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和他的姐姐们是在一个复杂的政治环境中长大的，受着左的、中的、右的、明的、暗的各方面的政治影响。虽然他们的母亲和继父是坚定的“无党派”者，但是他们是报人，就不可能远离政治。同时，这三个孩子是在报纸堆里长大的，他们都记得小的时候，清晨一起床就往大人的卧室里跑，看到的便是铺满一床的报纸，大人和小孩喜欢一起依偎在床上看报纸。办报人一个鲜明的职业特征就是关心时事，办报人的孩子们也一样。为此，吴敬琏能在10岁的时候就写出《论百团大战》这等时事评论，当然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且在以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这种儿时养成的习惯一直没有改变。我二姑妈吴敬瑜，78岁时对我说：“外人看我们这家人可能觉得挺奇怪的，因为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很少聊家常，却总是谈时事。”
是啊，所谓习与成性，不就是指一个人小时候一再学习的东西，足已成为他日后被人们认为的“个性”吗？吴敬琏和他的两个姐姐，吴敬瑗和吴敬瑜，有一些共同的个性，非常鲜明，它们来自这三姐弟小时候所共同接受过的出类拔萃的教育和明效大验的家庭影响。
我的童年
我们的“三个妈”
从1966年3岁的我进幼儿园上全托开始，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就很少了。6岁以后，上幼儿园大班的时候，父母干脆在我的生活里“淡化”了。对，就是像电影里的虚化镜头那样，先是越来越淡，然后不知不觉中就消失了。
想来，“文革”初期我妈妈被剃了阴阳头、又被人当“走资派”拉着批来斗去的时候，周六来幼儿园接我的人已经越来越多的是爷爷、或者是保姆李妈，而不是我自己的爸爸妈妈了。偶尔妈妈来一次，会搞得比较“隆重”一点，比如，带我去餐馆吃一盘葱爆腰花什么的。
也就是说，起先他们还时隐时现。然后干脆长隐不现了。不记得有人正式通知过我，他们上哪儿去了，干什么去了，要去多久。我好像也没关心过。30多年后才搞明白，原来他们就是那个时候到“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去了。爸爸吴敬琏在1969年底下放到了河南息县，母亲周南在1970年初下放到了山西临汾。
对浑然不觉得孩子来说，人一走茶就凉了。妈妈走了一年以后，干校给她放假回北京过春节，她再来幼儿园接我和妹妹的时候，我们已经差不多把她给忘了，特别是比我小两岁的妹妹。妈妈来接我们，我们便默不作声地跟着她走，结果走到一家商场去买新裤子。可能是因为我们长得快，为了节约起见，那时大人给我们买的新衣服总是大好几号的。那天，当我和妹妹任凭妈妈给我们试穿着拖到脚下的大裤子时，妹妹终于忍不住地凑到我耳边悄声地说：“她不是李妈。”我告知她：“咱们还有一个周妈。”一幅见多识广的样子。那时候我还真的以为我有三个妈妈：李妈、宋妈妈和周妈，她们来来去去地轮流当班。
李妈是一位四川老乡，她做我和妹妹的保姆时间最长，大概是从我2岁到8岁，之后，她进了女婿在职的工厂当工人，逢年过节有时奶奶需要帮手，还会临时雇她或者是她女儿过来。她从工厂退休后，我奶奶和我妈妈又分别请她来家里帮过忙。我们跟她的一家人都很熟。
宋妈妈是一名护士，她是从我一出生就带我的保姆，但是只做了不到两年就辞工了，一说是她和家里的其他工人合不来，也有说是跟我爸爸闹矛盾。保姆不做了，却又舍不得我，她就经常回来看我，或带我出去玩。后来她嫁了一个高级工程师，生活很不错，还接我去她家住。她是三个妈妈中唯一叫我“我的宝贝儿”的一位。我小的时候管她叫“好妈妈”，长大后不好意思了，便随着家中其他人一起叫她“宋妈妈”。
“周妈”，当然就是我的真妈妈周南了。家里有人教我叫她“亲妈”。八、九岁的时候，有一天，我把这个关于“我有三个妈妈”的观察在家里当众大声宣布，我那厉害的二表姐瞪了我一眼，批评我道：“不许这样说。你爸爸会不高兴的。”我也瞪了她一眼，照说我的。反正我并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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