪去世。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袁昶知有此校本，遂向洪子幼琴借出，委托刘弟富曾再校定稿。再校时又参校以歙县汪仲伊抄录本。汪仲伊亦间有校语（但无洪幼琴校语）。另有汪宗沂校语，未知即汪仲伊否。校竣出版，即今渐西村舍本。
这个经过吾、景、洪、二刘、二朱、二汪九人校过的湖湘影写本，后又流传到武昌柯逢时（逊庵）手中。柯氏又委托常熟丁国钧（秉衡）再校。光绪二十六年（一九○○年）秋开校，翌年一月校毕，为时极暂。校勘中最难得的本子是柯氏增加了日人小岛尚质影写的二卷又另二页的院刻残本（柯氏借自杨守敬，即第二节第一目提到的小岛影写本，当时罗振玉影印本尚未出版）。小岛在院刻影写本上也偶有校记，丁氏并予采录。另外，刘寿曾用《农桑辑要》参校，是根据朱述之校本移录的，用墨字写在湖湘影写本上；现在湖湘影写本上还有用蓝字写的用聚珍版《辑要》直接校的校记，是恐怕朱述之所校有遗误而覆校的。这一覆校工作，可能出自丁校。丁校是这个湖湘影写本的第三校。
丁国钧校竣后，将自湖湘本上原刻的校记以来，连同吾、景、二刘等以至本人共十二人所校校记将近三千条，汇录成三厚册的书，称为「校勘记」。《校勘记》准备单独出版，但事实上连同所校《要术》均未出版。
后六年（一九○六年），丁氏在南京高等学堂（今南京大学前身）图书馆工作，《校勘记》为该校监督吴广霈所见，吴乃出日本山田罗谷本《要术》请丁氏转录《校勘记》内容。丁氏择要转录在该山田本上。但重要的未被全录，不及原《校勘记》远甚。
柯逢时似对丁校尚感不足，于宣统二年（一九一○年）又委托黄麓森重校。柯氏偶亦参加意见。黄氏于翌年五月校毕，并缮写净本送交柯氏。这是对这个湖湘影写本的第四校。写本每卷一大册，卷末附校记，款式照院刻，书体亦仿宋字，因题其书为「仿北宋本齐民要术」。黄氏除校湖湘影写本外，并校及《校勘记》，也校得相当好。加校的书有陆心源《群书校补》校宋本。
《校勘记》后为湖北沔阳欧阳政所得，眉上又已多了吴县潘敦先的校勘。潘所用有北宋本，应是罗振玉影印的院刻，则其所校在一九一四年后。欧阳政于书末附《跋》称：「今为寒斋搜得，将拟付印，以广其传」，但亦未果刊行。《校勘记》到这时止，已积累了十四人的校勘资料（湖湘原校、九人所校加丁、黄、潘与小岛尚质）。
黄麓森所校《仿北宋本齐民要术》写本亦未出版，后又辗转归江苏丹徒吴毅庵所得。一九五○年沔阳欧阳蟾园向吴氏借得，录一副本，并用明抄作最后的补校，还将校记代吴氏分条粘附在黄氏原写本上。原写本上欧阳并粘附题记说：「自引为幸者，蟾十年前购得丁秉衡汇校稿本（按即《校勘记》），眉上亦有山（按即黄麓森）及吴县潘敦先校语，视此加繁。缓再合校，以了此一再相遇之缘。」所称十年前购得《校勘记》，那他和欧阳政是同一人。
《校勘记》和黄写本的总根源都来自湖湘影写本，至此合柯逢时和欧阳蟾园所校，影写本上已积累有十六位《要术》研究者的校勘资料，历时自马直卿原刻校语至一九五○年，已达四二六年，都保存在这一套校本上。其取校各书，大量的有关参校各书不算外，即就《要术》本身说，自院刻以至明抄，都已校遍，只少一本一九四八年最晚在日本出版的金抄。这一套《要术》校本——湖湘影写本、《校勘记》、黄写本，在今天校勘《要术》的工作上，很有参考价值，而前人竭精尽虑的功绩，尤不可磨灭。（以上情况，均从书中题记、笺注、信函、跋文以及偶尔散见校记中的线索等钩索而得，资料零星，不一一引证。）
影写本上的校记，至刘寿曾时已经「异同错列，旁行、斜上，有同志表」（渐西本刘富曾附记），再加上刘富曾增校，至丁国钧时更是「朱墨杂糅，写官艰于识别」（《校勘记》丁氏《识语》），很多已经没有地方写，所以粘上许多签条。经过丁校，共计将近三千条，再经黄麓森等增校，又添上几百条。但今影写本上密行细字，极为工整清楚，而且眉上地位不移不乱，这是经过誊写的。
影写本上来源不同的校记，写不同颜色的字，例如院刻、校宋本、王祯《农书》等写红字，《农桑辑要》一校、《群书校补》等写黑字，《辑要》二校、《农政全书》等写蓝字，《学津》本写紫褐色字；各人所校，则湖湘原校、吾、景、黄等写黑字，二刘及丁校写红字。一条中有多至四五校的，五色缤纷，来源可辨，表现工作的异常细致。
（三）吾点的精确校勘
以上十六人所校，各有优劣，但主要是吾、黄、丁与二刘，至于洪汝奎、朱述之、朱绪曾、汪仲伊、汪宗沂及柯逢时，所校极少，且多平泛。卷九《醴酪》篇「常于谙信处」，原讹作「暗」，汪宗沂改正为「谙」（指素来熟识可信之处），与两宋本合，则比较好。潘敦先系就《校勘记》覆校一过，虽也用《太平御览》参校，无新见解可记。小岛尚质系就所抄本与原抄本（院刻）校对，校出个别抄错的字，也有失校的，亦无可足述。
十六人中校得最好的是吾点、景和黄麓森，校得最多而一般的是刘寿曾（包括刘富曾）和丁国钧。二刘所校以渐西本出版，吾、黄所校均未出版。现在先谈吾点和景。
吾点又名尽因，事迹未详。据唐仁寿借给洪汝奎吾点校本的信上说：「吾君不详其履历，或言其是海盐人，曾为教官。」景亦不知何人。吾点湖湘原本的每卷末有「古盐马氏」、「笏斋珍藏之印」、「景仲」等印记。据洪汝奎说：「笏庵名玉堂，海盐收藏家。」也许笏庵即马笏斋，「景」即景仲，但仍无从肯定景就是马笏斋。推测起来，大概景也是海盐人，稍早于吾点（或同时），从所用书的丰富看来，和吾点大概都是海盐藏书家。
吾点所校，正确率极高。刘寿曾《校刊齐民要术商例》（渐西本附载）说：「吾氏于群书，校勘颇详，有反复推勘，而与宋本合者，校记内当采之。」丁国钧也说：「吾氏于是书，用力甚深，校改各字，往往冥合宋刻。」（湖湘影写本卷首题记）确非虚语。吾点当时只有《津逮》本一种，别无他本，他用《津逮》本作校勘，是以最坏本校坏本，而所校多与两宋本相合，诚非一般人所能及。其例太多，举卷一至卷五的一部分，列表如下，以见一斑：
吾点校勘符合宋本及其与渐西本异同对照表
（○表示正确的字。×表示错字。（×）表示脱字。△表示后人加添的字和衍文。）（资料库编制者按：〈〉表示正确的字。｛｝表示错字。□表示脱字。（）表示后人加添的字和衍文。）
篇名北宋或南宋本原文湖湘及《津逮》本错字吾点校正字渐西本采用字备注卷一《耕田》〈妪〉耨禾也（引《释名》）｛以｝薅禾也〈妪〉｛以｝
铁齿●楱俎俎〈候〉（「楱无平声」）〈候〉引号内是吾点校语，下同。
坚？坚？｛●｝｛洛｝
茇茇
即移羸速锋之，〈地〉恒润泽而不坚硬即移羸速锋之｛也｝，恒润泽而不坚硬〈地〉｛地｝｛也｝刘寿曾对吾校批语：「也改作地，不知何据。」刘富曾因两可其说作「地也」。
〈命〉田司（引《礼记。月令》）｛分｝田司〈命〉〈命〉
〈民〉必疾疫（引《礼记。月令》）□必疾疫补〈「民」〉字补〈「民」〉字
〈土〉长冒橛（引《四民月令》）｛上｝长冒橛〈土〉〈土〉
三月杏花〈盛〉（引《四民月令》）三月杏花｛胜｝〈盛〉〈盛〉卷一《收种》〈埴〉垆｛填｝垆〈埴〉〈埴〉卷一《种谷》粟，嘉谷实也（引《说文》）粟，嘉谷实也，（从）｛卤｝（从米）（从）〈●〉（从米）（从）〈卤〉（从米）「从●从米，湖湘本开始添上，「●」又误作「卤」。
薄地寻垄〈蹑〉之薄地寻垄｛嗫｝之〈蹑〉〈蹑〉
●黍〈穰〉则害瓠（引《泛胜之书》）●黍｛稷｝则害瓠〈穰〉〈穰〉
惜草｛芳｝者耗禾稼（引《盐铁论》）惜草｛芳｝者耗禾稼〈茅〉〈茅〉卷二《大豆》生〈朱〉提、建宁（引《广志》）生｛宋｝提、建宁〈朱〉〈朱〉
有〈杨〉豆，叶可〈食〉（引《广志》）有｛场｝豆，叶可｛今｝〈杨〉、〈食〉〈杨〉、〈食〉
覆上〈土〉（引《泛胜之书》）覆上｛上｝〈土〉〈土〉卷二《大小麦》黑〈穬〉麦（引《广志》）黑｛积｝麦〈穬〉〈穬〉
麦，〈芒〉谷（引《说文》）麦，｛芸｝谷〈芒〉〈芒〉卷二《水稻》稻今年死，来年自生日〈秜〉（引《字林》）稻今年死，来年自生日｛●｝？（「说文有〈秜〉」）｛秜｝｛●｝秜是，？近是，●误。刘富曾又两可其说作「秜●」更误。
藏稻必须用〈箪〉藏稻必须用｛簟｝〈箪〉｛簟｝
卷二《胡麻》〈融〉而不生□而不生补「〈融〉」字补「〈融〉」字卷三《芜菁》犁粗〈●〉犁粗｛畤｝〈●〉〈●〉卷三《种胡荽》六月连雨时〈稆〉生者六月连雨时｛橹｝生者〈稆〉〈稆〉卷三《荏蓼》苏，荏类（引《尔雅》注）苏，｛生｝类〈荏〉｛苏｝｛类｝渐西本删「生」字，不补「荏」字。
卷三《蘘荷芹●》●，苦菜，青州谓之〈芑〉（引《诗义疏》）●，苦菜，青州谓之｛苞｝〈芑〉｛芭｝
卷三《杂说》年久色〈暗〉（染潢及治书法）年久色｛阁｝〈暗〉〈暗〉津逮本误作「闹」
先治入潢则〈动〉（雌黄治书法）先治入潢则〈动〉｛软｝｛软｝
辄〈得〉通宵达曙（利用碎炭）辄｛待｝通宵达曙〈得〉｛待｝津逮本作「得」不误，但脱「通宵」
二字。
合止痢黄连｛圆｝、霍乱｛圆｝（引《四民月令》）合止痢黄连｛圆｝、霍乱｛圆｝〈丸〉、〈丸〉｛圆｝、｛圆｝南宋本避宋钦宗赵桓同音名字改「丸」为「圆」；北宋本缺卷，但他处不避。吾校改复原字，是。
卷三《杂说》净〈搌〉去〈滓〉（河东染御黄法）净｛振｝去｛萍｝｛振｝、〈滓〉｛振｝、〈滓〉
作白履、不〈借〉（引《四民月令》）作白履、不｛惜｝〈借〉〈借〉卷四《种枣》曾｛子｝嗜羊枣（引《尔雅》注引《孟子》）曾｛子｝嗜羊枣曾〈晰〉曾｛子｝所有各本皆误，吾点第一个改正。
小核多｛肥｝（引《广志》）小核多｛肥｝〈肌〉〈肌〉
又有〈氐〉枣（引《广志》）又有□枣补〈「氐」〉字补〈「氐」〉字
十〈二〉月乃熟（引《邺中记》）十｛一｝月乃熟十〈二〉月十｛一｝月卷四《种桃柰》广｛雅｝曰广｛雅｝曰广〈志〉曰广〈志〉曰卷四《种李》大〈穊〉连阴大〈穊〉连阴｛概｝｛概｝湖湘本不误，《津逮》本误作「概」
卷四《种梅杏》有白〈杏〉（引《广志》）有白｛李｝〈杏〉〈杏〉卷四《插梨》一〈围〉五〈寸〉（引《永嘉记》）一｛园｝五｛方｝〈围〉、〈寸〉〈围〉、〈寸〉
大〈谷〉梨（引《西京杂记》）大｛容｝梨〈谷〉〈谷〉卷四《插梨》水尽以土覆之，勿令坚〈涸〉□□□□□之，勿令坚｛固｝〈涸〉｛固｝《农桑辑要》亦误作「固」，渐西本从之。卷四《种栗》大小枝〈叶〉皆如栗（引《诗义疏》）大小枝□皆如栗补〈「叶」〉字补〈「叶」〉字
〈味〉亦如栗（引《诗义疏》）｛牙｝亦如栗〈味〉〈味〉
枝茎如〈木〉蓼（引《诗义疏》）枝茎如〈木〉蓼｛水｝｛水｝
膏〈烛〉又美，……明而〈无〉烟（引《诗义疏》）膏□又美，……明而□烟补〈「烛」〉字、〈「无」〉字补〈「烛」〉字、〈「无」〉字卷四《柰林檎》广｛志｝曰……｛又｝曰广｛志｝曰……｛又｝曰广〈雅〉曰……〈广〉〈志〉曰广｛志｝曰……｛又｝曰
张掖有〈白〉柰（引《广志》）张掖有□柰补「〈白〉」字补「〈白〉」字
以酒〈淹〉，〈痛〉〈抨〉〈之〉。……漉去〈皮〉子以酒｛痷｝，｛病｝｛秤｝之。……漉去｛受｝子〈淹〉，〈痛〉〈抨〉，〈皮〉〈淹〉，〈痛〉｛拌｝，〈皮〉「淹，痛」二字吾点据景校；「皮」，吾、景所校同。
卷四《种椒》蜀椒出〈武〉都，秦〈椒〉出天水（引《范子计然》）蜀椒出｛五｝都，秦□出天水〈武〉，补「〈椒〉」字〈武〉，补「〈椒〉」字卷四《种茱萸》双行小注：「食茱萸也，山茱萸则不任食。」误作大字正文改为双行小注仍误作大字正文卷五《种桑柘》秋采欲省，〈裁〉去妨者缺页〈裁〉｛栽｝缺页，吾点据《农桑辑要》补。刘寿曾对吾校批语：「吾抄误裁。」其实刘自误。
卷五《种红蓝花栀子》种〈红〉〈蓝〉〈花〉栀子（篇目）种〈红〉（花）〈蓝〉〈花〉栀子删「（花）」字（「红蓝花是一种」）删「（花）」字
若作唇脂者，以熟〈朱〉和之（合面脂法）若作唇脂者，以熟〈朱〉和之〈朱〉｛米｝校宋本误作「米」，渐西本从误
取猪〈●〉一具（合手药法）取猪｛●｝一具〈●〉〈●〉
上表吾点校改的６９字中，和北宋本或南宋本符合的５３字，并校正两宋本错误的１０字；「振」字未校，也还可通；「●」字多校，但也正确；「？」字近是，并仍指出「秜」字；校错的只有３字，正确率达９５％。
从上表吾点所校和渐西本的对比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渐西本几乎完全依从吾点。但又表现为依违无主，好下批驳，结果正误颠倒，依着他的都对，不依他的都错。所以吾点只错了３字，渐西本竟错至２４字，并有一处误注文为正文。其中如「勿令坚涸」，湖湘本、《津逮》本及《辑要》所引均错成「固」，吾点是根据元末俞宗本《种果疏》所引改正的，可是渐西本放着校宋本和吾点的正确「涸」字不采用，偏依着《辑要》错成「固」。又如曾子（参）父曾晰嗜食羊枣，父死后曾子不食羊枣（见《孟子？尽心下》篇），《尔雅》郭璞注引《孟子》原文亦作「曾晰嗜羊枣」，可是《要术》自两宋本以来一直错成「曾子」，吾点第一个改正了，渐西本也错着不采用。诸如此类，不胜列举，特别是出现「地也」、「秜●」之类的两可态度，更使人不解（别处还多）。
湖湘本的脱段和脱页，吾点最先补正，其所补正，并有为以后各本一直未补的。卷五第三页的缺页，依据《辑要》基本上补足（仅缺小注「一根三文」、「一根直二十文」《辑要》未引），较《学津》本所补为完全。卷十「守气」只有目而脱内容，吾点据《尔雅》及郭璞注补全。「欀木」脱标目，因此内容混入上一目的「木棉」，吾点补上「欀木」的标目。这些补正完全和两宋本符合。渐西本概未采纳，依然缺着。另有「蒋」目引《广雅》「蒋，菇也」，脱「菇」字，吾校补「菇」字，极是；但由于「蒋」目除引《广雅》外，接下去引有《广志》和《食经》各一条，却都不称「蒋」而称为「菇」，因此渐西本莫明其妙地另添立「菇」的一目，以领《广志》、《食经》二条，而原补《广雅》「菇」字仍缺，这不但没有查一查菇就是蒋（即茭白），而且还误解吾点的补脱文为补脱目。这样严重的错误，未知是否由于误刻，否则显得非常粗疏。卷十缺页三页，没有完整的《要术》本子是无法补正的，吾点没有补，虽曾引《吕氏春秋？任地》篇及《南方草木状》补上「菖蒲」目的内容，但是错的。
吾点较能熟识《要术》全书，常是前后引证，反复比较，所以他首先是以《要术》校《要术》；其次参校各书相当丰富；加上一定的学识（如知道红蓝花是一种，相马方面「夜眼」就是「附蝉」等），能够认真推勘，所以判别明决，校得比较好，旧校之中，无出其右。但《要术》涉及的知识面很广，上表中仍有原本不错的三个字被校错了。根据他书引《要术》和《要术》引他书的原书来改正，有时也不免近于「勇改」，发生差错，不过数量不多。加添的地方也有，虽未走失原义，也是他的缺点。优缺点比较，大致优点其八，缺点其二。在当时连校宋本都没有的情况下，只是以最坏本校坏本，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不容易的，他的劳动成果，不应以今天有两宋诸本可作校勘而被埋没。另外有多处没有校到，吾点每有「俟得善本再校」的校语，大概没有校完。
「景」的校记比吾点少得多，可也审慎无妄校。例如卷二《大小麦》篇引《广雅》误题为「《尔雅》」，改正为「《广雅》」；《种芋》篇引《广雅》「茎」误为「叶」，改正为「茎」；上表讹字「痷、病」改正为「淹，痛」（「痷」即山田误释为「久病」的），「受」改正为「皮」，等等。缺段也有补正，如卷十「棪」目有目脱内容，下一目是「刘」，但脱「刘」目，因此「刘」的内容变成了「棪」的，景据《尔雅》及郭注补上「棪」的内容及「刘」的标目。这些补正和两宋本符合，并有改正两宋本原误的（一、三两例明抄亦误，第二例金抄、明抄并误）。渐西本一、三两例已从景校改正，二、四两例仍未采纳。
（四）渐西村舍本校勘的疏浅
从吾点系统下来的各种校本，只有刘寿曾、刘富曾所校得到出版，即一八九六年袁昶刊行的渐西村舍本。
渐西本当时以「精校」作宣传，实际是可以「精」而没有被利用，从上述已可知其梗概，现在再从六方面来探讨：
（一）它确实比明代刻本要好，但和早于它的《学津》本比较，并不见得怎样高明。它很多地方得力于吾点，特别是自卷七中卷以下当时没有任何宋本或农书可资校勘的部分，但都没有交代采自吾校。就是采取吾点，也表现为依违不定，反多自误。卷六相马法「踠欲促而大」，湖湘本误作「碗」，《津逮》本改作「腕」，近是，吾点再改作「踠」，合两宋本；上举山田误释的「喊」，吾点改正为「啖」，亦合两宋本，渐西本都依着改正了，胜过《学津》本。相马法「膝骨欲圆而张，大如杯盂」，「张」除金抄外均误作「长」，吾点校正为「张」，可是刘寿曾批着说：「不知何据」，因此渐西本没有改正。此类甚多，是可以胜过《学津》本而没有胜过的地方。
（二）有校宋本作校勘是渐西本唯一的有利条件，但也由于依违失当，因此正误颠倒，和对待吾校一样，对和不对，都像是碰巧来的。例如卷一《耕田》篇引《泛胜之书》「凡麦田常以五月耕」，「麦」原误作「爱」，校宋本不误，二刘校勘的经过是：「宋本爱作麦，此文承「伤田……岁休」，则作爱是」；「再核，当从麦，此不承上文也」；「再核，非」；最后是：「《农政》，爱」，终于依照《农政全书》仍用「爱」字，殊不知《农政全书》也正被《秘册》——《津逮》本所误。《种谷》篇「西兖州」误作「昔兖州」，校宋本不误，可是刘批：「宋本昔作西，非。」黄麓森予以纠正：「西兖州，孝昌三年置，见《魏书？地形志》，不得谓之非。」卷二《大豆》篇「小豆有菉豆、赤、白三种」，原脱第二「豆」字，校宋本不脱，可是刘批：「宋本菉下有豆，非。」卷五《种桑柘》篇引《泛胜之书》「以手溃之」，原误作「渍」，两宋本不误，刘又批：「宋本渍作溃，误。」丁国钧用小岛影写院刻覆校，也误校成：「北宋本不误溃。」黄麓森对刘、丁所校并予纠正：「渍，两宋本实皆作溃。丁校谓「北宋不误溃」，非也。且溃并不误。」卷六《养羊》篇「抨酥法」的「数日陈酪」，原误作「目」，校宋本不误，可是刘又批：「数目，谓得若干升，宋本作日，非。」校宋本被刘寿曾随便一「非」，湖湘本原误都被逃过关，依然在渐西本上出现。这些都是把不错当错，空有校宋本不发生作用的例子。
卷二《种麻》篇引《尔雅》「●，麻母」，原误作「莩」，校宋本作「苎」，亦误，渐西本跟着错作「苎」。黄麓森纠正说：「莩当作●，不当作苎。」卷五《种红蓝花栀子》篇「合面脂法」有「若作唇脂者，以熟朱和之」，原不误，校宋本误作「米」，刘又批：「吾本朱字疑」，因改为「米」，从校宋本之误。同上「抨酥法」有「大盆盛冷水，着瓮边」，原不误，校宋本「大」误作「水」，「瓮」误作「盆」，亦改从校宋本之误作「水」、「盆」。这些都是把错当不错的例子。湖湘本原已错误很多，经过二刘之手又添上一些错字。这些地方，《学津》本胜于渐西本（「莩」，存误未改，例外）。
（三）偏信他书，甚于相信宋本《要术》。如「注入壳中」、「勿令坚固」、「《农政》爱」等，已见前述。此外还不少，如卷二《大豆》篇「春大豆，次稙谷」（早谷子）之后」，原不误，渐西本改从《辑要》讹作「植谷」（《学津》本同）。卷五关于种梓树「漫散即再劳之」，原不误，亦改从《辑要》误作「漫田」。二刘曾取校张海鹏《学津》本，这里批着：「《辑要》散作田，张本不从」，则刘氏是认为不从是不对，所以他依从了，但他错了。这是以错为不错。卷四《种枣》篇「枣性坚强，不宜苗稼，是以不耕」，下一「不」字，各本均脱，只《辑要》有，是唯一应补的根据，《学津》本据补，是，但渐西本明知「《辑要》耕上有不，张同」，亦非张而自是，竟不补。这是以不错为错。二刘在他书的取舍上，同样表现为是非无见，正误失据。
（四）加添的字句，明为校宋本所无，而唯《辑要》等是从，更使人不解。《辑要》的加添共三十多条，渐西本大都采入。王祯《农书》的加添，也采入很多，如卷二《种瓜》篇「中间通步道」下依《农书》加上「近以就粪，远以通行」的小注，卷四《种柿》篇「●」字下加上「而兖反，红蓝枣，似柿」的小注等等。卷三《种胡荽》篇说到刚种下的胡荽，白天要用箔盖，晚上揭去，因为「昼不盖，热不生；夜不去，虫栖之。」原句极简明利索，王祯在「虫」上加「则有」二字，实在多余，渐西本也照加。卷四《种桃柰》篇种樱桃「不可用虚粪也」下《农政全书》自己补充说：「又法：二三月间，分有根枝栽土中，粪浇即活。」也被采入作《要术》正文。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未知二刘为什么放着宋本不顾这样相信别的书。这种地方，《学津》本比渐西本要慎重。
（五）二刘常以吾校「不知何据」不被采用，但刘氏也并非无据不改。在这方面二刘倒改正了一部分错字。明显的如「须更」改「须臾」之类；较晦的如卷四《种桃柰》篇「选筑孔使坚」改「选」为「还」，卷九《素食》篇改「池鸡」为「地鸡」（地菌）之类。卷十「？〔二二〕」引《广志》有「犹以预为资」，刘校：「预疑蓣」，这里确指薯蓣（但「预」古通「蓣」）。这些都是好的地方。但也颇有改错的，如卷十「橘〔一四〕」引裴渊《广州记》说有一种「壶橘」，「形色都是甘」，「甘」即「柑」字，刘删去「是」字，则是理解「甘」为「甜」，无怪黄麓森说：「甘本柑耳，袁刻（即渐西本）删「是」，太不细心矣。」二刘无据而改，为数不多，而效果是得失相半。
（六）刘寿曾所校最后由刘富曾定稿，但刘富曾不但没有纠正乃兄之失，不如说还要差些（袁昶没有校，只是出钱刻书）。卷五《种红蓝花栀子》篇「作米粉法」的「●使甚细」，「●」音废（又音伐），舂的意思，湖湘本错割成「白」、「第」二字分窜入注中，校宋本没有窜误，但刘寿曾转录校宋本时不知怎样错写成「●」（无此字），并推测说：「●似研之义」（其实「●」字别处不少），渐西本竟以「●，研也，使甚细」的离奇怪样和读者相见。这个应由刘富曾负责。卷四《种桃柰》篇「不求栽」，「栽」湖湘本误作「谷」，《辑要》不误，大概定稿人又不能决定哪个字对，所以渐西本上又出现「不求栽谷」的怪样。刘富曾的这种两可手法，除这个外，还有上举的「地也」、「秜●」和其他。这种地方，未知是否由于误刻，但无论如何，总不免太粗心大意，对读者不负责了。
渐西本刘寿曾原准备附刻校勘记，《辑要》等加添之文不准备加入，只列入校勘记中，吾点的正确校改也在校勘记中交代，但现在完全不是这样，这是付刻时袁昶、刘富曾变更了的，是袁、刘责任。
刘寿曾有一优点，就是他查对过一部分原书，指出篇名，给我们不少便利，这是应该肯定的。
综上所述，渐西本在纠正明刻混乱的工作上，有它一定的成绩。但它有三个优越条件，即一有吾点校本，二有校宋本，三是在《学津》本已经先做了一番校勘工作的基础上。最简单的办法，只要将吾校和校宋本完全照抄，虽不免稍有错误，还是可以毫不费力地超过《学津》本。再加一番细心的推勘，「良工不示人以朴」，的确可以达到「《津逮》诸本，自在天坏」（刘寿曾《校刊商例》语）。可是它没有能够这样做，只能比《津逮》本好，很难超过《学津》本，优越条件没有充分发挥，很是可惜。
（五）黄麓森校本的比较深入
渐西本后是丁国钧校本，在吾、刘已校的基础上进行三校。所校略同二刘，校对的比较一般，校错的也有些出乎意外。可是查对原书，更勤于二刘，引证资料，也颇为丰富，在这些方面，给我们不少便利和某些线索。卷六《养猪》篇引《广志》是《广雅》之误，丁氏最先指出。对他可以肯定的只有这些。正误校例，仿佛于二刘之间（稍为好些，但有限），无甚特异，从略。
丁校本后是黄麓森校本。黄校后欧阳蟾园再用明抄补校。欧阳只是就明抄作校对，还谈不上校勘，而且颇有漏校，如卷十「菜茹〔五０〕」目下没有据明抄补上湖湘本原脱的「●菜：叶似竹，生水旁」一条等等，所以亦无可足述。这里着重的谈一谈黄校。
黄麓森在吾、刘、丁已校的基础上再进行累校，至此已是第四校。校毕缮正「仿北宋本《齐民要术》」稿本，送柯逢时审阅。柯氏见解不及黄氏，无所是正。黄氏在校记上自署为「山」，据《校勘记》欧阳政《跋》称为「黄麓森二尹」，曾为柯氏校刊医书《伤寒补亡论》、《圣济经》等。其学识为柯氏所信任，故《要术》经丁校后仍委托黄氏覆校。从所校内容上看，颇为深入有创见。
黄写本卷首附载校勘《例略》称：
「此本文字，以两宋残本为主；必不可从及已阙佚者，乃从明以下各善本，然必反复推求，要于可信。若各本亦无可据，则虽校出，仍旧不改。至他书所引《要术》之文（原注：「如《农桑辑要》、《农书》之类。」）及《要术》所引本书，其文字即优于《要术》，亦祇列于校记，而不据改。本文偶有一二字决改者，必其字形本相近，灼知为板本沿讹者也。」
如所揭示，有三个校改原则：（一）主要依从两宋本；（二）不据他书改字；（三）明显错误，无据亦改。兹分析其优劣如下：
（一）主要依从两宋本。这个基本上是从违允当，不像渐西本有那么多的正误颠倒，只有个别地方过于拘泥或过于不信。如卷二《种瓜》篇「种茄子法」，「白日以席盖」和「晓夜数浇」，湖湘本如文，校宋本作「向」和「晚」，不如湖湘本原文，黄校则改从校宋本。这是拘泥宋本。卷三《种蘘荷芹●》篇的「胡葸」（即苍耳），湖湘本讹作「胡●」，《津逮》本又讹作「胡蒠」（《学津》本同），校宋本不讹，但黄氏认为「《尔雅》有「蒠菜」，作「葸」，非」，因袭误作「蒠」。这是过于不信。此字吾点已予辨正：「●疑？之误，胡？（按异写作「葸」），苍耳也。……至蒠菜，一名菲，……非此所指。」极是。渐西本此处已从校宋本改正。前举的「掌近」，黄氏认为是「北俗方言」，为前后一致，采用「掌」字，但以字书「掌」字无「杜康反」音，因删去院刻的这个音注，虽知此字不是手掌，胜于吾、刘、丁、黄廷鉴等，但仍不知此字即「？」字。其他对于两宋本缺卷采用他本作校勘时，虽未必完全正确，颇已尽到「反复推求」的努力。
（二）不据他书改字。这个限制过严，就会被限死。黄校就有一些被限死的。湖湘本误字如卷二《种麻子》篇引《杂阴阳书》「麻生于杨或前」，没有依王祯《农书》改正为「荆」，卷三《种蒜》篇「左右过锄」，「尾子垄底」，《种兰香》篇「蓰熟粪」，卷四《种桃柰》篇「取好烂粪（原脱）和土」等，没有依《辑要》改正「过」为「通」，「尾」为「瓦」，「蓰」为「簁」（即「筛」字。黄氏认为应是「覆」字残烂错成），也没有补上「粪」字，虽在校记中说明，不如《学津》本、渐西本的径予补正。还好他没有死守这个原则，也据他书改正了一部分错字，这些大概在被认为明误应改之列。
（三）明误应改。黄校长处主要表现在这一方面。不止「偶有一二字」，而是相当多。例如卷七《造神曲并酒》篇改「清曲法」为「渍曲法」，卷八《脯腊》篇改后一「五味脯法」为「五味腊法」（列举四证，确凿不移），卷十「椰〔五二〕」引《异物志》「系在于山头」改「山头」为「巅」，「古度〔一三二〕」引《交州记》「其实中如有蒲梨者」，提出「梨，当作卢，蒲卢，果蠃也」，等等，都是改正两宋本误字，而且补吾、刘等所遗剩未校，有的在近人校注本上也没有改正，其深入而正确，颇为可观。「古度」是无花果实的植物，在隐头状花序中被无花果蜂的幼虫侵害时，至果实成熟时，幼虫羽化为成虫飞去，这就是所谓「有如蒲梨者，……如蚁有翼，穿皮飞出」（「蒲卢」，源出《尔雅？释虫》，郭璞解释「即细腰蜂」）。黄氏必须具体了解这个情况，纔能作此校正。
音切和形似的校改，黄氏特别擅长。改得好的如「山头」改「巅」；卷五《种桑柘》篇引《永嘉记》「桑柴二七枚，以麻卵纸（按指蚕种纸）」的改「麻」为「庪」（支架的意思。此字两宋本亦误）。卷九《饧餔》篇引《急就篇》「？生但反」，原误作「铁●」二字，黄校说：「今就「●」字推究，知实音注「先旦反」之脱误，则「铁」为「？」之讹自明。「先反」夹注，各本讹合为「●」，而「旦」脱。」其「反复推求」，可谓精到。
但过分用形似来怀疑，也会发生差错。如第四节所举的「说非辞」，黄氏虽据校宋本采入，但认为是「设俳辞」（编设笑话）之讹，则虽见深思，已属多余。再发展下去，就不免由多余而错误。如卷一《耕田》篇说到开荒山泽田，七月中割除杂草木，草干放火烧掉，「至春而开」，下面小注：「根朽省功」，两宋本同，而湖湘与《津逮》本「开」下多「恳」字，脱小注，黄氏认为「恳」字应有，小注「根」字即「恳」字的音近而讹，而「朽省功」是「恳」字的音注「巧省切」之讹（「巧」音考）。虽是错校，颇见巧思。其用巧大多类此。但过巧也会失真，因此颇有强改吾点所校，如卷三《杂说》篇引《四民月令》改吾校「夾薄」（「夾」是夹衣，原误作「舍」）为「褡薄」，说是薄被；卷十「槟榔〔三三〕」引俞益期《笺》改吾校「下不斜」（原误作「凉」）为「敧」等，吾校都是有根据的正确校正，且合两宋本，黄氏以己意别出心裁，作不必要的用巧，反而错误。
黄麓森和吾点比较，各有优劣。吾点引书广博，校改明决，正误率大约正八误二。黄氏用书不多，多凭智力，正六误四，不及吾点，但深入处有非吾点所及者。吾氏是首理乱麻，黄氏是凭借多人成果；吾氏是用最坏本校坏本，黄氏是有多种善本作参校，则又大有不同。
黄氏认为《要术》和后魏郦道元的《水经注》相像，正注文有混淆，因此正文有很多被改为注文。虽然《要术》中有不少正文像注文，特别是卷七酿酒各篇全部无注，可能有羼杂，但这个工作是多余的，而且容易主观。
（六）黄廷鉴系统的初校本——《学津讨原》本
《学津讨原》本清嘉庆九年（一八○四年）张海鹏刊，早于渐西本九二年。据刻原本是《秘册》本。校勘人是黄廷鉴。黄氏是继吾点之后（相差只几年）勘正明误的第二人。但黄氏未见吾校本，二人是各校各的，以后累续增校，各成系统。
黄廷鉴的校补工作，可分两部分：卷六以前主要依据《辑要》，补正不少脱文和错字，卷五《种桑柘》篇的脱页也补上了（但「又法」和「种禾豆欲得逼树」二条，《辑要》引在卷三「修莳」项下，没有敢补上，不如吾点明断），取得相当成绩。对《辑要》的取舍，稍胜于渐西本，但依《辑要》加添的也不少（没有校宋本作参证，和渐西本有不同），当然跟着错的也有，其或正或误，可以说几乎同于《辑要》。卷七以下《辑要》未引，则以他书作参校，或凭判断，大多正确，只是所校不多。张步瀛称其「谬讹不可读者尚多」，即指其未校部分。卷七以下吾点校正了不少，一部分被渐西本所采用，所以后四卷渐西本稍微比《学津》本强些。
黄廷鉴校改比较慎重细致，判别力稍胜于二刘，如果他有吾点校本和校宋本作凭借，可以使《学津》本胜过渐西本。一九二六年中华书局《四部备要》不采用渐西本而采用《学津》本排印，有它一定的道理。商务印书馆也有影印本。
本文对渐西本作较详的分析和举证，主要为了揭露它和吾点的关系及其有有利条件没有被充分利用的情况。《学津》本则有不同，其正误各例除散见本文可略知梗概外，其余另见《主要版本的流传》，本文从略。
（七）黄廷鉴的进一步校勘
《学津》本出版后十余年，黄荛圃购得一校宋本。黄廷鉴借得该校宋本的陈揆转录本就《学津》本作进一步的覆校。卷七以下，校宋本亦缺，则另求别本覆校。所校全部内容，张步瀛转录在他的校本上（参看第三节第一目）。张氏所转录，卷六以前与刘、陆二种校宋本颇有异文，已见前述；这里谈他所录黄校的卷七以下部分。
据张氏所转录，卷七以下部分黄廷鉴以「沈本」和「旧校」作参校。第五节第二目所举的「《吴录？地理志》曰」，《学津》本袭《秘册》本之误作「又云」，这一次黄氏覆校改复了原样，张氏有如下的转录：「黄校：「又云」二字，沈本作「《吴录？地理志》曰」，另起行。」所谓「沈本」，应即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所称的「华亭沈氏竹东书舍刻本」。另外，卷九首页张步瀛又有眉批：「以后黄临旧校，未知何本」，黄氏也在校记中提到「旧校」怎样怎样，是黄氏除沈本外，尚有旧校作参校。可惜这一旧校，未知出自何人。除此之外，黄氏亦用他书自校。无论旧校或自校，往往与两宋本符合，惟所校极少。当时目为「精校」，秘而不宣。
黄校见于卷九、卷十的不满五十条（张步瀛校本缺七、八两卷），什九正确。例如卷九《炙法》篇「●炙豚法」改正「串一升」为「蜜一升」，《饼法》篇「切面粥」下改正「熟干」为「熟蒸」，《作菹藏生菜法》篇「作汤菹法」的空格补上「煠」字，卷十「竹」项引《博物志》改正「竹及」为「竹皮」等，都是《津逮》本、《学津》本原误而予以校正的。这一部分湖湘本亦不误。
另一部分是包括湖湘本在内也是错脱而予以补正的，如卷九《炙法》篇「牛胘炙」改正「肥」为「脆」，改正「明」为「肕」（《津逮》本误「朋」，《学津》本改作「明」，亦误）；《饼法》篇「豚皮饼法」的「臛浇、麻、酪任意」补上脱文「麻」字；《醴酪》篇「煮醴法」的「令汁味淳浓」补上脱文「令汁」等。这些补正，或出「旧校」，则旧校当另见善本。特别是卷十「椵」、「刘」、「葍」、「苹」、「荠」、「菟葵」等项引《尔雅》补上「也」字，更非有善本不行。因为今本《尔雅》解释某物为某物时均无「也」字，而《要术》所引，有的有，有的没有，因此究竟哪个应补，哪个不应补，毫无标准，可是黄廷鉴所补，正是《津逮》等本所全无，而是金抄、明抄所全有，如果没有见到较好的本子是办不到的。但这个「旧校」所见的是什么本子，现在无从知道。可是这个旧校又没有据其所用本子校正其他的许多错脱，可以推知那个本子也不是完善之本，只是偶有个别地方胜于明代刻本而已，怀疑那是元刻本一类的本子。
卷十「苹〔六六〕」引《诗义疏》「藾萧，……茎似蓍」，湖湘等本作「箸」，黄校改作「蓍」，同金抄、明抄，当系据《太平御览》卷九九八所引自校；「竹〔五一〕」引《风土记》改「家坛」为「冢坛」，亦应系据《太平御览》卷九六二所引自校，因为任何一本都是「家」，而作「冢」是正确的。
（八）张定均和张步瀛的累续加校
在《秘册》——《津逮》本已经黄廷鉴二度校补的基础上，道光年间有张定均的第三次累校和张步瀛的第四次累校。各人累次所校，都汇总在张步瀛校本上，除《学津》本外，均未出版。张步瀛在书末题记中说明这个经过：
「此胡震亨本（按指《津逮》本）也。道光戊申（一八四八年），余授徒于常熟之南乡。家之平丈，亦得此本，先以《御览》等书校之。后又得张氏照旷阁本（按即《学津》本），其同里拙经逸叟黄廷鉴手临吴门士礼居（按系黄荛圃藏书室名）所藏校宋本于其上。余并借得两本，并聚珍版《农桑辑要》校之。先嘱汪生临校宋本于行间，字多则标于上方。次乃自将《辑要》所引及张本之异同，分别标之，以便稽核。亦间以他书覆勘，如《尔雅》、郭注、《礼记》、《周官》、郑注、《玉篇》、《集韵》之类。第十卷则取之平丈手校，以朱临于行间别异之，不敢掠美也。校宋本祇有六卷，《辑要》所引亦祇在六卷以前，其七、八、九、十四卷，无从校正，虽有张本小异处，要其谬讹不可读者尚多，仍从盖阙之例。第十卷幸得之平丈手校，粗可考正。……」
所称「平丈」，即张定均。张定均姓名，亦仅从书中提到的「家定均」得知。张步瀛又名廉舟（亦作莲洲），余亦未详。
张定均在第十卷中确实据《太平御览》、《初学记》、《南方草木状》等校得不少，在黄廷鉴二度未校的错脱中，他补校了一部分。例如「果蓏〔七〕」引《吕氏春秋》校正「升过」为「升遐」，与金抄合（吾点亦校出，渐西本据以改正）；「柚〔一六〕」引《风土记》补上「色黄而味酢」的空白「黄」字，与两宋本合（吾点、黄麓森均未校出，渐西本因亦未补）；「椑〔二０〕」的「宜都出大椑」上两宋本以下均脱书名，补上「《荆州土地记》曰」（吾点亦校出，渐西本不从）；「槟榔〔三三〕」引「《林邑图记》」校正为《林邑国记》，与两宋本合（黄廷鉴后一次亦校出），等等，都是校得正确的。但他的校法几乎将《太平御览》等所引异文全部校出，因之与《要术》所引大有出入。这只能作为参考，如果据以订正《要术》，还需要大加斟裁。
卷九张定均只校了《笔墨》篇，系用宋初苏易简《文房四谱》的旧抄本作参校。校法也是将异文全部校出。该旧抄本与现在一般印本（如《丛书集成》排印《学海类编》本）有不同。这些差别，在我们作校勘时有参考价值。
张步瀛于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年）再作第四次的累校。他先校录了黄廷鉴校宋本和《学津》本的内容，再转录黄廷鉴第二次及张定均所校，然后本人以《农桑辑要》、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等覆校。他的功绩是保存了一部校宋本和当时所传称的黄廷鉴「精校」本等（今缺第七、第八两卷）。分别以朱书、墨字和眉书、行间夹写等不同写法分清资料的来源，其为黄氏所自校，标明「黄校」，不与校宋本混淆。书写极工，校勘亦颇审慎。但所校不多。
张步瀛所校，多半正确。卷四《种李》篇引《家政法》「二月徙梅李」，「徙」除金抄外无不讹作「从」，吾、黄两系统各校本亦未校出，因之渐西、《学津》、黄麓森各本均袭误未改，只张步瀛校正了。卷二《种麻》篇关于沤麻「大烂则不任，暖泉不冰冻」，湖湘及《津逮》本「暖」讹作「挽」，《辑要》则衍作：「……不任挽，暖泉……」，《学津》本从之（湖湘影写本上有《辑要》二校的蓝字批着：「《辑要》是」，疑出丁国钧，因渐西及黄麓森本均未采此错校），张氏批：「瀛谓《辑要》、张本非也，校宋本无挽字，盖挽即暖之讹尔。」亦属正确。但也有错的，如怀疑「说非辞」是黄廷鉴抄错等。卷七以下，只卷十曾用陆玑书校过。总之，张氏所校不多，颇见审慎，错误亦不免。
吾、黄二系统各种校本，始自干嘉，终于近年，经过多人的不断努力，纠正明刻的很多乖谬。但大都未刊布于世，并多有被校书人所埋没，本文略予布露，以彰存前人研究成果。此后刊刻各本，均不出此二系统，只在《学津》、渐西甚至《津逮》诸本范围内颠来倒去，质量相似，甚至更劣，几乎谈不上校勘，本文概从省略。《万有文库》本只是明抄的排印本，间有校改，但很少，还添上一些排印上的错字，这里也不谈。
七、现代科学知识的整理
《要术》经过清代学者不断的努力，在勘正明刻错乱和两宋本的错误上，取得显著成绩，但仍有很多没有校正，距离原书尚远。近年有石声汉先生《齐民要术今释》和日人西山武一、熊代幸雄二氏合译的《齐民要术》出版，综合各本以现代农业科学知识作校勘和注释，校改合理，非任何旧校可比。在我们的校勘工作上，得到不少借鉴和启示，帮助很大。不过《要术》所包涵的知识面很广，古今方言异词，年代久远，错脱滋衍，至为繁复，加上引书很多已经失传，特别是南方食馔各书，更难取证，益增困难。因此二书所校也尚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一）《齐民要术今释》
《齐民要术今释》四册，一九五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八年六月科学出版社出版。
《今释》的校书，似乎仓忙了一些，因此产生了三种现象，即错校、漏校和不校。
错校是指校记中称某本作某字或某字据某本改正时，实际该本并非某字。在全书中相当多，这里只能就《要术》各本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一）关于金抄（一）。《今释》三一页校记说：「「稙」：明抄及后来刻本都作「植」，依金抄改。」其实金抄作「种」。五四五页说「掸」误作「挥」，六三四页说「奠」误作「莫」，其实金抄正作「掸」、「奠」不误。七六七页说「盐豉」二字金抄空等，其实所空是「取盐」二字。又二九页说「石抑」金抄作「石？」，「第二个字根本不认得」，其实这字金抄作「抑」，仍是「抑」字，是它很多的别写字之一，从下文「迎风」、「仰垄」作「●风」、「●垄」（都是「卬」字连笔又多一点）可证，等等。
（二）关于明抄。上举第一例，明抄正作「稙」，没有误作「植」；《杂说》二○页说明抄作「掊」，但实际作「倍」；五二六页说明抄「者」误作「若」，但实际作「昔」；五四三页说「三种」据明抄改正，其实明抄作「二种」；五七四页说应该重复的「苦汁」二字据明抄补，其实明抄正脱此二字；八一○页说明抄误「不濡」为「下濡」，其实明抄不误，等等。
（三）关于渐西本。二九页说渐西本作「中●火谷」，其实它依湖湘本作「中●大谷」；三九三页说渐西本作「春夏气暖」是对的，因据以改正，其实它依湖湘本作「春夏气？」，等等。
（四）据《今释》的《体例说明》，将《津逮》、《学津》、渐西诸本「合称为「明清刻本」或「《秘册汇函》系统版本」」（其实渐西本不出自《秘册》系统），在以此等总名概括各该本时，不符合处还要多。即以渐西本为例，上举的「稙」，渐西本作「殖」不作「植」；六七三页说「谙信处」的「谙」，「明清刻本讹作「暗」」，其实此字只有渐西本已据汪宗沂所校改正为「谙」，与金抄、明抄合；七三十页说「升遐」「明清刻本均讹作「过」」，其实此字也只有渐西本已据吾点校改正为「遐」，与金抄合，等等。其余《津逮》本、《学津》本也有同样情况，不必多举。
漏校没有像错校那么多，但也不太少。例如卷前《杂说》「亦刈黍了，即耕两遍」，十九页采用明抄等讹字作「子」，并校记说：「这句中的「子」，怀疑是「下」字写错」，其实这字金抄作「了」，意义很明白，是唯一正确的字。「晓夜」，一三三页采用两宋本讹字作「晚夜」，虽说明「怀疑是「晓夜」」，但《辑要》引及《津逮》本、渐西本明作「晓夜」（从湖湘本来）。「爓治」（烫鸭净去毛脏），六二三页采用明抄等讹字作「烂治」，虽说明是「爓」字写错，但院刻、金抄明作「爓治」。又如「满九石米止」，四九二页采用明抄讹字作「正」，但作了详细校记证明是错，应作「止」，其实这字仅明抄抄错（《万有文库》本据明抄排印，其误同），其余自金抄以下至渐西各本全作「止」，未知怎样会漏校的，等等。
另一种情况是漏校重要的字，没有尽各本的特长。例如卷前《杂说》「每年一易」，十六页袭明抄讹字作「二」，没有依金抄改正为「一」。九十六页「大率二尺留一根」下注：「穊则不耕」，「耕」，各本同，是讹字，仅《学津》本作「成」（从《辑要》来，日译本从之），差可，《今释》漏校沿讹作「耕」，九十八页解释是：「密了可以不用中耕」。按二尺一根不算密，且「耕」，古无中耕义，我们认为是「科」字之讹（指分枝），后读唐韩鄂《四时纂要》采《要术》正作「科」。「蕑子藤」，八○一、八○三、八○七页均袭明抄讹字作「简子藤」，其实此字金抄等均从草，正字应从渐西本作「蕑」，音艰，即「葌」字，《诗经？郑风？溱洧》「方秉蕑兮」毛《传》及《广雅？释草》并云：「蕑，兰也」，《艺文类聚》卷八二即引作「含兰子藤」，清李调元《南越笔记》卷十四所记正作「兰子藤」，说明明抄作「简」是讹字。六六八页「●末一斗，以沸汤一升沃之。……以●？舂取勃。……以饮二升投●汁中。」「斗」，各本同，亦讹，仅金抄作「升」，是，《今释》漏校未据金抄改正。这是重要的字，因为「勃」既解释为泡沫，作「斗」就不能成为浆状的「●汁」，无从舂取泡沫。日译本亦漏校，因解释「勃」为粉团子（丸子），于全篇意义不相应。
不校是指径改《要术》原文，而不作任何说明。例如六二三、六三九、六四○及六四一页四处的原文「细研」，都径改为「细斫」。按「细研」是引《食经》等的特用语，指将肉琢烂如肉馅子，意思和「细斫」相当。《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卷十九「丹雄鸡」引《食医心镜》说：「肥雌鸡一只，治如常法，细研为臛，作面馄饨，空心食之。」唐段公路《北户录》卷二「食目」崔龟图注引颜之推（和贾思勰同时稍后）说：「今之馄饨，形如偃月，天下通食也。」是古所谓「馄饨」，即今水饺，无论《食医心镜》所说是哪一种，总之是将鸡肉「细研」为馅用面皮包起来吃。据此，「研」不是错字，可以不改。
此外还有一些可能是印刷上的错字和脱文（指《要术》本文），没有细心校补，这里不谈。
以上也许是仓忙中的错失。至于其他，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这里也只能略举数例。卷五《种蓝》篇说到移栽蓝：「五月新雨后，即接湿耧耩，拔栽之。」注引《夏小正》作证明：「五月启灌蓝蓼。」「启灌」两宋及渐西各本均误作「浴灌」，他本更误作「洛灌」或「洛雚」。这是自有《要术》刻本以来一直错着的字，吾、黄各校本也没有消除，《今释》三四○页仍沿院刻之误作「浴灌」（日译本同）。按此二字《夏小正》原文作「启灌」。《夏小正》是汉戴德所传，据戴德解释是：「启者，别也，陶而疏之也。灌者，丛生者也。」清顾凤藻《夏小正经传集解》卷二：「陶，除也。……熊安生曰：「开辟此丛生之蓝蓼，分移使之稀散。」」说得很明白，「启」是「别」，「别」就是移栽，隋杜台卿《玉烛宝典》卷五引崔實《四民月令》说五月「可别稻及蓝」，正是指移栽蓝，时间和《夏小正》及《要术》正相符合。「灌」是「灌丛」，《尔雅？释木》：「灌木，丛木」，今所称「灌木」，即从此义而来。这里是指丛生的蓝苗，需要分栽，和灌溉毫不相干。《要术》正文正是说五月「拔栽之」，所以引《夏小正》文为证，怎么会是作灌溉讲的「浴灌」呢？而且「浴灌」作灌溉讲也很勉强。卷七《造神曲并酒》篇「神曲酒方」下另起行的「渍曲法」，各本均讹作「清曲法」，四六二页说疑是「清酒法」之误，日译本也解释作「清曲酒」，其实这只是「渍曲法」之误（黄麓森首先改正），是继续叙述「神曲酒」的浸曲方法，不是造另外一种「清酒」或「清曲酒」。《笨曲并酒》篇引《食经》「作白醪酒法」的「济令清」，四九五页读作「济，令清」，因作校记说：「怀疑「清」字是「消」字写错」，实际并没有错。按「济」，古文作「泲」，经传中常用，也写作「●」。唐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十五《十诵律》「●」下解释说：「又作泲，同。……《广雅》：「●，漉也。」谓●出其汁也。」实际意思就是「漉」字，亦通「挤」字，「济令清」就是使酒醅的糟和清酒分离，也就是《左传》僖公四年、《周礼？春官》「司尊彝」、《礼记？郊特牲》所说的「缩酒」，「缩」也是挤去、滤去的意思，犹今榨酒。卷八《作酢法》篇引《食经》正作「泲取汁」，更可证明。同样情况，将「炊三斗米酘之，凡三。济出，炊一斗酘酒中」，读成：「炊三斗米酘之；凡三济。出炊一斗酘酒中」，将「济」当作「剂」字讲，「出」字没有着落，也是值得考虑的。
《今释》的校勘，大致如此，由于较为匆遽，不免微瑕玷瑜。本文至此结束，不再多举。顺便提一下七六九页有一条校记说：魏「黄初三年，是公元一六九○年。」实际是公元二二二年。解放前有的《历代纪元表》附有「民国纪元前」的年份，黄初三年恰恰是「民国纪元前」一六九○年，《今释》是看错了一栏，致有此误。
（二）日译本《齐民要术》
日译本《齐民要术》上下二册。上册包括《要术》前六卷，西山武一氏执笔，一九五七年三月日本农林省农业综合研究所出版；下册第七、第八、第九三卷（第十卷删去未译），熊代幸雄氏执笔，一九五九年三月出版。
日译本的校勘态度，比《今释》要严肃，错校、漏校不多，但也有一些，如「以剜剜似斗故也」，上册二三六页说院刻「似」作「以」，其实院刻、金抄均作「似」，这样连带影响它的奇异解释；「离脊肋」、「●几」，下册一八四页说金抄如文，其实金抄讹作「离春●」、「●凡」；「稹稹着牙」，一九七页说金抄如文，「着」字《万有文库》本空白一格，他本脱，其实金抄「着」讹作「箸」，各本空脱的是「牙」字不是「着」字。至于漏校，如上举的「升」字；又如卷四《种李》篇引《管子》「五沃之土」，「五」上册一八八页采用各本的讹「三」字，没有据金抄校正（《今释》据《管子》校正，亦未依据金抄）；《柰林檎》篇引《广志》「里琴似赤柰」，「里琴」是林檎的异名，上册一九八页采用明抄等讹文「理琴以赤柰」，解释为用赤柰来理琴，没有依金抄校正，尤非；引韦仲将《笔方》「复用毫青衣羊青毛外，如作「柱」法」，下册二五三页认为《万有文库》本等有「衣羊青」三字是衍文，据金抄删去，其实这三字金抄亦有，是原先抄漏后来由「右校」补上的，不过字迹较隐不太完整而已。这三字是必须有的。清梁同书《笔史》引《妮古录》：「笔有四德：锐、齐、健、圆。」引黄庭坚《书侍其瑛笔》：「宣城诸葛高三副笔，锋虽尽而心故圆。」引宋晁说之《赠笔处士屠希诗》：「自识有心三副健。」「心」指笔心，即韦仲将所称的「柱」；「副」是外层的「被」，即韦氏所称的「衣」；「三副」即三重的外被，连笔心共四层；这样的笔，能够长期保持「健」而「圆」。韦仲将名诞，是三国魏时名书法家，善于制墨，其兄昶，善于制笔。《要术》保存下来的韦氏笔法，正是这种「有心三副健」的四层笔。「复用毫青衣羊青毛外」这句指的是第三层和第四层，即在第三层羊青毛的外面，再裹以「毫青」（即青兔毫，「衣」作动词用）为第四层。宋苏易简《文房四谱》卷一记载唐代书法家欧阳通自重其字，用笔必须是「狸毛为心，覆以秋毫」，现在名国画家有用一枝湖笔已达几十年，笔锋虽秃而圆健如故，这些都是韦法的发展。其他错校、漏校还有一些，不多举。
日译本的校勘，主要不在错校、漏校，而在其他方面颇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多半存在于汉语古文和汉字的用法及引用的古书上。例如「若朱蓝之染，能不易质？」上册二○六页在「能」上加「不」字，可不必，因为这是反句，句末省去「乎」字，很平常的文言句法。「谚曰：「木奴千，无凶年」」，由于「谚曰」原误作「注曰」（参看第三节第一目），一九一页因在「注」字上加「急就篇」三字，变谚语为《急就篇》的注文，尤非。引晋周处《风土记》注：「俗先以二节日，用菇叶裹黍米，以淳浓灰汁煮之，令烂熟，于五月五日、夏至啖之。」这是记述端午和夏至二节日吃？子的习俗，但「以二节日」是自两宋本以来一直错脱着的字，日译本和《今释》都没有消除。实际「以」是「此」之讹，或者「此」字突如其来，贾氏改为「以」字，「节」下脱「一」字，原文应是「俗先此二节一日」。这是说先一日裹？，到二节日（端午和夏至）好应节拿来吃。现在也是这样。如果只是「先二节日」，不但讲不通，而且「先」可以作从前讲，那从前在节日吃？，现在不吃，就和周处所说历久相沿的习俗不符了。我们作这样的校正是根据《玉烛宝典》来的。该书卷五引《风土记》注正是这样：「俗重五月五日，与夏至同。……先此二节一日，又以菇叶裹粘米，……二节日所尚啖也。」是其明证。下册一九七页还以二节日为谷雨，那相差远了。《笔墨》篇说到用铁梳梳治毫毛，「盖使不髯。茹讫，各别之」，下册二五二页「髯茹」连词，并说「茹」疑「而」（古「●」字，即颊毛）之误。其实「不髯」已足够说明梳治毫毛不使杂乱，不必再用和「髯」同义的「●」字；而「茹」实系制笔过程中很辛苦的工序，是特用术语，不是错字。毫毛经过梳治后，还不能直接拿来制笔，必须再经过「茹治」，这是极细致艰辛的劳动，和梳毛工序是两回事。梁同书《笔史》：「制笔谓之茹笔，盖言其含毫终日也。……今制法如故，而茹笔之名隐矣。」但唐代还称为「茹」，苏易简《文房四谱》引唐陆龟蒙《哀茹笔工辞》：「爰有茹工，工之良者。择其精粗，在价高下；阙齾叉互，尚不能舍。旬濡数锋，月秃一把。」祖国的书画艺术，原来是先要经过茹工这样艰辛感人的劳动制出好笔纔能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今释》七二○页「髯茹」亦连词，释「茹」为杂乱，也少了这一道茹工。
猪饲彦博的校改，颇有问题，已见前述，而日译本颇多采用。下册一三三页改「五味脯」为「五味腊」，二四五页改「养老自幼」为「养老育幼」等是正确的。但如一四八、一四九页认为「斛」是「臛」的北方音近俗用字，再进一步改「解」为「斛」，然后又以「斛」扣合「臛」字，又如改「节」为「胵」，也说北方音近俗用等等，不免缺乏根据，问题太容易解决了。引《食经》有一种「脸●」，是肠和血合煮的羹，原文「……细切将血奠与之，——早与血则变」，「将血」二字实际是「血将」倒错，致不可解，一五○页因改二「血」字为「皿」，则和为什么给早了会变不协调。「奠」是装盛方法上的《食经》、《食次》特用语。《北户录》卷二「食目」：「南朝食品中，有……脸●」，唐崔龟图注引《要术》作：「……细切血，将奠与之，——早与血则变也。」倒转二字，就很明白，是说在将盛供前纔下血，否则下早了血会变老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诸如此类，也不多举。
附录二《齐民要术》主要版本的流传一、引言二、北宋崇文院刻本三、日本金泽文库旧抄卷子本四、南宋张辚刻本五、南宋本的明代抄本六、元代刻本的推测七、明代马直卿刻本八、明末胡震亨——毛晋刻本（《秘册汇函》——《津逮秘
书》本）
九、日本山田罗谷刻本及仁科干覆刻本十、清代张海鹏刻本（《学津讨原》本）
十一、清末袁昶刻本（渐西村舍本）
一、引言
《齐民要术》的最早刻本，据现在所知，是北宋初期的崇文院刻本，在这以前大概还在抄写流传的阶段。以后南宋、元、明、清都有续刻。清以后还有石印本和铅印本。所有这些后出之本都由北宋崇文院本一个本子辗转承传下来，不下二十余种，其质量都没有超过北宋本的，而明代刻本和据明代刻本翻刻的本子质量更差。
崇文院刻本现仅存二卷（原书十卷），在日本；另有崇文院系统本的抄写本九卷，亦在日本。这二本的质量相当好。南宋张辚刻本早已佚失，现在有残缺不全的校宋本。南宋还有张辚本的覆刻本，亦已散失，现在有它的抄本，就是《四部丛刊》所影印的。这两种南宋本也相当好。
元代刻本未见，但从有关文献可以推知它的质量并不好，它是开《要术》坏本之渐而严重影响以后刻本的。可是元代的《农桑辑要》引录了《要术》前六卷的大量资料，基本上和两宋本的内容相符。
明代有三种刻本，即一，马直卿湖湘刻本，是元刻本系统的覆刻本，现在已不多见；二，华亭沈氏竹东书舍刻本，现亦不多；三，胡震亨《秘册汇函》——毛晋《津逮秘书》本，是湖湘系统本的覆刻本，印数最多，流传最广，影响最大。这三种本子都直接间接沿袭元代刻本而来，质量都不好，而胡、毛刻本最坏。
清代干嘉以后开始对明代坏本进行勘谬工作，其中得到出版的有二种本子，即张海鹏的《学津讨原》本和袁昶的渐西村舍本，有一定程度的勘正，但离开两宋本水平还很远。另有几种校勘得相当精好的稿本，超过《学津》本和渐西本，但没有出版。以后翻刻或续印之本就多了，都没有超出《学津》本、渐西本的范围，甚至还有依据明代《津逮》本翻印或影印的，那质量更坏。在日本，乾隆初年也有据《津逮》本覆刻之本，以后还有据该覆刻本一再翻刻和重印的，当然也只能是《津逮》坏本的翻版。
《要术》一书在长期流传过程中，至北宋始有刻本。刻本至元代开始变坏，至明代胡、毛刻本达到极点。清代做了不少纠谬工作，取得一定的成绩，但至渐西本止，还相差很远。至于渐西本以下，更不足论。所以本文记述各种版本的承传及其递变，并略加评语，自北宋崇文院刻本至渐西本止，其余概从略。
二、北宋崇文院刻本
（影写和影印高山寺二卷本）
崇文院刻本是北宋仁宗天圣年间（公元一○二三至一○三一年）官刻本子。据《文献通考？经籍考》所载南宋李焘《孙氏齐民要术音义解释序》称：宋真宗天禧四年（一○二○年）诏刻唐韩鄂《四时纂要》及《齐民要术》二书，「以赐劝农使者」，宋王应麟《玉海》亦载其事，是因利州转运使李防（原讹作李昉）的请求而诏刻的。据现存文献，这是关于刊行《要术》的最早记录。另据《要术》南宋张辚刻本葛佑之《序》称张辚据刻的原本是「天圣中崇文院校本，非朝廷要人不可得」，天圣中下距天禧四年不过几年，在几年内似不可能刊印二次《要术》，葛《序》所称天圣中校本，实际应该就是天禧四年诏刻之本，至天圣中刻成颁行的。这个本子，大概是脱离抄写流传阶段的最早刻本。
崇文院刻本（以下简称「院刻」）大概在元明之交已散失。现在只有日本还残存着这个本子的第五、第八两卷。原藏日本京都高山寺，所以也称「高山寺本」。书中「玄」、「敬」、「竟」、「殷」、「恒」阙末笔作「●」、「●」、「●」、「●」、「●」，是避赵匡胤之始祖名玄朗、祖名敬、父名弘殷及宋真宗名恒的名字和同音字改的。又「通」字缺末笔作「●」，则是宋仁宗时避刘太后父名通改的。通字避改只在仁宗初年，天圣的九年在其内，至明道二年（公元一○三三年，天圣后二年）就明令不再避改，因此可以推定高山寺本不但是北宋本，而且是天圣间崇文院刻本。
高山寺本页心高二十四公分，宽十五点五公分。每半页八行，行大字十七（间有十八。卷前《杂说》则全是十八），小字二十五六（间有二十七八九）。版心折迭处刻有「民一」、「民五」或「民八」……字样，「民」代表《齐民要术》，数字就是卷数。每卷首页第一行是「齐民要术卷第几」（下盖楷书「高山寺」朱印），次行题「后魏高阳太守贾思勰撰」（但卷一不题此行），再次就是本卷的总篇目，总篇目后就是篇题和正文，中间都没有空行。以后刻本都仿照这个格式。
现存的两卷，卷五连总目共二八页，卷八连总目共三八页，但卷八脱去最后半页，缺自「别带皮」以下三九字。刻字朴健精好，具有宋版的特色。没有空心、墨钉，错字脱字也不多，可以推知其据刻原本是比较完好并且校刻是比较精审的。年久不免蚀烂剥落，不过以页心外的上下空栏和版心的折边上较多，页里较少和较小，所以除少数字残缺不清外，基本上还是完好的。院刻距《要术》的时代最近，原本上还没有产生很多错误，校勘也比较认真，采取保存原样，注明异文的态度，无任意更改之弊，因此具有相当高的正确率，为以后续刻各本所不及（旧刻各本都是由院刻一个系统辗转传刻的）。卷内略有错字，《要术》本文的比较少，也比较一般，而以引《食经》、《食次》文为较多，也比较不容易改正，当是据刻原本已有错误，或者《要术》引用《食经》等原书已有错误。
高山寺本以后有几种传抄本。据日人小出满二《关于齐民要术的异版》（载日本《农业经济学研究》五卷三期，一九二九年出版）所记，最早的是文化五年（公元一八○八年）的抄本，现存内阁文库。书末有依田惠的跋文，称：「《齐民要术》第五、第八两卷，平安？尾高山寺所藏也。高山寺有蓄旧书之名。官府使人访求其书，惟有目而散佚已尽，独遗此耳。……年时不可得而考，……。祭酒林公，命属吏林彝缮写之，以为学院之藏。」这是抄本。是彼时已只存两卷。其缺卷是流传到日本原缺还是以后散失，不明。此后有涩江氏所藏抄本，盖有「弘前医官涩江氏藏书记」的印记，现藏帝国图书馆。第三是小岛尚质影抄本。小出满二称：「天保九年（公元一八三八年），高山寺本因故移来江户（今东京），斯界的小岛学士，亲自影印。不知其抄本今在何处。」现在这个抄本在我国，系光绪年间为杨守敬所得，是院刻在我国的唯一抄本。
小岛尚质影写本卷五首页有「佞宋」、「尚质和印」、卷八首页有「江户小岛氏八世医师」的篆文印记，佞宋是小岛尚质的别号。卷八末页有佞宋的短跋，它记明原抄本是天圣刊本，记其时日为「辛丑花朝前一夕」。这个「辛丑」是清道光二十一年（公元一八四一年），即高山寺本一度移至江户后的第三年，与小出满二所说符合。是该本抄成于一八四一年或稍早。
小岛抄本的影摹技术极为工整，并且所有侵蚀脱落处，都用细笔勾描出来，诚有如杨守敬所称：「精好如宋刻」（《日本访书志》卷七）。但原书文字蚀烂后笔划走了样，也很难描真，因此有个别字不免描错。如「蛇桑」误为「地桑」（卷五《种桑柘》篇。虽然「地桑」是对的），「芜荑」误为「燕荑」（卷五《种榆白杨》篇），「碓捣」误为「●捣」（卷八《种红蓝花栀子》篇「杀花法」），以及同篇「必用一色纯米」的「必」字因模糊没有描出。「●」字小岛已予校正：「质按●当作碓，宋版模糊似●，故传写遂误。」「必」字虽也校到了：「质按「用」上一字，宋版模糊叵辨」，仍未校出是「必」字。其余二字，则漏未校及。从对「●」字的校记，可以看出该抄本并非小岛自抄，而是什么人抄好后小岛加以校对的。
小岛影写本除五、八两卷外，尚多卷一和卷前《杂说》的残页二页。这二页在成书于一八五六年的日人森立之《经籍访古志》中还提到过，但在一九一四年罗振玉影印的吉石盦本院刻中已经没有，以后也没有人提起，可见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又已散失。残页的第一页，其前半页是《杂说》的最末，即自「六月拔诸菜」至「万不失一」止，一共八行，刚好满格无空，全文结束，但每行十八字，和别处十七字不同；后半页就是卷一的正页，自「《齐民要术》卷第一」、卷一总目，至末行「树谷曰田，象」止，和《杂说》之间没有空隔行。第二页是《耕田》篇的引《泛胜之书》「之和，适地之宜」起至《收种》篇的「生者亦寻」止。可注意的是这一页的版心的页码还完好没有被剥蚀，是第「十九」页。明抄（见第五节）每行大小字数和院刻相同，只是改半页八行为十行。从第一行「《齐民要术序》」起到这里「生者亦寻」行止，在明抄共三○四行，刚好合到十六行本的院刻是整整十九页。这说明院刻在自序和《杂说》之间及《杂说》和卷一之间，都是接连着刻印，中间没有分篇的空白，而且页码是一直连贯计算下来的。这就和明抄以下的各本不同（有空白，页码各自为起讫），是辨别版本的依据之一。
一九一四年罗振玉借高山寺本用珂罗版影印，编入《吉石盦丛书》中，院刻残本，始得流通。影印本线装一册，页心较原本约缩少三分之一，印刷清晰，不受缩印影响。只五、八两卷，比小岛影抄本少二页残页。罗氏后跋记其得书影印始末说：
「苦《齐民要术》无善本。明以来诸刻，讹脱不可读。吾乡袁太常昶以宋本校前七卷，刊板于中江官舍（按即渐西村舍本，见第十一节），号称佳椠。……取以校皕宋楼《群书拾补》所载宋本（按即陆心源《群书校补》校宋本，见第四节），不尽合，盖校者以意取舍之也。……庚子（一九○○年）冬，客武昌，亡友杨惺吾舍人（按即杨守敬）为言曾于日本高山寺影写北宋残本二卷，因出所刊留真谱见示？卷五第一叶数行，并以所作跋尾畀予观之。予大喜，亟谋重刊。舍人则言：「此书既已从事校勘，但未写定耳。……脱稿后，必见畀。」乃荏苒十年，卒不践前约。意舍人所？，殆仅留真谱所刻数行，不及写其全卷，故无以塞曩诺也。……及辛亥（一九一一年）东渡，……高山寺得允诺，……因取以校中江本，不仅第八卷未校以宋本者，讹字满幅，即他卷据宋本勘正者，异同亦复错见。……故不仅可校俗本，且可正南宋本。虽但存二卷，而正讹字已数百，岂非惊人之秘笈乎？亟影印以传当世。」
而罗振玉《雪唐校刊群书叙录》则称：「庚子在鄂中闻杨惺吾舍人藏影日本高山寺北宋本残卷，求借而授之梓。舍人谓欲取王祯《农书》所引校末二卷之无宋本者，校毕即见畀。予请自任之。则又曰：「曩固已从事校勘，第未清写耳。盍稍俟之？」」实际杨守敬的影写北宋残本，就是小岛尚质影写本，于光绪年间为杨所得，不是他自己影写的，即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七自称：「余所得系小岛尚质以高山寺本影钞，精好如宋刻」者。《日本访书志》又称：「余又以聚珍本王祯《农书》校之，补脱厘误，大有裨益，当出黄（指黄廷鉴）校本上。」用王祯《农书》校勘《要术》会和渐西村舍本得出同样浮滥错误的结果，黄廷鉴所以不用王《书》校勘，正是他胜过渐西本的地方（详见《宋以来齐民要术校勘始末述评》第六节第四目。以下简称《校勘始末述评》）。至于说用王《书》来校勘《要术》第九、十两卷，那更是使人不可解的话，因为《要术》九、十两卷的资料，在王《书》中是没有的。但杨守敬虽然没有将这个小岛影写本借给罗振玉，却曾借给柯逢时转交给丁国钧校勘湖湘影写本，时间在一九○○年秋，而罗之遇杨在同年冬（见《校勘始末述评》第六节第二目）。
罗振玉影印本五、八两卷的首页书名下，各有「高山寺」印记一颗，但一卷中仅此一颗。可是小岛影写本上不但卷首不止一颗，卷内还有许多颗，大都盖在篇标题下。这个现象很奇特。但影写本所勾描的破烂痕迹，和影印本的残文断笔两相吻合，卷八缺最后半页也相符合，两本同出一本是毫无疑问的。影写本的所以多出那些印记，是小岛多事后来请高山寺的住寺僧加盖上去的。小岛在书末有如下的题记：「高山寺经籍各书所押二字，今犹见在。壬寅（一八四二年）十月，住寺僧十无尽院阿阇梨，为余手捺各处，记为后证焉。」影写本上的签字式，要请高山寺僧代押，可以想见那些印记也是高山寺僧代为加盖的。
关于院刻的颁行本，事实上是很少的。它只颁给「劝农使者」，所以葛佑之《序》说：「非朝廷要人不可得。」李焘《孙氏齐民要术音义解释序》也说：「本朝天禧四年诏并刻二书（按指《齐民要术》和《四时纂要》），以赐劝农使者。然其书与律令俱藏，众弗得习。」可见不是农官或大官是得不到该刻本的。由于颁行的刻本很少，因此流传不广，也容易失传。直到南宋初年，还是「市人辄抄《要术》之浅近者，摹印相师，用才一二」（李焘《序》）。而葛佑之也说：「按《齐民要术》，旧多行于东州。仆在两学时，东州士夫，有以《要术》中种植蓄养之法，为一时美谈。仆喜闻之，欲求善本寓目而不得。」葛佑之得不到善本看，可见他是看到过坏本的。这种坏本，应该就是当时市民和「士夫」辗转传抄的，或者竟是书贾翻刻的。这种本子，我们怀疑和金泽文库旧抄卷子本很有关系。
三、日本金泽文库旧抄卷子本
（影印金泽文库九卷本）
所谓「卷子本」是抄好后装裱成卷轴，不装订成册子。原本十卷齐全，现缺第三卷。每卷装裱成一轴至三轴，现共二十二轴。抄成于一二七四年。据抄的本子是院刻系统的另一抄本。一九四八年有日本影印九卷本布面精装一册。
原本直长二八点五厘米，每轴横长不等。卷内上下栏用淡墨划线。每行大小均十五字。因为是按卷轴式抄写，不用页码，每页行数，无迹可寻。影印时去掉上下栏划线，以十四行为一页，共分四五五页，外加第一轴表纸的摄影留真一页；以二页上下各占一页的地位合印成一面，共印二二八面。可见影印本比原本缩少很多。影印本卷中有空白处，即是由原本轴尾不满十四行而空出的。
因为这一卷子本原是金泽文库旧藏，所以通称「金泽文库本」。
金泽文库是日本文永建治年间（一二六四至一二七七年）北条实时创立的，藏书丰富，很有名。到元弘三年（一三三三年），鐮仓北条家灭亡，藏书散出，辗转易手，只有少数现在还保存在文库所在地的称名寺。
这一卷子本于天正年间（一五七三至一五九一年）由丰臣秀次持归。其后经相国寺僧之手，于庆长十七年（一六一二年）献给德川家康，在当时的骏府记上，还记录着「《齐民要术》十卷」。不久家康薨亡，于元和年间（一六一五至一六二三年）赐让给尾张（今名古屋）德川家。在尾张德川家元和年间的御让本书目中，只记录着「《齐民要术》九卷」。可见卷子本第三卷的佚失，是在一六一二年以后至一六二三年之间。
二百多年以后，森立之《经籍访古志》记载有这一《齐民要术》手抄卷子本，缺第三一卷，避名阙末笔与高山寺本相同，是取原于宋本的。每卷有「金泽文库」印记。但《访古志》说藏于尾张真福寺。因此一再有人向该寺探问，但是摸不到头绪。尾张真福寺原是伊势移转后醍醐帝皇子藏书之处，现在还存有一些珍贵古书，但和尾张德川家不相干。森立之不知怎样记错了地方。
杨守敬《日本访书志》根据森立之所说，也记载尾张真福寺有卷子本九卷，并说如能得到该本，则贾氏之书为完璧。特记之以告后人。罗振玉《雪唐校刊群书叙录》也认为尾张真福寺有古写卷子本，希望得该本校勘得一善本。但是几十年来都没有发现。该本既不在真福寺，它的发现，是得之于一直以后的一个偶然的机会。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的读书周，在名古屋市图书馆举行典籍展览会时，德川家把这一卷子本《齐民要术》在会上展出，该本不在真福寺而在其附近的德川家，纔为日本学界所知。一九二八年九月，小出满二第一个得到利用该本作校勘的机会。
这一卷子本现藏德川家东京蓬左文库，概不借出，一般人仍是很难看到。一九四八年三月，日本农林省农业综合研究所借得该本用珂罗版影印，即上述影印金泽文库抄本（简称金抄）。除本文外，前有影印本《序》（该所所长东？精一撰）、《凡例》和影印不清的校记（但止于影印本的一四三面，以下未校），后附所员西山武一氏的《齐民要术传承考》长文一篇（三七面）。
原卷子本的保存很好。卷子外面是深青色的纸。各轴外面的题字，想来还是将近七百年前金泽文库当时写的。据小出满二说：「此本一见就可知道是鐮仓时代的贵重物品。」每卷除在卷内首尾两处低盖楷书「金泽文库」墨印外，在卷头书名右上角并盖有「御本」朱印。并于表纸栏外下侧速写「墨纸几十几枚」字样（例如第一轴写「墨纸二十九枚」），指出该轴是由若干张的抄写纸装裱成的。
第一卷末尾有左列四种题记：
（一）「书写点校的详细，记于第十卷的里页。」
（二）「本云宝治二年戊申九月十七日，承康乐寺僧正让赐者典药权助和气种成在判」
（三）「仁安元年十月六日，在东阪本的河原口坊用唐折本书写完了一校完了同七日再校完了」
（四）「建治二年正月十五日，用由近卫羽林赐借的折本校订完了」
在第四卷，上列（一）（四）两条也同样有，（四）的日期是「建治二年后三月九日」。（一）（四）两条像是同一人的笔迹。（二）（三）两条则像是另一人的手笔，各卷都有，文字稍有出入：六、七、八三卷无「康乐寺僧正」字样，「让赐」作「传得」，第十卷作「自康乐寺僧正之手传取之」；典药权助是官名，二、五、九三卷还在上面加上「正五位下行」五字，下面「种成」作「朝臣」，七、八两卷则无此署名，只有「在判」二字；书写的日期，除第一卷外，只有九、十两卷有记载，第九卷作「仁安元年九月廿八日牛时书」，第十卷作「仁安元年九月晦于百齐寺以唐折本书了」；每卷都校对两次，日期在仁安元年九月二十八日到十月七日之间。另外第十卷最后还有熟练草书所写的下列题记一条：
「此书一部十卷，小川僧正秘书，自京都借出此抄本（按即仁安抄本），抄写校订完了。于时文永十一年三月十一日。
越州刺史花押」
这最后一条可能是北条实时亲笔写的，小出满二并认为上述（一）（四）两条也是他自己写的。
从上述题记可以看出，卷子本虽源出崇文院刻本，但不是直接从刻本抄写的，而是在它之前另有一个仁安抄本，它是根据这个仁安抄本转抄的。仁安抄本于仁安元年（一一六六年）九月底在京都附近东阪本的河原口坊及百齐寺依据「唐折本」（院刻系统本）抄写完毕。每卷都校对两次，至十月七日二校全部完毕。八二年后至宝治二年（一二四八年）九月十七日，康乐寺僧正把这一部抄本送给和气种成（曾任侍医兵库头，一二八八年卒，年六八）。再后二十余年，金泽文库的创立者北条实时，经小川僧正的介绍，从京都借出这个仁安抄本，于是抄成了这一部金泽文库卷子抄本。
金泽文库卷子本抄完后曾和原抄本校对过。抄校完毕的日期是文永十一年（一二七四年）三月十一日，有越州刺史北条实时的亲笔题记。抄写时把仁安抄本上卷每卷末尾原有的（二）（三）两条题记也照抄下来了，所以这两条前后相隔八十二年的题记会是同一笔迹，这多半是抄写人随手同时抄下的。抄完后两年，即建治二年（一二七六年），又向近卫羽林借得「折本」校对，卷一于正月十五日校毕，卷四于后三月九日校毕，都有题记为证。
就现存卷子本观察，字里行间，校字满纸，收到校正上的相当效果，同时也反映初抄时的粗疏。校字都夹写在原文的旁边，夹写在左旁的，校字下面都加上一个「折」字，表示根据「折本」而来，包括错字和脱文，所校最多，也较精密；夹写在右旁的，没有「折」字标记，所校较少，仅及脱文。大概左旁的「折」校，是北条实时自己依据近卫羽林的折本校对的，可惜没有校完全书。因为自第六卷中卷以后，就不再有「折」校出现。卷四的折校完成于「建治二年后三月九日」，他在这一年的十二月二十三日就死了。所以卷一、卷四题记曾说书写点校的详细记在第十卷末，而事实上没有能够写上（关于金抄的校勘，详见《校勘始末述评》）。
卷子本抄写时，有不少是翻转写过字的旧纸的背面抄写的。这些旧纸是鐮仓时代的北条氏文书（因其有历史价值，早经另行影印），其年号有仁平、应保、仁安、文治（以上在十二世纪下半叶）、承久、嘉祯、仁治、建长（以上在十三世纪上半叶）、文永等，其中文永最多，但没有文永六年（一二六九年）以后的。
卷子本第六卷的首页之前，抄有「大宋靖康二年百忌图」，颇像过去旧历本前面一页的式样。它并排地分两栏写着十二个月的大小月和二十四节气的时日，左边绘有「春牛图」，已不明，图下并排写着下列四句：「喜逢丁未年，耕种早向前，丝绵十分熟，麻麦满山川。」靖康二年（一一二七年）是金兵陷汴京的一年，就是南宋建国的第一年，即高宗建炎元年。这个「百忌图」应是仁安抄本上原有的，卷子本抄写时依样照抄下来了。仁安抄本上为什么会有？当是依照所抄原本抄下来的。所抄原本上为什么会有？可能是当时书主人写入的。
这一卷子本源出院刻系统是没有问题的，最重要的证据是「通」字等缺末笔和院刻相同。把它和现存的院刻五、八两卷校对，也是基本上一致的。而且既附有「靖康二年百忌图」，也表明据抄原本是南宋绍兴刻本以前的北宋系统本。虽则藤原佐世在宽平年间（八八九至八九七年）编写的《日本国现在书目》已载有「《齐民要术》十卷」，那是唐代的写本，远在院刻之前，而此种写本在日本也早已失传，金泽文库本又有宋代阙笔的字，它不可能源出唐代写本。
此外还有如下的有力证据。卷子本有两处文字颠倒，现在影印本上仍保留原样，并在《凡例》中说明。一处在第八卷，见影印本一五五面下至一五七面上，和现存院刻第八卷核对，刚巧是院刻三七页与三六页的颠倒。其二在第十卷，见影印本二○二面下至二○三面上及二○八面下至二○九面上，这两段应该彼此对调纔合适，两段刚巧各相当于明抄的十六行，明抄与院刻同为每行十七字（大字），院刻每页十六行，则刚巧相当于院刻的两页，而这两页在据抄原本又倒置了。又第九卷「暂经沸汤即出」的「即」字右旁，多出「民九」两个怪字（见影印本一八一面上，「九」字错成像「丸」），既不是校正错字，也不是补正脱文，其实是《齐民要术》第九卷的版心的卷数号码「民九」被错抄进来的，而这样的卷数号码正是院刻所特有（见上节）。
另外影印本还有三处文字颠倒。一为一一八面上应和一二三面下互换位置。其二在二一一面，上下栏应该倒过来。这两处显然是由于影印本拼版时的错误。其三为二一三面下第十四行至二一七面下第三行，应和二一八面上第一行至二二一面下第七行互换位置。这一颠倒有些怪，刚巧发生在卷子本末两轴前后接头之间，不像影印本拼版时的错误，而是卷子本原有的。但卷子本原有的颠倒，在影印本《凡例》和西山武一《齐民要术传承考》中只指出上文第八、第十两卷的两处，没有提到这一处。其中二一三下至二一七下的一段，合明抄的九七行，相当于院刻的六页另一行；二一八上至二二一下的一段，合明抄的一百行，相当于院刻的六页另四行，不像是出于据抄院刻中原有的页次错乱，而是由于卷子本装裱时的先后误置。
卷子本字体端正老练，但错字脱字很多，还有不少别写字。经过北条实时校对的部分较好，但仍有不少错字；其余部分当然更多。经过多次校对，还存在着这样多的错误，不是一般抄本所能想象，远不及《四部丛刊》影印明抄本的精好。影印卷子本把篇幅缩小很多，使有些字模糊不清，更增加阅读的困难。虽则所附校记中列出一些看不清的字，可惜列出的有限，仍有很多字很难看清是怎样写的。但是另一方面，因为它源出院刻，在不抄错的部分，具有相当高的正确性，为他本所不及。西山武一氏评金抄为「玉石混淆，玉占十之三四」，大致允当。它的许多错误，用诸本来汇合校勘时比较容易解决，而它的正确部分，却可以校正或填补很多南宋以后各本的错字和脱文。因此金抄在校勘工作上的价值仍是相当高的。
金抄是仁安抄本的再抄本，可以想见它的错误之多是辗转传抄的结果，同时也和抄写人的疏忽和水平有关。但无论如何不应错得那么多，而且有的错得毫无道理。因此我们很怀疑它的错误有不少是存在于仁安抄本据抄的原本所谓「唐折本」的。院刻每行大字十七，小字二十五六不等，金抄每行大小一律改成十五字，从金抄等抄校态度的依样不苟和墨守卷子旧式看来，它的更改行款，似乎也出于唐折本的原式。如前所述，院刻的颁行本既然很少，市民和读书人中间一般只流传着辗转传抄的院刻节抄本和抄本（或者也可能有书贾的翻刻本），而这些本子，质量并不高，就是葛佑之平常所看到的坏本。仁安抄本据抄的唐折本上抄有「大宋靖康二年百忌图」，日本得到该唐折本，已在南宋初期。可能这个唐折本就是这一类质量不高的坏抄本（或者翻刻本）。
北条实时用借来的近卫羽林「折本」就金抄进行校对，相当精细，精细到「忌」的校改为「●」（俗写），可说严密不懈，应无漏校，但事实上仍有不少错脱没有被校正。怀疑该折本也是和「唐折本」同一类的本子，都不是院刻原本。
唐折本、近卫羽林折本以及仁安抄本，都早已散失。金抄虽然缺失第三卷，仍是硕果仅存卷帙较全的北宋系统本子，在校勘工作上是必不可少的。
另外在日本还有猪饲彦博校宋本，不起什么作用，另详《校勘始末述评》，本文从略。
四、南宋张辚刻本（校宋本）
张辚刻本，刻于南宋绍兴十四年（一一四四年）。因为刻于龙舒（今安徽舒城县），又称「龙舒本」。每半页十行，每行十七字（据校宋本所记）。据该本葛佑之《序》称，张辚字彦声，济南人。曾任浙江上虞令、九江郡丞，「自九江擢守龙舒」，《要术》即刻于龙舒任所。据刻的原本是院刻，系张辚「得之于芗林居士向伯恭。伯恭自少留意问学，故一时名士大夫，多与之游，而喜传之书。盖此书乃天圣中崇文院校本，非朝庭要人不可得。」院刻之后，见于文献记载的，这是第一次的重刻。原书已久佚。现在只有一篇葛佑之《序》，由明抄（见下节）保存下来，附在明抄的书末。
龙舒本散失后，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残缺不全的校宋本。所谓校宋本是拿某一部《要术》作底本，再拿宋本来校对，将宋本上的不同内容校录在这个底本上。校对时容易有漏校和错校，所以校宋本只是第二手的资料，不及原本。但由于龙舒原刻的散失，它在校勘明代刻本的严重错乱上，起过不少作用。
这样的校宋本，似乎有两种不同来源，但都没有校完全书。一个是黄丕烈（荛圃）校宋本，只校录至卷七的中卷止；一个是劳格（季言）校宋本，校录得更少，仅至卷五的第五页止。
前一种校宋本用的底本是《津逮秘书》本（见第八节，简称《津逮》本），卷头记明：「宋本十行，行十七字。」是什么人校的，已不可知。此本后为黄荛圃所得。以后大家向黄荛圃借来转录，现在有几种转录本流传下来。《荛圃藏书题识》有如下的记述：「其所校朱笔讫于卷七《笨曲并（原讹作「饼」）酒》第六十六作秦州春酒曲法一段止，亦并未言所据残缺，岂无端而辍笔欤？此不可得而知也。……庚辰（一八二○年）……偶阅及此，追记数语。」转录人之一的张绍仁在转录本上有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的题记称：「数年前，我友黄荛翁购得一校本」（见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张绍仁校宋本」下转录张氏题跋）。可见黄荛圃购得该校宋本是在一八二○年前，而陆心源《群书校补》校宋本（见下）称为「黄氏所见宋本」，其实黄氏未见宋本，只是购得一校宋本。又陆心源《仪顾堂题跋》记载有「《齐民要术》七卷，影写宋刊本。……以《秘册汇函》刻本校之，刻本讹夺甚多。……得此抄本校订，稍觉文从字顺。惜祇六卷有半，后数卷无可订耳。」中间列举一些夺文讹字，和他的《群书校补》校宋本完全相同，实际亦出黄氏校宋本。但他称为「影写宋刊本」，似乎竟是黄校本的据校原抄本后来又出现而为陆氏所得。但不见其他资料，未知其可靠性如何？或者什么人据校宋本回写半部假宋本骗人，亦未可知。至于黄氏购得的这个原校本，据《四库简明目录标注》附记孙诒让语称：「黄丕烈宋本祇存半部，今存皖洪氏。」而陆心源又称：「余所蓄黄荛圃校残宋本。」现在此原本则未见到。
后一种劳季言校宋本的来源是来自朱述之。据《读书敏求记校证》章钰补记称：「劳权云：……曾见旧人据□本校胡氏《秘册汇函》本前五卷。咸丰甲寅（一八五四年）季冬借上元朱述之司马钞本，五卷止存□叶，手勘胡校本，正千百字。」劳权是劳季言之兄。劳校本仅校录至卷五的第五页止，该校本在校录终了处记着：「钞本五叶止此，六叶下缺。」又在卷头记明：「旧钞本二十行，行十七字。」而渐西本附载光绪初年（一八七五年后）刘寿曾《校刊齐民要术商例》则称：「朱述之丈写宋本赠劳氏，标书之简端云：「校宋本」。」则所称「旧钞本」似为朱氏所转抄，但实质上仍是校宋本，或者劳氏讳言「校宋」，故标之「旧钞」？这一劳校本，后为陆心源所得。上述张绍仁转录的黄校本，后亦归陆心源。这二个校宋本均于光绪末年被日本岩崎家所得，现藏东京静嘉堂文库。陆心源在得到劳校本后，补校其卷五以下未校部分至卷七的「作秦州春酒曲法」段止。在劳校中断处有如下的题记：「季言先生所校，止于此。以下光绪庚寅（一八九○年）潜园（即陆心源）补校。」劳氏在校录宋本异字外，并以《太平御览》等有关各书进行参校。宋本异字以朱笔写于行间，参校各书以墨笔写于下栏。校记比张绍仁本更严密，一字一划，也不忽略，字体也极严谨（据西山武一文所记）。至于朱述之校宋本，一九一一年柯逢时写给黄麓森的信中（原信附粘在黄麓森校的《仿北宋本齐民要术》稿本卷首）说：「泾县朱家藏有校本，昨已函借，如能应手，总有独到处。」所指或即此本。结果并没有借到。该本现亦未见。
黄荛圃、劳季言两种校宋本，同出龙舒本，内容相同，但来源既有不同（或者它们的最早来源是两个抄本），也存在着某些差异。例如卷五《种桑柘》篇：
（一）「裁去妨者」，黄校本如文，同北宋本，不误；劳校本「裁」作「栽」，同明抄，误。
（二）引《魏略》「课民益畜干椹」，劳校本如文，同北宋本；黄校本作「使民益畜熟椹」，同明抄。
（三）引《魏略》「太祖西迎天子」，劳校本如文，同北宋本，不误；黄校本「迎」作「征」，同明抄，误。
（四）引《泛胜之书》「以手溃之」，黄校本如文，同北宋本，不误；劳校本「溃」作「渍」，同明抄，误。
（五）「缣练」，劳校本如字，同北宋本，不误；黄校本作「缣炼」，同明抄，误。
以上（一）（四）（五）三例，字形极近似，二本不同，当是由于原抄人或校录人的差错；（二）（三）两例，劳校本和《三国志？魏志？贾逵传》裴松之注引《魏略》相同，可能是原抄人或朱述之据《魏略》改的（劳季言也曾查对过《魏略》）。又如卷三《种蒜》篇引《广志》：「黄蒜，长苗无科出哀牢」，黄校本「出」字空白一格，同明抄；仅劳校本有「出」字（北宋本卷三是缺卷）。这个「出」字必须有。
干嘉以后，《要术》渐被重视，而劳季言校宋本的出现较晚，因此黄荛圃校宋本首先被转相借录，据现在所知，计有九种转录本：
（一）张绍仁转录本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张绍仁所转录。底本是《秘册汇函》本（见第八节，简称《秘册》本）。此本后为陆心源所得，现在日本，已见前述。
（二）陈揆（子准）转录本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十三及《恬裕斋藏书记》并载：「华亭沈氏竹东书舍刻本，较胡氏震亨刻本（即《秘册》本）脱文脱字尤多。……陈子准氏以宋椠残本，一一校补。……惜后四卷，宋本亦阙，不获校全，然其佳处，已不胜偻指矣。」其实所称「宋椠残本」是误记，据《爱日精庐藏书续志》所载黄廷鉴校宋本跋（见下），陈揆仍是据黄荛圃校宋本转录，并非据什么宋刻残本校录的。这个转录本只有前六卷，和张绍仁等转录有六卷半的不同。所以少半卷的原因，或系七卷以下另装成册，实际陈揆只借到黄校本六卷以前的册子。现在北京图书馆藏有以《秘册》本为底本的校宋本一部，分装二册，前六卷合装为一册，册末有陈揆的墨书小字题记：「吴中黄氏士礼居（黄荛圃藏书室名）藏校宋本半部，壬午（一八二二年）九月，借勘十日讫事。」但据瞿镛所记，陈揆用的底本是沈氏刻本，则陈揆似曾以黄校本并校沈本和《秘册》本，而沈本后为瞿镛所得。
（三）黄廷鉴（琴六）再转录本黄廷鉴于一八二五年据陈揆转录本再转录，当然也只有前六卷。一八○四年张海鹏刊行的《学津讨原》本（见第十节，简称《学津》本）是黄廷鉴校勘的。黄廷鉴这次转录校宋本的底本即用《学津》本，也就是将《学津》本作进一步的校勘。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续志》卷三「黄琴六校宋本」下载黄廷鉴题跋称：「《齐民要术》……久无善本。嘉庆初，照旷阁（张海鹏藏书室名）据胡震亨本梓入《学津讨原》，予任雠勘之役，以《农桑辑要》校补脱误……。惟出于后人征引，其中文句，保无增损窜易，至今耿耿。……同里陈君子准曾手临吴门士礼居所藏校宋本六卷，月霄（即张金吾）假以畀余，遂合照旷新刊本（即《学津》本）逐条细勘。……惟校宋本缺后四卷。」黄廷鉴除转录校宋本的内容外，并以沈氏竹东书舍刻本等及其他有关各书进行参校，有精校之名，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所记「昭文（即常熟）张氏有黄廷鉴精校本」，即指此本，但所校不多。此本后为张定均所得，张定均又借给张步瀛再转录。现在张步瀛再录本卷六末有如下的题记：「拙经老人（即黄廷鉴）所临校宋本止此。」此本在我室。黄校原本未见。
（四）邵浪仙再转录本邵浪仙于一八二七年据陈揆转录本再转录，也只有前六卷。《文禄访书记》记载：「清邵浪仙据宋校明刻本。缺卷七、八。半叶九行，行十七字。……上方云：「宋本十行，行十七字。」」半叶九行、每行十七字的款式是华亭沈氏竹东书舍刻本，则其所用底本为沈刻本。又载邵氏题跋：「吴中黄氏士礼居藏校宋本半部，壬戌九月稽瑞楼（陈揆藏书室名）借勘十日讫事。今于此旧刻残缺再临校十二日始竣。道光丁亥（一八二七年）四月二十日桌芗山人识。」按陈揆校宋本转录于道光壬午（一八二二年），而壬戌为一八○二年，其时黄荛圃尚未购得校宋本，「壬戌」是「壬午」之误。现在北京图书馆藏有以沈本为底本的校宋本一部，分装四册，卷六末有和上面邵氏题跋完全相同的题记，「壬戌」正作「壬午」，则该本应该就是邵浪仙校本。但七、八两卷并不缺，是又不明。
（五）张步瀛再转录本张步瀛于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年）就黄廷鉴再转录本再转录。底本用的是《津逮》本。但黄廷鉴校本用的是《学津》本，因此张氏除转录了校宋本的内容外，并校录了《学津》本的异同。另外，还将（一）黄廷鉴参校他书的内容，一并转录；（二）转录了借书人张定均原先据《太平御览》等所校的内容；（三）张步瀛本人再以《农桑辑要》、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等作进一步的覆勘。因此积累资料颇多，所传黄廷鉴精校本，也包括在这里。各项资料，分别以朱书、墨字和眉书、行间夹写等的不同写法分清来源，其为黄廷鉴所自校者，标明黄校，不与校宋本混淆。书写极工，校勘亦颇审慎。但所校不多。此本在我们这里，但已缺去第七、第八两卷。书末有如下的题记：「此胡震亨本也（按实系《津逮》本，由于《津逮》原版系胡转让，故通称胡震亨本）。道光戊申（一八四八年），余授徒于常熟之南乡。家之平丈（即张定均），亦得此本，先以《御览》等书校之；后又得张氏照旷阁本（即《学津》本），其同里拙经逸叟黄廷鉴手临吴门士礼居所藏校宋本于其上。余并借两本，并聚珍版《农桑辑要》校之。……亦间以他书覆勘。……校宋本祇有六卷。……」
（六）刘寿曾转录本刘寿曾是渐西本的主要校勘人。他用以校勘渐西本的原本是先经吾点精校过的湖湘本（见第七节）的影写本。他校勘《要术》是受安徽泾县洪汝奎（琴西）的委托。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年）他用黄荛圃校宋本校勘这个影写本。现在这个影写本上校宋本的内容，即为刘氏所转录。卷头有这样的题记：「丙子（光绪二年）冬十二月恭甫（即刘寿曾）以黄荛圃藏本校一过。」上文提到孙诒让称黄荛圃校本「今存皖洪氏」，未知即为此洪氏否？这个影写本后来发展成为历时四百余年经过十六位人累积校勘的详校本，就是我们所用的湖湘影写本，详见《校勘始末述评》第六节第二目。影写本上一再提到「朱氏藏本」，则刘寿曾除用黄荛圃本作校勘外，还用朱述之校本作参校。据此看来，黄、劳二种校宋本，在刘氏校勘过程中曾经一度汇合。
（七）孙诒让转录本孙诒让据黄荛圃本转录，见《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此本未见。
（八）管明佳再转录本管明佳据瞿镛所藏校宋本再转录，见同上。此本未见。
以上八个黄荛圃系统的校宋本，经各人辗转传录，都是个人的手写本，传播不广，亦易散失。因此将黄校本的内容刊印成书，很感需要，于是有陆心源的刊印本。
（九）陆心源刊印本光绪年间，陆心源将校宋本和《秘册》本的不同内容，刊刻成书，列入他所编的《群书校补》中。以校宋本为正文，下注《秘册》本的错字、脱文和衍文，分为二卷（《群书校补》的卷二三和卷二四）。卷首有下列的说明：「《齐民要术》，今所见皆祖明胡震亨刊，脱落舛讹，空格墨钉，几不可读。余所蓄黄荛圃校残宋本，……可以正讹补脱甚多。惟黄氏所见宋本至卷七「作秦州春酒曲法」止，惜无全本耳。胡刻又有翻本，则舛讹尤不胜枚举。」
其实黄荛圃并非自校，他也根本没有见到宋本，所称「黄荛圃校残宋本」、「黄氏所见宋本」，其误与瞿镛称「陈子准氏以宋椠残本校」相同。
以上黄荛圃系统校宋本九种，加上劳季言校宋本，共有十个校宋本。
转录之本，不免有抄错和抄漏，因此张步瀛、刘寿曾和陆心源三种校宋本虽同出一本，彼此颇有差异，而得失互见。陆校本又经过摘录、誊写和刻板的几道手续，不免更添上一些差错。三本比较，优缺点都有，而以张本较优，刘本次之，陆本较差（见《校勘始末述评》第三节）。用三本参互校正，效果胜于陆本多多。
张辚刻本的内容，从校宋本所反映，不如院刻。这一方面是由于错刻或漏刻，和一般刻本一样，翻刻一次，往往多一些错误。另方面也由于错改所造成。当然改正院刻错误的也有，但比较少，也比较一般；而改错的倒比较多，比较严重，如卷五《种榆白杨》篇「棠杜康反」的改错为「掌止两反」等。因此，院刻以后，到张辚刻本，就开始有片面的错改。但它到底是最早本院刻的覆刻本，因此仍有不少正确的地方，尤其在明代刻本混乱后，在清代人力求纠谬的工作上，曾起过不少作用。可是现存的既非原本，又缺三卷半，因此自明抄发现后，校宋本的校勘效力，就不及明抄完帙不缺的作用了。
五、南宋本的明代抄本
（四部丛刊影印本）
一九二二年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的江宁邓氏群碧楼藏明抄南宋本（简称「明抄」），是唯一十卷完整不缺的宋本。每半页十行，行大字十七（但卷前《杂说》的后段十八九），小字二十四五。影印时较原本有缩小，但清晰精好如原抄。《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目》所记「明白皮纸钞本」云：「此本坊友携来，初不甚重之，然确是明抄，……所钞必出于宋本。……沅叔借校，则极言其佳，并云：「后三卷尤善，殆无有更出其右者。」」下有「群碧」题记，疑即此明抄原本。
明抄是现存《要术》各本中最完备的本子。它和两宋其他各本比较，不要说比院刻多八卷，比金抄多一卷，比校宋本多三卷半，就是卷十金抄不缺卷的，也还缺「菜茹」项下「蕨菜」一条，而明抄不缺。和宋以后的明清各本比较，它没有湖湘本、《秘册》——《津逮》本卷五、卷十的缺页和其他缺段、缺句等，也没有《学津》本、渐西本卷十的缺页和其他的○缺，另外，卷十「菜茹」项下明清各本虽不缺「蕨菜」条，但别缺「●菜」一条，而明抄也完备不缺。
明抄内容，大致与校宋本相同，但也颇多异文。它补正了校宋本的一些脱误，也校正了北宋本的一部分错字。但进一步要求，则校改还有不够的地方。同时本身也存在着不少错误。这一方面是由于抄错和抄漏，另方面是来自据抄原本的错刻。辗转抄刻的结果，往往如此。但脱字不多，空白极少，没有脱页和错页，抄写精好，影印清晰。全书没有一处涂抹和勾乙，字旁添补的字，也只有卷一《耕田》篇的「一」字和「形」字两个，而且这二字还有后人加添的嫌疑。因此在抄写技术上，看起来很清楚醒目，比之金抄的校改满纸后仍然有很多错字（这部分错字也还远比明抄多），不可同日而语。但另一方面，明抄原出南宋本，已经经过几道抄刻的手续，比之北宋本，虽有胜过金抄的地方，也有不及金抄的地方。这不及的方面主要表现在金抄中和院刻符合而正确的部分，往往可以校正和填补明抄的错字和脱文。明抄单独存在，瑕瑜相半，配合院刻、金抄使用，则两长俱显，作用就大。它的价值，与院刻、金抄，可说鼎足而三，而卷帙和内容的完备，为任何本所不及。
明抄出自龙舒本系统，没有问题，但它所据抄的原本是否就是张辚原刻，很有问题。据我们推测，张辚后当另有一刻本，校宋本据校的原本就是张辚本，而明抄据抄的原本则是另一刻本。
首先从内容上看，明抄和校宋本存在着不少差异。兹仅举卷前的《序》、《杂说》及卷一为例，其主要差别，有如下表：（资料库编制者按：<>表示校对的字。）
标目原文校宋本明抄备注《序》<食>为政首<是>（同金抄）<食>
智如禹汤，不如<尝>更<常><尝>（同金抄）
令口种一<树>榆<树>（同金抄）<株>汉书龚遂传亦作「树」
胔<履>相继<履>（同金抄）<腐>《杂说》每年<一>易<一>（同金抄）<二>据劳季言校宋本
<一>入正月初<亦>（同金抄）<一>
皆是白<汁><汁><汗>据劳季言校宋本
<校>平者种瓜<校>（同金抄）<邵>「邵」字有后人添补的可能卷一《耕田》篇至春而<开><开>（同金抄）<开><垦>
<春>既多风<秋><春>（同金抄）
皆<？>于故<基>（引《礼记。月令》郑玄注）皆<匝>于故<墓>皆<市>于故<墓>
纪，犹<合>也（引同上）<合>（同金抄）<舍>卷一《种谷》篇阿逻<逻>（谷种名）阿逻阿逻<逻>
晚者芜薉难<治><出>（同金抄）<治>
<辄>以铁齿●楱纵横杷而劳之<辍><辄>（同金抄）
连雨则<生><耳><连><耳><生><耳>（同金抄）
莽忙<补>反<辅><补>
夫<仁>，亦在熟而已矣（引《孟子》）<人>（同金抄）<仁>（同孟子）
以上十八例中，有的也许是形似抄错，但如「是」的作「食」，「树」的作「株」，「履」的作「腐」，「亦」的作「一」，「校」的作「邵」，「开」的作「开垦」，「秋」的作「春」，「阿逻」的作「阿逻逻」，「出」的作「治」，「连耳」的作「生耳」等等，决不是抄错，而是根据据抄原本来的。这些重大的差异，只在卷一及以前的，已足够说明明抄的据抄原本不是张辚的龙舒原刻，而是另一刻本。而这另一刻本「基」的误为「墓」，与龙舒本相同，在别处这种同样的错误还很多（如《序》的「畜五牸」，「牸」校宋本和明抄均误作「？」等），又足以说明这一另一刻本是龙舒本的覆刻，因而沿袭龙舒本的错误没有改正。就十八例和金抄比较，龙舒本更接近金抄，而覆刻本经过复刻之后又多了一些改动，有的改对了（如「治」、「辄」等），有的改错了或者不必（如「二」、「株」等）。除此之外，明抄还有填补校宋本的脱字的，如卷五《种桑柘》篇「兴平末」及「扶老杖」，校宋本脱去「末」、「杖」二字，明抄补上，也是所据原本非出龙舒本之证。
其次就避名改字来看，上举第三例「树」的改为「株」，是南宋绍兴以后避宋英宗赵曙同音字改的。据栾调甫考证（一），宋人避名改字滥及嫌名、同音字等，始于南宋孝宗之世，绍兴年间尚无此例。龙舒本刊于绍兴十四年，所以还没有避改，明抄改为「株」，是绍兴以后覆刻本的佐证（二）。
复次在款式方面，二本也有不同。校宋本的行款，黄荛圃和劳季言二本所记，都是每半页十行，每行十七字。可是明抄是每行大字十七，小字二十四五，和校宋本不同。这是一。自《序》和《杂说》衔接处，在院刻是接连刊刻，中间没有剩空，已见前述。现在金抄和校宋本也是这个格式。张步瀛和刘寿曾校宋本在「杂说」二字处都记明「宋本接《序》连写」可证（陆心源《群书校补》本失记）。但明抄《杂说》另起一页。这是二。龙舒本的葛佑之《齐民要术序》，明说「求仆为序，以冠其首」，显然应该在书的开头，可是现在在明抄是在书的末尾，这是覆刻本把它移后的。这是三。（这个序，以后各本也都移后，但在湖湘本还是和明抄一样是「《齐民要术序》」，《津逮》本开始加上一个「后」字，自此以后，各本都变成「《齐民要术后序》」。《津逮》本随便更改的地方很多，这是一例。）
关于明抄抄写的时期，已无从推测。《缩本四部丛刊初编书录》称明抄「常皆作尝，当出崇祯间人手笔」。上表第二例的「常」，即改为「尝」。这个意思是说明抄因为避明光宗朱常洛的名字所以这样改了，因此推定为抄于明光宗（一六二○年）以后崇祯年间（一六二八至一六三四年）。以后很多人均主其说。其实这个说法有问题。因为这字金抄也作「尝」，「尝更」是亲身经历的意思，作「常」是错的。而且明抄中「常」字很多，并没有「皆作尝」，并且还有应该是「尝」字而写作「常」的，例如卷八《作酱等法》篇「尝为菹酢者」，即写作「常」，更无法拿避名来解释。如果说「尝」字反而写作「常」是避名旧规解除后只要看见「尝」字就改复为「常」，所以改错了，这更说不通。因为明抄本身正在避改，怎么同时又能出现改复现象呢？
六、元代刻本的推测
元代刻本，据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所记，说是「每页二十行，行大字十八字」。现存的任何版本，都没有这个款式。文献上不见较多的记述，未知何人何年所刻。原书未见。栾调甫《齐民要术版本考》称：「近闻刘君仲华言「曩蓄一本，板式绝似元椠，取校《津逮》本，墨、等、脱文，大体相同。」」虽然刘仲华所见，是否元刻，尚在疑似之间，但元刻的质量并不好，可以从各方面推测得知。
《要术》各本在流传过程中出现很多错脱，就现存诸本看来，从明代的湖湘本开始。湖湘本的这种错脱，可以明显地看出不是一般的错刻，而是存在于据刻原本。这个原本，不可能是两宋诸本，因为两宋诸本不存在那样多的错脱，它只能是两宋以后的刻本。两宋以后的刻本，在湖湘本以前，只有元刻本。因此湖湘本的据刻原本就不可能不和元刻本有关，其严重错脱，应追源于元刻。《津逮》本源出湖湘本，刘仲华所见绝似元刻的那个本子，既然墨钉、空等、脱文和《津逮》本大致相同，可能竟是元刻本。
卷五《种红蓝花栀子》篇有一段文字，湖湘本和《津逮》本都搞乱了。借《津逮》本的错乱情况作说明，可以推知湖湘本和元刻本的关系。这段文字院刻的原文和直行排列的款式是这样：
作米粉法粱米第一粟米第二必用一色纯米勿使有杂●使甚细
「●」应从臼，正字应作「●」，是舂的意思，俗写作「●」或「●」院刻错成从白，问题原不大，可是《津逮》本将这个字割裂窜乱成如下的形式，就无法理解了：
作米粉法染米第一粟米第二如用一色纯第米勿使有杂白使甚细
「染」、「如」是「粱」、「必」之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正文的「●」字被割裂成两半个，又错成「白第」二字，分窜入注文内的两小行中，致使「纯」下多一「第」字，「杂」下多一「白」字，而正文失去这个「●」字，使「使甚细」不成句，就完全不知道在说什么了。可是湖湘本变更每行字数后，还要错得厉害：
作米粉法染米第一粟米第二如用一色纯第米勿使有杂白使甚细
很明显，湖湘本的所以更错乱，是变更原来每行十八字为十七字的结果，它顺着注文的字序排列，至「纯」字满行，自然将「第」字提行，因此原来是「白第」二字并列的，现在是「白杂」并列，致使「●」字原被割裂成「白第」二字的痕迹，也被泯灭无遗。
湖湘本每行十七字。这个错乱，只有在每行字数多于十七字而改为十七字的情况下纔会发生，而元刻本正是每行十八字的。从这里可以推测，是元刻本首先错割成「白第」二字，分入注中，湖湘本是元刻系统的本子，所以它纔会错成这个样子。（注意这里只是因为元刻本每行十八字和《津逮》本相同，所以借《津逮》本代替元刻本作说明，不是湖湘本袭《津逮》本之误，相反，《津逮》本刻于湖湘本之后。）
明杨慎（升庵）《丹铅总录》卷九摘录有《要术》中奇字若干例，其中有四例很值得注意。原文如下：
（一）「●：无音切。《玉篇》亦无此字。其云：「●死不扇，便任耕种。」似荫意。」
（二）「苯：奔去声，蠢笨也。」
（三）「●：「乌驿切」。「恣意饱食亦不●。」」
（四）「●●：上「草片切」，下「苏革切」。」
四例中加点号的各字都是错的。（一）例的「●」字是「叶」字之误，原句是「叶死不扇，便任耕种」，指开荒时环剥去大树的一圈树皮，使树叶枯死，不遮蔽阳光，便可以垦地耕种，见卷一《耕田》篇。（二）例的「苯」字是「笨」字之误，是简单粗糙的意思，见卷七《笨曲并酒》篇及卷九《煮胶》篇等。这二字在现存所有《要术》各本中都作「叶」和「笨」，没有作「●」、「苯」的。（三）例「●」字的音切，应如院刻、金抄、明抄作「乌县切」，读近绢音，「不●」是饱食不厌的意思，见卷八《蒸缹法》篇「缹猪肉法」，湖湘本纔开始错成「乌驿切」，以后《津逮》本等都跟着错。（四）例「●」字是「●」字之误，音切「草片切」是「莫片切」之误，见卷九《煮●》篇，金抄、明抄均作「●」、「莫」，其误亦始于湖湘本，但湖湘本更错「●」为「●」，《津逮》本跟着错，《学津》本、渐西本已改正。
《丹铅总录》（其门生所辑录）成书于明嘉靖年间（一五二二至一五六六年），《要术》湖湘本刻于嘉靖三年（一五二四年），《丹铅总录》成书时，湖湘本已出版。但杨氏所见《要术》奇字有特殊的「●」、「苯」、「●」之误，不存在于前此的任何一本，他所用的《要术》，显然不是湖湘本，更不是两宋本，唯一可能的本子只有两宋本后湖湘本前的元刻本（或者它的抄本或覆刻本）。而湖湘本的现有错字「驿」、「草」和「●」，正是沿袭元刻系统本之误而来的，由「●」错成「●」，其沿误之迹，亦颇明显。
湖湘本出版后十三年（一五三七年），杨慎写成《丹铅续录》，卷四又据《要术》采入一条：「野稻不种而生曰稆，刈稻明年复生曰●。」这个「●」字也是错的。这字见于《要术》卷二《水稻》篇引晋吕忱《字林》，两宋本均作「秜」。《说文》：「稻今年落，来年自生曰秜。」《字林》依据《说文》采录此字，证明两宋本的正确无误。但湖湘本开始错成「●」，《津逮》本因之，渐西本据校宋本校勘，采两可之说，更错成「秜●」。湖湘本的所以搞错，也应追源于元刻本，因此又被杨慎所误录。杨慎不加细察，随手摘录，固然不够严肃，而元明刻本开始制造严重错失，不能辞其误刻之咎。
湖湘本的内容虽有和南宋系统本相同的地方，但也有不从南宋本而和北宋系统本相合的地方。这种地方，甚至错字和脱文也和北宋本相合，很难用偶合来解释。其例甚多，详见下节。因此我们怀疑湖湘本所从出的元刻本，不仅据南宋本翻刻，同时还有北宋本作依据。当然这两个宋本都不是完好的原刻，而是已经有很多残烂缺脱的，或者竟可能是像日本仁安抄本所据以抄写的那样的本子（见第三节），并且又多残脱。
元代官撰农书《农桑辑要》中引用了《要术》的大量资料，往往保存北宋本的正确性，质量远胜湖湘本。王祯《农书》也引用了不少，但经过王祯的分割、倒易、穿插和更改以后，远非《要术》原样，且多错误，但取对湖湘本，仍然没有和湖湘本相似的错脱。湖湘本源出元刻本，据此推测，元代《要术》的刊刻，似在《农桑辑要》和王祯《农书》之后。《要术》中关于农业生产的部分，主要都引录在《农桑辑要》中，自《农桑辑要》刻成后，元朝政府可能没有再刻《要术》全书。但卷七以下关于农产品加工利用等部分民间仍感需要，大概也像李焘所说那样在转相「摹印相师」，因此仍有人把全书刊印出来。但私人的刊刻，由于原本已经很差，远不及政府书库收藏的好，因此留下了现在湖湘等本的很多错脱。
据以上推测，元刻本的行款，不同于现存《要术》的任何一本，质量并不好，开《要术》的坏本之渐，现在的湖湘本，首蒙其害。它的刊刻，可能在王祯《农书》之后，是私家刊印的，不是官刻。
七、明代马直卿刻本（湖湘本）
此本明嘉靖三年（一五二四年）马直卿刻于湖湘，又称「湖湘本」。每半页十行，每行大小均十七字。据该本王廷相《序》称：「侍御钧阳马公直卿按治湖湘，获古善本，……乃命刻梓范民。」所谓「古善本」，虽未指明何本，从反映在湖湘本的内容上看来，其实并不「善」，它实际应是元刻本，或者是元刻的覆刻本。
《荛圃藏书题识》首载湖湘本行款与校宋本偶合，即半页十行，行十七字。钱曾《读书敏求记》记载其内容：「嘉靖甲申（即一五二四年）刻此书于湖湘，惜乎注中删落颇多，如首卷简端「《周书》曰：神农之时天雨粟」云云，原系细书夹注，竟刊作大字等类，文注混淆，殊可笑也。」光绪初年刘寿曾用以校勘渐西本的所谓「明本」，即是湖湘本。我们有此本，并有它的影写本。这个影写本的来历，是洪汝奎、刘寿曾开始校勘渐西本时向唐仁寿借来影写的，另详《校勘始末述评》第六节第二目。
湖湘本的空脱不少，错误极多，并开始有脱段和脱页。脱页卷十脱去「菖蒲」目以下至「芸」目前的三八行及「朹」目以下的二十行，又四一页和四二页的内容倒错了，应该倒换过来，并补上「欀木」的标目一行。此后《秘册》——《津逮》本等脱页和倒页的情况就完全相同。另一处脱页在卷五，是脱去第三页及第二页的最末四行共二十四行。这一处脱页黄荛圃也提到。其实所脱内容拿两宋本来比对，只有两宋本每行十七字的十八行，多余的六行是湖湘本增多每页行数后多出的空行。湖湘本脱页的上下文衔接情况如下（《种桑柘》篇）：
「斸断令起斫去浮根以蚕矢粪之去浮根不妨耧犁令树肥茂也又法…………………………………………十年中四破为杖一根直二十文任为马鞭胡床马鞭一枝直十文胡床一具直百文十五年任为弓材一张三百亦椹」
以上行款，每行大小均十七字。自卷首「《齐民要术》卷第五」的第一行起至「斸断令起」一行止，在湖湘本共三十六行。如果以每页十八行计算，刚刚是两页。脱页就从次行树肥茂也开始，脱至「十年……马鞭」行止，共十八行。这脱去的十八行刚巧是一页，而且将这一页补插进去，上下文刚好衔接，不差一字。根据这个情况，湖湘本据刻的原本很像是一个每页十八行每行大小均十七字的本子，也就是说，脱去的这一页，是这个本子的第三页。由于湖湘本改为每页二十行，一页中就多出二行，因此到第三页就多出六行，成为如上所说多余不脱的空白了。但元刻本是二十行十八字的，和这个十八行十七字本不合。如果湖湘本确系出自这个十八行本，那这个十八行本应是元刻的覆刻本。本来元刻之后，湖湘本之前，中间相隔将近二百年，另有一个元本的覆刻本，也不是不可能的。又这个十八行十七字的款式和明刻沈本相同，这是偶合，不是湖湘本源出沈本，因沈本在湖湘本之后。
湖湘本的错误很多，即以上引的首末二行为例，在不满五十字中就有四个错字，即「斸断」是「斸地」之误，「一枝」是「一枚」之误，「休」是「床」之误，「椹」字是「堪」字之误。其他地方，当然不全是这样多，但确实不少。湖湘本虽然不是最坏的本子，就现在所见而言，仍然是最早的坏本。不过另一方面，它也补正了两宋本的一些错脱。虽有些微补正，他处错失之多，仍无法补偿。
湖湘本有一特点，就是在书上加刻有刻书人的校记，用小字刻在上面板框之下，正文之上的空隙中，为所有《要术》各本未有的特色。影写本上刘寿曾眉批「明本校语」云云，就是刘氏对这种原刻校记的移录。全书共三十余条。这些校语包括：（一）有问题的地方指出「恐讹」；（二）有摸不透的地方指出「未详」；（三）明知多余的字，指出「衍」。它的特点，都只是指出而已，不予径改；（四）特别可注意的是书刻成后再经过覆校，将刻错、刻漏的地方再刻上去，予以补正。这些足以表明马直卿的刻书态度很慎重，他是力求保持原样，不予轻改。本来原本已经很差，这样可以避免再造成错误。因此湖湘本的严重错脱，可以推知存在于原本；它对两宋本的某些校正，也是根据原本来的。但它存误不改，没有进行适当的校勘，它的优点，也就是它的缺点。
湖湘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内容不但有和南宋系统本相同的地方，更有不少和北宋系统本相同。仅举卷一（资料库编制者按：<。>表示校对的字。）
篇名原文湖湘本与金抄相同南宋系统本备注耕田耕<田>摩劳<「田」>讹作<「曰」><田>
<比>至冬月<比><「比」>讹作<「此」>
其美与小<豆>同也<豆><「豆」>讹作<「头」>
预有<志>于耕稼之事（引《月令》郑玄注）
<志><「志」>讹作<「思」>《月令》郑注作「志」
收种<浮>秕去则无莠<浮><「浮」>讹作<「深」>
咸舄用<貆>。<貆>貒也（引《周礼》及郑玄注）
<貆><「貆」>讹作<「貊」>《周礼》作「貆」
轻爂用犬（引《周礼》）
<爂><「爂」>讹作<「爨」>《周礼》作「爂」
种谷中<●大>谷中<●大>谷中<租火>谷据抄本
逆坡走<丸><丸><圜>据抄本
晚者芜<薉>难治<薉><秽>
晚者芜薉难<治><出><治>
<老>、恶、死日种者收薄（引《杂阴阳书》）
<老><「老」>讹作<「尤」>
<坏>垣墙（引《月令》）
<坏><坯>《月令》作「坏」
<又>过缦田二斛已上也（引《汉书？食货志》）
<又><「又」>讹作<「以」>颜注作「又」
《耕田》等三篇为例，主要就有如上表所示。同样的例子，在他处甚多。上引各例，如「曰」、「●」、「出」等之符合北宋系统本，都不是偶然巧合所能解释。又如卷五《种榆白杨》篇院刻、金抄作「梜榆可以为车毂」，南宋本讹作「枌榆」，湖湘本回复作「梜榆」；《种谷楮》篇院刻、金抄作「卒多冻死」，南宋本作「率多冻死」，《农桑辑要》所引同南宋本，应以作「率」为长，但湖湘本回复作「卒」；卷六关于饲马金抄作「善刍」，南宋本讹作「下刍」，湖湘本回复作「善刍」。特别是有错脱的地方，也颇多和北宋本相同，例如卷二《旱稻》篇「田种」，金抄讹作「四种」，南宋本不讹，该本回复金抄之讹作「四种」；卷五《漆》篇南宋本作「朽败」，院刻、金抄讹作「杇败」，该本也回复北宋本之讹作「杇败」；卷六《养羊》篇「作酪法」的「已曾卧酪者，每卧酪时」，金抄脱「者，每卧酪」四字，南宋本不脱，该本竟也和金抄一样脱去这四字，等等。诸如此类，不是偶合北宋，而是根据据刻原本来的。
八、明末胡震亨——毛晋刻本
（《秘册汇函》——《津逮秘书》本）
胡震亨于明末万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年）在北京灯市得一明刻本《要术》，和沈汝纳（士龙）、姚士？（叔祥）一同校订，刊刻成书，列为《秘册汇函》的一种，即所谓《秘册汇函》本。每半页九行，每行大小均十八字。刻书年月，胡震亨《跋》没有记明，惟据《秘册汇函》之一的《泉志》的徐象梅《跋》称：「沈汝纳、胡孝辕（按即震亨）旁罗秘册，刻为《汇函》，总若干卷。」徐《跋》撰于万历三十一年（一六○三年），则《秘册》本《要术》的刊印，当在一六○三年已完成。
《秘册》本所用原本，胡震亨《跋》仅称「获之灯市」，未指明何本，惟据黄荛圃等均称该本实出湖湘本之旧。今取该本的原板重印本《津逮》本以比校湖湘本，讹字、脱文、墨钉、空等，基本相同，特别是卷十的那许多脱行、脱页和错页，二本完全符合，证明它的据刻原本确是湖湘系统本。二本脱讹的相符，满纸都是，没有琐举的必要，只以第六节、第七节所举的「驿」、「●」、「草」、「●」、「断」、「枝」等讹字作例，已若合符节，也就可概其余。第七节所举卷五第三页的脱页，不但它也同样脱去，而且所脱正是湖湘本的那一页，首尾恰相接合，不差一字，并且还保存着改每行十七字为十八字的痕迹。《津逮》本开始脱页的原样如下：「凡耕桑田不用近树伤桑破犁所谓两失其犁不着处斸断令起斫去浮根以蚕矢粪之去浮根不妨耧犁令□□□□」「令」字以下是连片的墨钉，即自此以下，开始脱页。湖湘本每行大小均十七字，所以第一行至「处」字止，「斸」字属第二行，因此第二行的末尾至「不令」二字满行（见第七节引），而该本改为每行大小均十八字，每行多刻一字，因此字数逐行上缩，到第二行就多出四个墨钉。这四个墨钉是「树肥茂也」四字，在湖湘本原属第三行，从第三行开始脱页，在该本就从第二行的这末四字开始脱起了。这也是该本出自湖湘系统本的有力证据。
胡震亨《跋》曾提到：「校读至第二卷二幅，原本脱去，……更从吴中赵玄度假得善本足之。」现在《津逮》本上第二卷第二页之后插入「又二」页，当即胡氏所补之页。这一页在湖湘本是第三页，没有脱去，但虽不脱页，仍有两段脱文。《津逮》本插入的「又二」页虽较湖湘本第三页为完全，也还有半段的脱文。其第二页则相反，即湖湘本只脱去一小段的注文，而《津逮》本则脱去三段。在别处，《津逮》本缺脱错乱多于湖湘本的地方还不少。从这些方面可以推知：（一）「又二」页既是胡氏所补之页，则赵玄度本确较湖湘本稍好，但也好不了多少，因为胡氏既已借得赵本，必然用赵本比校全书，但实际上现在《秘册》——《津逮》本的严重错脱，依然如故。（二）如上所述，胡氏所得「灯市」本的脱页脱文多于湖湘本，怀疑该本并不是湖湘原刻，而是湖湘的覆刻本或者抄本。因此我们只能说《秘册》本出自湖湘系统本，不能说直接出自湖湘本。
《秘册汇函》后遭火患，胡震亨以残板转让给毛晋。毛晋编入汲古阁《津逮秘书》中。此后《秘册》本《要术》就为毛晋翻印流传，因又称其本为《津逮秘书》本。
《津逮秘书》毛晋《自序》称：「胡孝辕以《秘册》二十余函相属，惜半烬于辛酉之火。」辛酉是天启元年（一六二一年），毛晋《序》撰于崇祯三年（一六三○年），则《秘册》本经过毛晋整补重印为《津逮》本，最迟在一六三○年已完成。《秘册汇函》各书的款式，板心的书名刻在鱼尾之下；《津逮秘书》则刻在鱼尾之上，下面并刻「汲古阁」三字为记。现在《津逮》本《要术》的书名刻在鱼尾下，下面又无「汲古阁」字样，可知仍是胡氏旧板，也就是说「半烬于辛酉之火」，损失以他书为多，《要术》原板的损失不大。所以《师石山房书目》称《津逮》本《要术》「板心书名在鱼尾之下，无「汲古阁」题字，盖即胡氏《秘册汇函》残版，名为《津逮》，实《秘册》本也。」然而胡刻本既经毛晋整补改动，事实上《秘册》、《津逮》二本仍微有不同。不过自毛晋继承翻印之后，《秘册》本已不再增多而为大量翻印的《津逮》本所代替，因此一般通称《津逮》本为胡震亨本，或称胡震亨本为《津逮》本。现在《秘册》本、《津逮》本中有些微改正湖湘本错字的地方，是由于「灯市」本原已改正，还是胡震亨或毛晋所校正，则无从知道。
有个别两宋本的脱误，《津逮》本依据湖湘系统本给补正了，如卷六《养牛马驴骡》篇「三曰善刍」，明抄讹作「下刍」，金抄不讹，《津逮》本亦不讹；卷十「藨」条金抄、明抄脱「《尔雅》曰：「藨，麃」」五字，《津逮》本不脱，不过下一「麃」字仍讹作「藨」。栾调甫以这二处的补正归功于胡震亨，其实这二处湖湘本已先补正。第一例是湖湘本回复北宋本的又一例。第二例湖湘本亦讹作「藨、藨」，胡、毛照样跟着错。其实不查原书，任它错乱是《秘册》——《津逮》本的「通例」，不胜枚举。
空脱、墨钉，湖湘本原已不少。《秘册》——《津逮》本改湖湘本每行十七字为十八字，在湖湘本刚好十七字一行成段落的地方，《津逮》本没有镂空最后一字，因此又添上一些墨钉（如卷六关于养马「马生堕地无毛」段）。卷十错刻成两个「五十一」页（缺五十二页），而装订时又将这两页装颠倒了，致使文句不衔接。一八七五年湖北崇文书局本《要术》据《津逮》本覆刻，到这一页弄不明白，至疑为错简，即在「●母」目下注明「错简」出版，虽说是校刻人不加细察，实由《津逮》本的贻误所造成。以后的《津逮》本竟有将这第二个「五十一」页贸然填改为「五十二」页的（我们就有此本），将倒错之页改实，更易致误。这证明倒页始终没有被胡、毛发现纠正。《秘册》——《津逮》本不但在内容校勘上很差，在成品的复核、检验上也很粗疏。这和马直卿的严肃慎重，刚刚是一个对照。
胡震亨、沈汝纳的刊刻《要术》，只是因为《要术》中引录了不少已经散失的古书，还有保存的价值，如果不是这些，这书大可「不必有」（见胡、沈《跋》）。根本刻书态度已不正确，因此在校勘上就不可能切实认真，结果是「任情予夺，随心涂改」（栾调甫语），前后乖戾，疮痍满目。
《秘册》本现在存书已很少，一般所见都是《津逮》本。继《津逮》本后至一八○四年始有《学津讨原》本出版，中间相隔几一百七十年，时间很长，因此《津逮》本的翻印最多，抄本也不少，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北京图书馆藏《四库全书》原抄本，似亦出自该本。故聚珍版无《齐民要术》，亦因无较好版本之故。日久原版有残烂，因此翻印愈晚的，文字残脱愈多。如卷二「又二」页的首三行是全页刻成后又锯去重刻的拼板，这三行拼板最易残缺和脱失，表现在所见各本上有这样几种本子：最初只脱去每行的末字，渐至只剩每行上端的几字，以至只剩二字，最后终于全部脱光，即三行全脱。只剩二字的是崇文书局本据刻的《津逮》本，因为崇文本只刊入第一行的开头「黍菽」二字（第二、三行的开头也有几字残剩，但文义不联属，被崇文本删去）。三行完全脱去的是吾点据以校勘湖湘本的《津逮》本，吾氏在书眉上批明：「尽按汲古阁本「可以种」下缺三行，直接「伤无实」。」可为证明。我们有一本，也是三行全缺的。除此以外，还有缺整页的，如崇文书局所据本即脱去贾氏自序的第四页，崇文本不再查他本，就在下面注上「原缺一叶」，这就是被杨守敬指斥为「卤莽如此，真所谓刊刻之功，不蔽其僭妄之罪」的（见《日本访书志》卷七）。另外还有脱去卷前「杂说」全部和卷一第八页、卷八最末页等等的。总之愈后缺脱愈甚，卷中剥损脱落的字句也愈多。愈多愈见其行销之广，而坏本辗转覆刻和援引的不良影响亦愈深。张步瀛用以转录校宋本的《津逮》本，完整无一残缺，雕印精好，没有断笔、残墨，而且张氏在得该本时已有多处虫蚀，那是最早翻印之本。
明代有三种《要术》刻本，都是很差的，即湖湘本，华亭沈氏竹东书舍刻本，《秘册》——《津逮》本。但湖湘本犹稍胜于《津逮》本，沈氏刻本也有胜过《津逮》本的地方，《津逮》本可以说是《要术》最坏的本子。但《津逮》本的名气大，销路广，在那时占着《要术》流传的统治地位。一七四四年在日本刊刻的第一部《齐民要术》山田罗谷本，依照《津逮》本原样覆刻，以讹传讹，坏本开始蔓延于国外。此后一八○四年的《学津讨原》本，一八七五年的崇文书局本，一八九三年的《观象庐丛书》本，以及崇文书局本的石印本《百子丛书》本，山田罗谷本的仁科干覆刻本等等，都是《秘册》——《津逮》本的嫡系，上海博古斋还有该本的影印本，除《学津》本经过审慎校勘胜过原本外，其余都是很差或者更差。
明末至清以来的学者在引用《要术》时，多据《秘册》——《津逮》本，因此各书所引错误极多。例如《农政全书》中的许多错误，就是因袭该本来的。王念孙、王引之深知该本错讹百出，在引用时特别慎重，但有的很难辨别，因此在其所著《广雅疏证》中仍不免被胡、毛所误。康熙年间官撰的《广群芳谱》亦被所误。甚至字书如《康熙字典》等也跟着采入「●」、「●」等讹字。所以明清以后的所有著述，不引用《要术》则已，只要引到《要术》，几无不被湖湘、胡、毛诸本所误，其例太多，不胜赘举。
九、日本山田罗谷刻本及仁科干覆刻本
日本于德川中期延享元年（一七四四年，当清乾隆九年），山田罗谷（亦名山田萝葛）刊印第一部《齐民要术》，由京都向荣堂出版。据刻原本是《津逮》本，款式也照《津逮》本每半页九行、每行十八字的原样。字旁另加圈点，有眉上校注，并附译文。分为十册。山田罗谷在刊行序中，述其覆刻的趣旨如下：
「凡今之从事劳作者，不能读书，而好读书者，谓农书非先务，故通晓农书者甚少。昔余耕获于势阳，种艺于河摄，前后三十余年，……民家之业，求之《齐民要术》，试之历年行事，无一不可者。其务农重谷之切实，堪与老农比肩者，唯有此书。爰附译文，并补释字义，新刊行问世。」
山田氏在农业实践中以取法于《要术》而获得成绩，对《要术》推崇备至，故特为刊刻流传。书末并附载杨慎《丹铅总录》所录《要术》奇字一段的全文。杨慎对《要术》用字作这样的批评：「或不得其音，或不得其义，文士犹嗫之，况民间其可用乎？」山田又对杨慎作批评：「当时北俗，民间有自己特有的语言，此书适时用之，旨在便俗。《丹铅总录》之评语，实为颠倒。」所见亦属正确。可惜他用的原本太差，加上《要术》本是很难读的书，因此以讹传讹，造成许多新的错误，译注质量，亦随之而劣。
全书刻在书眉上的校注二百余条，其中注多于校。校的部分，已略述于《校勘始末述评》；注的部分，这里略举一二为例。山田多据《字汇》、《篇海》等不很正确的字书作解释，当然解对的也有，但很有一些文注不相蒙，也有不少原文不误而由于孤立依字书作解释得出乖谬的结论。例如卷前「杂说」的「排比农具使足」，「排比」是整备的意思，解释为：「排比」，排水之器，汉杜诗造之。」不但「排比」解错，将鼓风的「水排」解释为「排水之器」也是误解。卷一《耕田》篇的「●青」是耕埋杂草，解释为：「《篇海》曰：「●，禾不实。又禾败不生。」」卷二《胡麻》篇的「斗薮」同「抖擞」，指抖落芝麻子，解释为：「《韵会》曰：「籔，通作薮，十六斗为籔。」」卷九《●奥糟苞》篇的「●」，是带骨的肉酱，解释为：「《字汇》曰：「●……脑盖。」」又「●」同「燅」，即「爓」字，是烫猪净去毛脏，解释为：「《篇海》曰：「●」，音延，摘物。」卷八《作豉法》篇「作豉法」的「掊」字，是古「刨」字（据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一二《贤愚经》，作「刨」始于唐），这里作扒开铺平讲，解释为：「《字汇》曰：掊，音裒，把也。《易》曰：君子以掊多益寡，掊犹减也。又击也，毙也，倒也。」罗列着五个解释，不作决择而均非（「把」原可引申为「刨」，但没有就此进一步作决择）。诸如此类随便抄书的严重错误是不少的，还不如不解释好。
书眉校注还有几处提到「一本」作什么字的，说明山田罗谷除用《津逮》本作蓝本外，还用别本作参校。但这些「一本」异字，没有和前此的任何一本《要术》完全符合的，而且有的还不存在于任何一本。例如卷四《种枣》篇「晒枣法」的「以朳聚而复散之」，「朳」，《津逮》本讹作「椽」（湖湘本同。两宋本不讹），山田校记说：「一本「椽」作「扒」，注：「兵枝反，无齿把。」」这个「注」，不见于前此的任何一本，只有在王祯《农书》和《农政全书》引文中有，作「兵拔反，无齿杷」，非《要术》原文，而是引者所加。后来渐西本《要术》即据以补入，非是。山田误「拔」为「枝」，「把」亦应以作「杷」为正，未知是「一本」原误，还是山田误刊。卷六《养牛马驴骡》篇的「力柱当车」，「力柱」指牛肩胛部，俗有「力峰」之名，「当车」谓受轭，而「当」，《津逮》本讹作「常」（湖湘本同。金抄、明抄不讹），山田校记说：「「常」，一本作「牚」。」这个「牚」字，也不见于任何一本。但「常」字不通，「牚」字倒可以解释。《养羊》篇「作酪法」的「干粪火软」，「软」是形容缓和的火，使煮酪不会焦底，《津逮》本讹作「辄」，湖湘本同，金抄讹作「歌」，明抄讹作「●」（无此字），山田校记说：「一本「辄」作「软」。」这个「软」字，各本均讹，只该本正确。这些都是「一本」独特的地方。
山田的「一本」，未知何本。从上述情况看来，它有个别地方优于《津逮》本。但不见山田更多的校录，其优点亦止此而已，尤其各卷脱页没有校出，该本也不会是好本，最多只是有个别地方和明代刻本互有优劣而已。但它既不是湖湘诸本，只能是元明间现在未见的刻本。从这里可以推知，《要术》在流传中，决不止现在所知所见的这些本子，有几种本子，包括覆刻本、抄本甚至校勘本，在长期流传中一定有过，但现在已经散失，文献上也没有记载下来，所以我们不知道。
山田罗谷本光绪末年吴广霈有一部。吴氏于一九○六年拿出这个本子请丁国钧移录丁氏所汇集的《校勘记》内容（吾点等十余人所校勘）。惟丁氏称吾点所校湖湘本的影写本为「景元本」，实出张啸山致洪汝奎信中的误记，丁氏据以误题。
山田罗谷本，在日本文政九年（一八二六年）有仁科干新附序文，由浪华书肆定荣堂予以覆刻。以后于明治年间（一八六八至一九一一年），又由有邻堂重印出版。此二本，我们未见，惟据小出满二《关于齐民要术的异版》称其「圈点费力，不免武断」，其因袭山田旧误，无甚更张，亦自在意中。
据上所述，在日本翻刻《要术》所用的祖本，是中国最坏的本子，一再覆刻，又添上若干错误，《要术》在日本，也受着坏本辗转滋蔓的贻误。
与仁科干同时的猪饲彦博（一七六一至一八四五年），曾用宋本以校订山田罗谷本，属于校勘方面，记于《校勘始末述评》，本篇不赘。
十、清代张海鹏刻本（《学津讨原》本）
清嘉庆九年（一八○四年）张海鹏刊行，早于渐西村舍本九二年，张氏编入所辑《学津讨原》的一种，因又称《学津讨原》本。每半页十行，每行大小均二十一字。据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续志》卷三载黄廷鉴校宋本跋称：「嘉庆初照旷阁（张海鹏藏书阁名）据胡震亨本梓入《学津讨原》，予任雠勘之役。」则据刻原本是胡震亨本，其校勘出于黄廷鉴。
明代刻本的严重错乱，至清代干嘉间渐被重视，并开始努力纠正。黄廷鉴所校《学津》本是第一个补正胡震亨本若干脱误而得到出版的本子，但仍逊于没有出版的吾点校本。
黄廷鉴的校勘，在卷六以前几乎全据聚珍版《农桑辑要》。《农桑辑要》所引在很大程度上保存着两宋本《要术》的正确性，因此《学津》本在校改错字，填补脱空，厘正正注文的混淆，并补正大段脱文和脱页方面，取得相当成绩。在张海鹏的出版题跋中已举出若干例子，此外还有不少。这些都是《学津》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地方，在勘正明误的工作上是应该肯定的。
不过在另一方面，《农桑辑要》的引文并不完全可靠，因此有些地方，不免因偏信而致误。例如卷一《收种》篇引《泛胜之书》在「埋阴地」下加「冬至日窖埋」五字，卷二《黍穄》篇「挞」字下加「今时屯子也」的注文，《水稻》篇「草●」下加「判竹圜以盛谷」的注文，「●」字下加「音劣，提？也」的注文，《旱稻》篇「锋」字下加「古农器」的注文等等，都是《要术》原文所无而为《学津》本首先依从《辑要》加上去的。反之，卷二《种麻》篇两宋本原有「说非辞」三字，但《辑要》没有，《学津》本跟着脱漏。《黍穄》篇「？」字下原有「始章切」的音注（胡震亨本亦有），即音商，即今「墑」字，但《辑要》脱此音注，《学津》本竟据以删有为无，非。《旱稻》篇、《种麻》篇、《种瓜》篇的「频烦」，是接连多次不厌其烦的意思，《辑要》均误作「频翻」，意思大相径庭，胡震亨本《旱稻》篇原不误，余二篇误作「频频」，问题也不大，而《学津》本均改从《辑要》作「频翻」，则又添上一些错字。诸如此类，别处还不少。至于其他错误，如卷一《耕田》篇引《礼记？月令》郑玄注的「大阴用事」，胡本「大」讹作「夫」，《学津》本没有改正，还在「夫」字下衍一「耕」字；卷六《养鱼》篇引《本草》的「中米」，胡本原不讹，《学津》本讹作「中朱」（《文史哲》一九六二年第六期《读齐民要术札记》一文就「中朱」作解释，是承该本之误）等，则是校刊上的粗疏。
聚珍版《农桑辑要》出自《永乐大典》，已非原本，在校订过程中又经分卷更改，脱讹可以想见。现在通行本就是聚珍版系统本（听说还有元代刻本存在）。黄廷鉴当时所见，也是这个本子。然《事林广记》「农桑类」所引《辑要》内容，对今本尚可作某些校证。上举「说非辞」及「频烦」，该书所引就不脱不讹。黄廷鉴袭聚珍版之误，可知未取证《事林广记》所引。
黄廷鉴也考虑到引书的不足完全凭信，即彼所谓：「出于后人征引，……至今耿耿」，因此在某些方面颇表现为慎重。可是又有因过于慎重而遗漏的。例如第七节所举卷五《种桑柘》篇的脱页，虽已据《辑要》补入，但没有补完全，即舍去「又法」和「种禾豆欲得逼树」二条五十三字没有敢补上。这二条吾点给补完全了，胜于黄氏。但黄氏仍胜于覆刻《津逮》本的山田罗谷，因为山田罗谷在出版该本《要术》时曾预告要续刻《农桑辑要》诸书，但这一页依然全脱，别处也没有据《辑要》校补一字。
《要术》卷七以下加工利用和南方植物部分，《辑要》未引，黄廷鉴以字书和《要术》所引原书等作参校，所校大多正确，只是校得很少。卷九《炙法》篇改「●凡」为「●几」，《醴酪》篇改「青土」为「青玉」，《作菹藏生菜法》篇改「●奠」为「满奠」，《饧餔》篇改「粔敉」为「粔籹」，卷十「东墙」目改「田梁」为「田粱」，「芡」目改「雁啄」为「雁喙」，「菜茹」目改「世冬葵」为「出冬葵」，改「●菜」为「藄菜」等，与两宋本符合，并有改正两宋本以来的错误的。《炙法》篇「炙豚法」的「取新猪膏极白净者涂拭勿住，若无新猪膏」，「勿住，若」，原脱讹作「住着」（湖湘本同），《学津》本改作「佳，若」，「佳」虽于原义不合，但字面亦通，而「若」是唯一正确的字（明抄亦讹作「着」，金抄则讹作「苦」）。《煮●》篇的「●」，原讹作「●」，「●」字下小注：「莫片反，米屑也，或作●」，原讹作：「草片反，米有也，盛作根」（湖湘本同），五个讹字也全改正（但「●」改作「？」）。这些都是经过认真查考和思考的。
卷九《煮胶》篇自明抄以下，脱讹颇多，仅金抄完好无讹。但明抄的脱字还剩着空格，自湖湘本去掉空格接写，以后各本就无迹可寻。例如下段文句，正讹各本如下：
「匕头不施铁刃，虽搅不彻底；不彻底则焦，焦则胶恶，是以尤须数数搅之。」（金抄全文完整无讹）
「匕头不施铁刃，虽搅不彻底；不宜□□焦，焦则胶恶，是以尤须娄数□之。」（明抄开始脱讹，但「空等」待补，尚可和金抄校合。）
「匕头不施铁刃，头揽不彻底，则焦，焦则胜恶，是以尤须娄数之。」（湖湘本不留空等，消灭脱迹，加上更多的脱讹。《秘册》——《津逮》本同湖湘本。）
在《秘册》本的这段脱讹中，《学津》本改「揽」为「搅」，改「胜」为「胶」，与两宋本合；改「娄」为「屡」，则「屡数」不成文；其他脱字，无法补上。又如：
「盖则气变成水，令胶解离。」（金抄无脱讹）
「□则气变成水，令□□杂。」（明抄有脱讹，但亦空等待补，可校合金抄。）
「则气蔓成水，令令杂。」（湖湘本脱讹更多，又去空格，《秘册》——《津逮》本因之，更无法理解。）
这段脱误，无从措手，《学津》本只有存误不改。再如：「火停沸定，则皮膏汁下，挹不得也。」
金抄全文不缺；明抄全脱，但也留着全数的空格；湖湘、《津逮》等本既全脱，又不空格，变为根本没有这个注，当然《学津》本以后各本也就跟着以无注刊定了。
从上举各例，各本夺讹递变的痕迹可一望而知，而明抄有空等待补的优点，明代刻本则有严重讹脱和夺空，也说明校勘明刻本的不易和《学津》本的因沿明误之多。张步瀛说《学津》本「谬讹不可读者尚多」，确实卷七以下校改得很少，照原样不动的很多，这是它的缺点。但是如果和渐西本的乱改比较，它的比较慎重，又相对地成为优点。
综上所述，《学津》本依《农桑辑要》校补了胡震亨本的不少脱误，其正误情况，可说略同《辑要》，而以优点居多。但全书除《辑要》外校得太少，留存原误很多，其用工逊于吾点。校勘比刘寿曾兄弟慎重，阙疑不作强改，无两可之说，则胜于渐西本。它没有校宋本更无北宋本等作校勘，当然距离《要术》原样很远，但在勘正明误的工作上，它有创拓的功绩。
《学津》本出版后约十来年，黄尧圃购得一校宋本。黄廷鉴以陈揆转录的校宋本并参以他本作进一步的覆校，已详《校勘始末述评》，本文从略。
十一、清末袁昶刻本（渐西村舍本）
清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袁昶刊行。每半页九行，每行大小均二十一字。据刻原本是湖湘本（先经吾点校勘的该本的影写本）。校勘人是刘寿曾、刘富曾。所用校本有校宋本、《津逮》本及《学津》本，并以《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农政全书》等作参校。
渐西本是继《学津》本后勘正明误的又一本子，依据《农桑辑要》和黄荛圃校宋本等补正了湖湘本的不少脱误，在清代刻本中也是比较好的。但它有较好的校本没有被充分利用，使成品也只和《学津》本互有优劣不相上下，是它最大的缺点。
据刘寿曾《校刊齐民要术商例》说明其校勘方法：「今拟合诸本，又旁取他书，定其从违。」则是采取综合校勘的方法的，原是很好。但这如果没有一定的条件，容易流于轻率自是，从违无准。二刘所校，不免有此失。吾点所校，往往符合两宋本，在旧校中最为精到；校宋本虽略有错字，亦大多正确。但二刘在「定其从违」之间，往往以正为误，以误为正，搞上不少错误。对《农桑辑要》的从违失当，也大致相仿。许多正确的校正，出自吾点。卷七以下，《学津》本校得很少，渐西本校得较多，略胜于《学津》本，亦多出吾点，但书中都没有交代来源。相信他书引《要术》，胜过相信校宋本，因此有校宋本不错而照他书所引改错了的。《学津》本没有校宋本作校勘，依《农桑辑要》加上不少《要术》原来没有的字句，其误加尚有可原；渐西本有校宋本作校勘，也照样误加，并且除《辑要》外，还照王祯《农书》、《农政全书》滥加，这个不信宋本偏信他书的过错，实出刘富曾。因为刘寿曾《校刊商例》原规定：
「《辑要》……加添之文，多出之音切，皆列入校记。至《农书》、《农政全书》，尤多改换，有意出便俗者，亦有妄改者，今拟止据校误字，而不据以添字，即存校记中之异同，亦严于《要术》。」
刘寿曾初校稿本，继由其弟刘富曾覆校定稿出版。刘富曾、袁昶变更刘寿曾原欲附刻校勘记的体例，虽说「仍守《商例》中改误而不轻加字之例」（渐西本卷首刘富曾附记），实际上已乱添了好多而不自知。
刘寿曾的校勘能力不及吾点，而吾点的正确校勘多有被刘寿曾改错了的。刘富曾又逊于乃兄，因此他也不可能在定稿时纠正乃兄之误使渐西本超过《学津》本，还添上一些两可之说，如「栽谷」、「地也」、「秜●」之类。
总之，渐西本有某些方面的长处。这些长处，来自校宋本和吾点；二刘本身，虽有些微校正，往往动辄乖违。而有校宋本和吾点的有利条件没有充分发挥，很是可惜。它胜过原本湖湘本，但不能超越《学津》本，只是优缺互见而已。出版时以「精校」作宣传，他们在主观上是尽了力的，可是效果并不太好。
关于吾点校本（即湖湘影写本）的来历及其校勘内容，以及渐西本上举各点的实例，均见《校勘始末述评》第六节，本文不赘。
附录三本书引用古文献书目一切音经义（唐释玄应撰）
十六国春秋（魏崔鸿撰，明屠乔、孙项琳缀集本）
九谷考（清程瑶田撰）
千金方（唐孙思邈撰）
大唐西域记（唐释玄奘撰）
大戴礼记山海经三国志吴志（晋陈寿撰）
三国志魏志（晋陈寿撰）
小尔雅文子文房四谱（宋苏易简撰）
文禄访书记文选（梁萧统编）
文献通考（元马端临撰）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吴陆玑撰，清丁晏校本）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广要（明毛晋撰）
毛诗补疏（清焦循撰）
天工开物（明宋应星撰）
天禄识余（清高士奇撰）
太平御览（宋李昉等撰）
太平寰宇记（宋乐史撰）
孔子家语孔丛子水经注（后魏郦道元撰）
水经注疏（杨守敬撰）
丹铅总录（明杨慎撰，梁佐辑集）
丹铅续录（明杨慎撰）
月令章句（汉蔡邕撰）
日本访书志（杨守敬撰）
公羊传（旧题周末公羊高撰）
方言（汉扬雄撰）
元亨疗马集少室山房笔丛（明胡应麟撰）
六书故（宋戴侗撰）
中华古今注（五代马缟撰）
王祯农书（元王祯撰）
北山酒经（宋朱翼中撰）
北户录（唐段公路撰）
北史（唐李延寿撰）北堂书钞（隋虞世南撰）
北齐书（唐李百药撰）四民月令（汉崔實撰）
四时纂要（唐韩鄂撰）
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四声本草（唐萧炳撰）
本草拾遗（唐陈藏器撰）
本草衍义（宋寇宗奭撰）
本草纲目（明李时珍撰）
本草纲目拾遗（清赵学敏撰）
古今注（晋崔豹撰）
古今韵会（元黄公绍撰）
古列女传（旧题汉刘向撰）
玉海（宋王应麟撰）
玉篇（梁顾野王撰）
玉烛宝典（隋杜台卿撰）
白帖世本（清张澍辑本，雷学淇辑本）
世说新语（南朝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
左传（周左丘明撰）
左传杜解补正（明顾炎武撰）
史记（汉司马迁撰）
史通（唐刘知几撰）
正字通（明张自烈撰）
司牧安骥集外台秘要（唐王焘撰）
石药尔雅（唐梅彪撰）
西京杂记（梁吴均撰）
西河旧事（清张澍辑本）
西溪丛语（宋姚宽撰）
列子列仙传（旧题汉刘向撰）
竹谱（晋戴凯之撰）
竹谱详录（元李衎撰）
字汇（明梅膺祚撰）
字汇补多能鄙事老学庵笔记（宋陆游撰）
名医别录酉阳杂俎（唐段成式撰）
酉阳杂俎续集（唐段成式撰）
吕氏春秋（秦吕不韦门客撰）
吴郡志（南宋范成大撰）
宋景文公笔记（宋宋祁撰）
孝经初学记（唐徐坚撰）
周易周书（唐令狐德棻撰）
周礼周礼正义（清孙诒让撰）
东坡手泽东坡杂记东观汉记（四库全书辑本）
尚书尚书大传（清陈寿祺辑本）
金粟笺记（清张燕昌撰）
金楼子（梁萧绎撰）
事林广记事类赋（宋吴淑撰）
孟子杭州府志抱朴子（晋葛洪撰）
法言（汉扬雄撰）表异录（明王志坚撰）
直斋书录解题（南宋陈振孙撰）
南方草木状（伪托晋嵇含撰）
南史（唐李延寿撰）
南宋吴兴志南越笔记（清李调元撰）
食疗本草（唐孟诜撰）食医心镜荀子（战国时荀况撰）
品芳录（清徐寿其撰）
癸辛杂识（宋周密撰）
泉志（宋洪遵撰）
荔枝谱（宋珏撰）
郘亭知见传本书目（莫友芝撰）
春秋繁露（旧题汉董仲舒撰）
风俗通义（汉应劭撰）
珍珠船（明陈继儒撰）
重修政和证类本草恬裕斋藏书记急就篇（汉史游撰）
洛阳伽蓝记（后魏杨衒之撰）
茶经（唐陆羽撰）
荆楚岁时记（梁宗懔撰）
后汉书（南朝宋范晔撰）
神农本草经（清孙星衍、孙冯翼辑本）
保德州志洪范五行传（汉刘向撰）
咸丰南浔镇志侯鲭录（宋赵令畤撰）
格物粗谈（伪托苏轼撰）
通志（宋郑樵撰）
通典（唐杜佑撰）
通俗文（汉服虔撰，清任大椿辑本）
通雅（明方以智撰）
通鉴纲目（宋朱熹撰）
夏小正夏小正经传集解（清顾凤藻撰）
海槎余录（顾●撰）
海药本草（唐李珣撰）
晏子春秋庄子（战国时庄周撰）
师石山房书目酒史（明冯化时撰）
唐本草（苏恭撰）马首农言（清祁寯藻撰）
真珠船（明胡侍撰）
桂海虞衡志（南宋范成大撰）
晋书（唐房乔等撰）
益部方物略记（宋宋祁撰）
埤雅（宋陆佃撰）
仓颉篇（清孙星衍辑本）
郡斋读书志（宋晁公武撰）
曹子建集（魏曹植撰）
崇文总目（宋王尧臣等撰）
理生玉镜稻品（明王省曾撰）
淮南子（汉刘安撰）
救荒本草（明朱橚撰）
陈？农书（宋陈？撰）梁书（唐姚思廉撰）康熙字典菽园杂记（明陆容撰）
国语（周左丘明撰）
御制格物编（清福临撰）
开宝本草植物名实图考（清吴其浚撰）
植物名实图考长编（清吴其浚撰）
道光江阴县志道光海昌丛载笔史（清梁同书撰）
皕宋楼藏书志（清陆心源撰）
博物志（旧题晋张华撰）
湖南湘阴县志搜神记（晋干宝撰）
隋书（唐魏征等撰）
游宦纪闻（南宋张世南撰）
琵琶记（元高明撰）
朝野佥载（唐张鷟撰）
越绝书（汉袁康撰）
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目笋谱（宋释赞宁撰）
集韵（宋丁度等撰）
农政全书（明徐光启撰）
农事幼闻（清许旦复撰）
农桑辑要（元时官撰）
农桑衣食撮要（元鲁明善撰）
农圃六书（佚名）
农雅（清倪倬撰）
农蚕经（清蒲松龄撰）
新方言（章炳麟撰）新序（汉刘向撰）
新唐书（宋欧阳修等撰）
诗经诗毛氏传疏（清陈奂撰）
经典释文（唐陆德明撰）
经籍访古志（日人森立之撰）
群芳谱（明王象晋撰）
群书治要（唐魏征等编）
梦溪笔谈（宋沈括撰）梦溪补笔谈（宋沈括撰）
闽书（明何乔远撰）
闽产录异（清郭柏苍撰）
爱日精庐藏书续志（张金吾撰）
蜀本草路史（宋罗泌撰）
闻见后录（宋邵博撰）
楚辞岁时广记（宋陈元靓撰）
说文解字（汉许慎撰）说文系传（宋徐锴撰）
说文解字注（清段玉裁撰）
说文解字义证（清桂馥撰）
说文通训定声（清朱骏声撰）
说文解字注笺（徐灏撰）
说文解字群经正字（清邵瑛撰）
说文解字校录（清钮树玉撰）
说文逸字（清郑珍撰）
说文句读（清王筠撰）
说文五翼（王煦撰）说文古本考（沈涛撰）
说文解字诂林（丁福保编撰）
尔雅尔雅正义（清邵晋涵撰）
尔雅义疏（清郝懿行撰）
尔雅汉注（臧镛堂辑本）
尔雅翼（宋罗愿撰）
广东新语（清屈大均撰）
广东肇庆府志广雅（魏张揖撰）
广雅疏证（清王念孙、王引之撰）
广群芳谱（康熙时官撰）
广韵（隋陆法言撰）
汉书（东汉班固、班昭撰）
汉书补注（清王先谦撰）汉书注校补（周寿昌撰）
汉书窥管（杨树达撰）
汉书食货志（丛书集成影印日本唐抄本）
管子管子集校（郭沫若等撰）
管城硕记（清徐文靖撰）
种果疏（元末俞宗本撰）
种树书（元末俞宗本撰，康成懿校注）
种艺必用（吴怿撰）
碧里杂存（明董谷撰）
嘉佑本草蔡邕集（东汉蔡邕撰）
图经本草（宋苏颂撰）
演繁露（宋程大昌撰）
墨史（元陆友撰）
墨法集要（明沈继孙撰）
墨记（宋何薳撰）
墨娥小录（明佚名）
墨经（宋晁贯之撰）
论语论衡（汉王充撰）
篇海（金韩孝彦撰）
荛圃藏书题识（清黄丕烈撰）
乐书（宋陈旸撰）
邺中记（晋陆翙撰，四库全书辑本）
麈史（宋王得臣撰）
战国策（汉刘向撰）
糖霜谱（宋王灼撰）
岭外代答（宋周去非撰）
岭表录异（唐刘恂撰）
岭南杂记（清吴震方撰）
韩非子（战国时韩非撰）
韩诗外传（汉韩婴撰）缩本四部丛刊初编目录旧唐书（后晋刘？撰）襄阳耆旧传（东晋习凿齿撰）
礼记魏武帝集（曹操撰）
魏书（北齐魏收撰）
离骚（战国时屈原撰）
离骚草木疏（宋吴仁杰撰）
艺文类聚（唐欧阳询撰）
颜氏家训（梁颜之推撰）
类篇（宋王洙撰）
证类本草（宋唐慎微撰）
释名（汉刘熙撰）
释名疏证（清毕沅撰）
宝训（清郝懿行撰）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瞿镛撰）
骖鸾录（南宋范成大撰）
读书敏求记（清钱曾撰）
读书敏求记校证读说文记（席世昌撰）
蚕桑问答（朱祖荣撰）
盐铁论（汉桓宽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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