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秋生于东北平原一个遍地土豆花和南瓜藤的普通村落。后举家迁往半山区，在一个三面环山、只有五户人家的小山沟长大。小山沟那杏花李花海棠花簇拥下的茅屋，那井台边随风摇曳的依依垂柳，以及松树柞树间蜿蜒伸展的荒草径，加上儿时记忆中平原上树影依稀的远方村落，构成了他心中挥之不去的“原生风景”（ primal scene ）和永远寻觅的精神家园。日后无论在歌舞升平的广州街头，还是在灯红酒绿的扯旗山下，抑或在樱花盛开的东瀛古都，他都无法彻底流连忘返。可以说，小山沟成了他至今未能走出的心间圣地。当他发现祖籍黄海边堪可聊慰乡愁之时，毅然从广州北上青岛。
父亲是个喜欢看书买书的一般公社干部。也许受父亲影响，他自小嗜书。父亲一个现在看来并不很大的书箱，成了他一看就怦怦心跳的掏不够翻不完的聚宝盆——《 三国演义 》、《 牛虻 》、《 红旗飘飘 》、吴伯箫的《 北极星 》……而那又是何等艰难清苦的日子。八口之家，父亲四十七元工资，又远在百里之外，口粮甚至都难以购回。是书给他这个雪中拾柴归来的长子以惟一的慰藉和欢乐。去供销社直扑“小人书”柜台，去县城直奔新华书店。他是那样感激姑姑，当他手捏四毛钱对着《 林海雪原 》发呆时，是姑姑为他补上了五角。煤油灯下，他用自己裁订的纸本抄写过《 四角号码词典 》，一遍又一遍整理从书上摘下的漂亮句子。这不仅使作文成了他最兴奋和得意的语文作业，也培育了乡间少年独特的自尊、自信和执著。
“文革”开始时，他刚读完初一。两年后返乡务农。祖父胸前被挂上“还乡团长”的木牌倔强地站在一片“打倒”声中，父亲在接受内查外调。招工、参军两条出路俱被堵死，只能用月下的笛声倾诉胸间的无奈和忧伤。但即使在这样的日日夜夜，在这除了“红宝书”几乎无书可读的岁月中，他也不忍舍弃阅读的习惯。雨天不能出工时他躺在炕上背《 汉语成语小辞典 》，背“骗”来的《 千家诗 》，背当时惟一刊行的诗集《 毛主席诗词 》……收工归来途中常常一个人独坐山冈，遥望远方迷蒙的山峦和天际灿烂的夕晖，有时胸口竟涌起一股莫可言喻的激情和不合时宜的遐想。后来他明白了，那是潜意识中的文学之梦对他的呼唤，是书暗暗赐予他的慈爱。他没有因之沉沦，而挽起带补丁的裤管，迈动细瘦的双腿走出泥沼，走出棘丛，走出暗夜。而那缕夕晖，也永远凝在了他的心壁。
三年后的春寒料峭时节，善良的贫下中农出于怜爱推荐他上了大学。那是志愿栏中只能填写“一切听从党安排”的特殊年代，而党安排他学习他从未想学的日本语，他因之得知汉字原来还有另外一种几乎截然不同的读法和若即若离的含义。大学三年零八个月，他特别感激的是校图书馆外文借阅部一位文质彬彬的老头儿。每次借书，老头儿都露出拘谨而慈祥的微笑，破例允许他进书库寻找除小林多喜二等日本无产阶级作家以外的小说，使他在批孔批宋江批邓等荒唐、狂躁的嚣喧声中，得以徜徉在异国文学天地。若干年后当他重返母校攻读研究生课程，又去他熟悉的图书馆的时候，老头儿早已不知去向，留给他惟独一丝惆怅和怀念。
研究生三年，恩师王长新教授领他步入了日本古典文学世界，指导他在吟咏风花雪月的诗歌中去领略和研究中日古文人情怀和审美指向的异同。他缥缈的文学之梦也终于找到了合适的载体——翻译。
他本不情愿当教师，但命运最终安排他走上了大学讲台。十八年来，他不知耗去了多少盒有尘或无尘的粉笔，吞掉了多少片“金嗓子喉宝”。同时获得了专心译事的条件。他的第一部重头译作是当年风行全国的日本二十八集电视连续剧《 命运 》。当他第一次看见自己所译词句化为清晰的字幕，听见其从男女演员口中涌出，注视自己的名字出现在荧屏上，激动之余，他不由想起小山沟那盏昏暗的煤油灯和天边那缕璀璨的夕晖，觉得横亘其间的二十年光阴仿佛一条神奇的因果游丝，觉得一个人日后的作为终究是儿时梦幻的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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