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淝水之戰
黃仁宇 Ray Huang
公元383年的鼕天,有藏人血統的“前秦”皇帝苻堅大舉伐晉。他剛統一北方不久,長安附近的居民尚是五花八門,所謂“鮮卑羌羯布滿畿甸”。晉朝雖偏安江左,但是仍能保持西部的防綫,如今日之湖北西北漢水一帶以及更西的四川。即在最接近的戰場,也能在江翼壽陽附近發動攻勢。從各種跡象看來,苻堅並沒有在東綫與晉人决一死戰的决心,而是統率了很多雜眚部隊,無法統禦,衹能以軍事行動,維持他的組織。同時又過度自信數量上的優勢,所謂“投鞭足以斷流”。他總希望以涼州蜀漢幽冀之兵,號稱八十七萬的力量,“猶疾風之掃秋葉”,不怕晉人不投降。所以他在出師之前,就宣言要讓東晉皇帝司馬昌明做他的下任尚書左僕射(等於副首相兼軍政部長),晉朝的文武大臣謝安或桓衝,也為未來的吏部尚書和侍中。都預先替他們在長安建造官郟
如果現存的資料全部可信,則此人受過中國傳統教育,也有幾分書呆子的習性。他與晉人交戰之前,也讓以前俘獲的晉臣朱序作使臣,訪問晉軍。後來朱序卻將秦之虛實告訴對方,替他們定下了速戰速决的方針,並且在戰場上,采取對苻堅不利的行動。
晉朝的總司令謝安,正式官名為“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他也有書呆子的脾氣,年輕時無意仕進,衹是與名士來往,有聲望。到四十歲纔正式做官,仍是玩水遊山,滿口清談。人傢規勸他,他就反問:“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緻患邪?”
淝水之戰的前夕,他又受任都督十五州軍事。兒子謝琰,侄子謝玄,謝石都是部下重要的將領。對付苻堅號稱百萬的軍隊,他衹有八萬人抵禦。但是他“鎮以和靜,禦以長算”又“不存小察,弘以大綱”。他對親信將領個別的指示,以使他們“各當其任”為原則。部署既畢,即不再多言,並且招集親朋,下圍棋遊山水以表示“夷然無懼色”。
北方混成的秦軍和南方緊湊的晉軍對峙的時候,謝安的前鋒招致北軍司令:“君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從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這文辭衹改動數字,在《晉書》裏出現兩次,其以作戰當作競技看待,有《左傳》作風,可能是修史者揣想寫成,但是徵之兩方將領風度,也可能是據實記載,因為率北軍的將領苻融,也以文學稱著,既能“下筆成章”,也能“談玄論道”,他作的賦尚是“壯麗清贍,世鹹珍之”,並非一介武夫,尤不帶戎狄氣派。
他這次可算是上當。秦軍剛一後撤,朱序即在陣後流佈謠言,說是北軍已被南軍打敗。這時倉皇集結的部隊,勞師遠入,人地生疏,又無堅強的鬥志,也就信以為真。如是一潰就不可收拾,苻堅自己也中流矢,是以晉軍大獲全勝。前綫戰報剛到總司令部,謝安正與朋友下圍棋,他看後將文書置在幾案之上,對棋如故。衹是胸中喜氣到底無法全部抑製,下棋完畢,他步入戶內,腳上筋肉緊張,一時伸展不盡如意,用力過猛,竟將木屐之底,在門限上踏損,俗語“不覺屐齒之折”,由來如此。
淝水之戰確定了南北朝的長期分裂。以後南朝的劉裕於公元417年入長安,不能久駐。北朝的侯景反復叛變,也曾於公元548年陷建康,不久即為部下所殺,都去統一全國的目標甚遠。
直到公元589年纔有隋文帝楊堅的“天下大同”“區宇一傢”。至此已去淝水之戰206年。
在這兩百多年內常成為南北兩方拉鋸戰的地區,除了淮南以外,還有湖北的襄陽一帶。這也可以說是北人所擅長的騎兵戰術,至此已無法做有效的發揮。南人所長為水軍,不僅兵力以舟楫輸送,能夠爭取戰場的主動,而且將士無行軍之勞,糧草有速達之效。衹是這種長處,也不能嚮北延伸使用。淝水之戰時,雙方受地形限製的情形,已見其端倪。如《晉書》說苻堅有“騎二十七萬”,衹因一水所隔,不能衝鋒陷陣。而晉軍雖獲空前大勝,也不能擴大戰果,仍是偏安江左。可是這長期的分裂,還有它更重要的原因存在。
自從東漢覆亡,中國人口因天災與戰爭的影響,長期由北嚮南而由西嚮東的遷移。即魏晉間的戰事,也帶着武裝移民的情調,有如280年之平吳,西晉發動了20萬人的兵力,至建鄴收版籍,則衹有男女263萬,其南徵兵力已占當地人口很大的一個比例。如是華北與華中的空隙,勢必由“15英寸同雨量綫”以外的少數民族填補,其背景則是他們所受亢旱的打擊,又必較華北為甚。雖然資料不全,歷史上已有甚多的例證:公元333年石虎自長安徙秦雍民氐羌十餘萬戶於關東,使居枋頭(今河南瀎縣附近),又以羌師率其衆數萬徙居清河之灄頭(河北棗縣)。石季竜則徙遼西,北平,漁陽萬戶於兗豫雍洛。淝水之戰前夕,長安附近的人口又以鮮卑羌羯為多。有如上述,則南朝的北伐,與這種半由自然力量發動的移民方向衝突,不易徹底執行。淝水戰前,東晉之桓溫,曾剋服洛陽,又於369年入長安,終在枋頭挫敗。
就因為這種人口移動的壓力,南方的水田,才能普遍的開發。《晉書》食貨志所稱“河濱海岸,三丘八藪,耒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就表現出了這種開拓處女地的一般趨嚮。衹是“火耕水耨”,先用燒荒的方式,次用水灌溉,並且以大量的人力用以除芟,才能逐漸將粗疏耕作方式進而為精密耕作。
北方的種族復雜,也不容易使政局穩定。“五胡亂華”時的少數民族領袖,率多漢化,並且很多帶有漢人血統。因為漢朝除武帝時代之外,“和親政策”總在若斷若續的進行,匈奴劉淵之姓劉,不無根據。漢末袁紹即以傢人子為己女妻烏丸豪酋。魏晉以降,越種通婚的更為普遍。安北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王瀎以一女妻鮮卑段務勿塵,一女妻素怒延。後將軍韓據女為段匹彈“兒妾”。劉琨為晉朝的司空,他與段匹彈的關係雖沒有言明,但是彈“與琨結婚,約為兄弟”。晉惠帝除賈後外,又立羊後,她也是名門女,後來劉曜陷洛陽,也立她為後,“有殊寵,頗與政事。”她生有曜子三人,長子熙為劉曜的繼承人。羯人石季竜“大發百姓子二十以下十三以上萬餘,以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這種趨勢不斷的繼續。到後來北魏拓跋氏的皇室實為漢人,而隋文帝唐高祖等人物也有混血背景。衹是上層的通婚不算,下層一般人民也需要在這大熔爐裏混合,並且遊牧民族,也要放棄他們的生活習慣成為安土重遷的農民,這“同化”的程度,纔算貫徹,因之過渡期間必費時許久。
東漢之覆亡,“兼併”占一個重要的因素。因為當日徵兵納稅,以“戶”為對象。“口”以戶為轉移。兼併一行,失田的農民若不成為流民,即為富傢大室之“奴”之“客”,甚至整個大家庭成為“部麯”,地方官員對其豪宗大戶無法應付。魏晉南北朝之世族也由來於此。我們翻開《晉書》捲30至捲86,其中列有542人之傳記,除其中段匹彈為鮮卑酋長不計外,晉朝重要人物,幾乎一網打盡,其傳記中敘及祖先曾為顯官我們可以斷定其為世族者159人,其子弟又在朝中顯著的215人,司馬皇傢的宗室105人,而不屬於以上,我們概稱之為出身貧寒的衹62人,可見得大傢巨室的力量雄厚,其社會狀況必與中國傳統的理想——由皇帝直接嚮大批小自耕農徵兵抽稅,不受豪強幹預情形大有出入。
當日商業財富尚未展開,商人資産,也無保障。例如西晉以顯官而成巨富的石崇,則因其為荊州刺史,“劫遠使客商,致富不貲”,有傢奴八百人。農業上的財富,則無非出於地産及勞動力,兼併一行,即枯竭政府的財源與兵員。最顯著的一個例子,則是在淝水之戰立功的謝玄,三傳而至孫子謝靈運,為詩賦名傢。《宋書》說及他“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衆,義故門生數百,鑿山瀎湖,功役無已”,於公元433年為宋帝所誅。這一方面表示傳統社會裏財政稅收全在“周禮式”及“李悝式”的辦法支配下,私人財産無從合法的積纍,一方面則又表示官僚機構的行政效率受兼併的限製。流亡政府的小朝廷,更受巨傢大室的壟斷,雖然迭換朝代,也仍無中興跡象。
華北除了遊牧民族的醖釀外,也有類似的情形,他們尚有自動設防不受節制情事。例如公元350年左右,山西太原迄北有設防的村落三百餘,包括“鬍,晉”人口十餘萬戶。400年前後,關中有堡壁三千餘所,他們推戴統主,相率結盟,《魏書》食貨志則說在北魏486年立“三長”以前“禁網疏闊,民多逃隱”,並且“五十,三十傢方為一戶”。這樣下層機構沒有改變,中國無統一的可能。
所以383年謝安謝玄與苻堅苻融的對峙,縱加上朱序的穿插,衹確定了南北朝的長期分裂,這次戰役卻不是構成分裂的主因。以後的發展也證明中國的重新統一必待人口相次固定,鬍漢種族的界綫逐漸漠減,巨傢大室的力量也被壓製,才能成為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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