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巴金有两个好朋友卫惠林和吴克刚。卫惠林和他是1925年在上海认识的，后来同船去法国。吴克刚是1927年2月他到达巴黎里昂车站吴来接站时才第一次见面。晚年的巴金曾说：我在巴黎短短几个月里受到他们的影响，我才有今天。他们对我有大的帮助，我用在书中的一些知识、一些议论、一些生活，都是来自他们。尤其是卫惠林，对于我的人格的发展他有大的帮助。卫与吴也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和巴金一样，跑到近代无政府主义的发源地法国来，就是想专门研究无政府主义。他们深入探讨理论，也共同关注着祖国正在进行的这一场革命，常常在一起议论甚至争吵，这些讨论的内容产生了他们三人的三篇文章。先在《民钟》月刊发表，后来合编成《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一书，1927年4月由上海民钟社出版。巴金撰写的是该书的第二节。他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应关心实际问题。如果深入民众，了解实际了，就不会拘泥于原理。比如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战争，但是只反对军阀政客争权夺利的战争，不反对被压迫者为自卫、为自由而战。又比如说无政府主义者为全人类谋幸福，这样讲也不确切，因为人类还分成两个对抗的阶级。无政府主义从来不是统治阶级的理想。巴金对当前中国革命实际的态度很明确。说这不是一党包办的国民党的运动，而是工人、农民、青年学生都参加的民众的革命运动。国民党和北洋军阀并不是一丘之貉，无政府主义者不反对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在这次运动中没有多大影响，那是自己的错误。他们再不应袖手旁观，而应投身中国革命的旋涡，比如烧几处县府衙门，捣毁几所监狱，组织农村公社，成立工会，开办工人教育……总之，使无政府主义理论更接近中国民众。文末他检讨般地说自己在革命时期像个逃兵一样跑到外国来了，看到别人在战场里苦斗，而这文章又是鼓吹别人去做事，自己置身事外，良心上很不安。他希望他的同志不以人废言，因为他相信这些话里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 中国革命的发展遭到空前挫折。蒋介石在“四·一二”政变后大肆屠杀革命者和工农民众。听到这些消息巴金十分愤慨，也深为自己无能为力而痛苦。这时他写过几篇态度明朗的文章：《无政府党并不同情国民党的护党运动》、《李大钊确是一个殉道者》等。他对李大钊被捕后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又从容无畏地走上绞架，为主义而献身的行动极其钦佩，称他是“近代的伟大的殉道者”。 春天在他繁忙的学习和工作中来到了巴黎。卢森堡公园里的枯树发芽了，塞纳河又波涛翻涌；蛰伏的昆虫出来活动，春风吹散了巴金不少的痛苦的回忆。正当他为历史上的殉道者设置祭坛时，两位新的为主义献身的英雄的命运牵动了他的心，掀起了他巨大的感情波澜，而且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就是当时轰动世界的萨珂与凡宰特事件。这两人是旅美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因为反对波士顿警署杀害革命党，于1920年5月被捕。马萨诸塞州政府初时决定驱逐他们出境。后来改变主意，说他们犯了强暴杀人罪，1921年州法庭判决将他们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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