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残酷的现实环境里，无政府主义的政治理论、社会理想最终破灭了。然而它为在黑暗中摸索的中日两个作家照亮了前进的路。中国的巴金脱颖而出，成为饮誉世界的大作家。日本的石川啄木倘非病死，由于思想激进，肯定逃脱不了被政府镇压的命运。就拿社会主义运动家、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来说，他对克鲁泡特金有研究，还在东京于1908年4月为中国革命党党员开办过世界语讲习会，听讲者有二十名。1923年曾赴柏林参加国际无政府党大会。当年9月日本关东发生大地震，宪宾大尉甘粕正彦趁着混乱逮捕了他和妻子伊藤野枝、年仅七岁的侄儿桔宗一，于9月16日将三人绞死于宪兵司令部，将尸体抛入井中。巴金于次年5月在广州《春雷》第三期上发表诗文、《大杉荣著作年表》等，均署名芾甘。
巴金是幸运的，中国新文化运动造就了他。少年巴金通过克鲁泡特金的作品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百岁巴金被公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巴金是神州大地的土壤培育出来的，日本不可能有鲁迅，也不可能有巴金。
日本的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金得主川端康成于1968年获此殊荣四年之后，为盛名所累，含煤气管自杀。第二个诺贝尔文学奖金得主大江健三郎于2000年夏季应邀访华之际，曾在社会科学院的礼堂讲演。他语重心长地提到，当他告诉母亲自己荣获此奖的喜讯时，母亲立即说：“印度的泰戈尔和中国的鲁迅都应该得奖，泰戈尔获奖了，当之无愧。鲁迅应该得，没有得。比起这两位泰斗级的作家来，你还差一大截呢!”
鲁迅生前就有不少日本友人或仰慕者。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76年出版了《鲁迅书信集》(两卷本)，下卷的“致日本人士书信”，有二十封出自我的译笔。1936年7月我们举家从东京回到北平后，父亲预定的杂志还源源而来，其中的一本是鲁迅先生逝世后，《改造》杂志出的悼念专刊。说起来，我还是通过日本书刊，最早接触鲁迅的。近年译的《理解·友谊·和平——池田大作诗选》(作家出版社2002年8月版)中，写得最好的是缅怀鲁迅的《文学界的巨人，精神文明的先驱》。为了纪念鲁迅留学日本一百周年，上海鲁迅纪念馆已于2002年聘请日本创作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为该馆名誉顾问，池田大作于4月8日下午在东京接受了聘书。
1936年8月间，经萧乾介绍，巴金与《武汉日报》副刊主编凌叔华晤面。后来把童话《隐身珠》给了她，发表在《武汉日报》(9月29日)上。
10月19日上午8点钟，巴金偕同曹禺到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大陆新村九号去拜访鲁迅，方知先生已于当天清晨5点25分逝世。下午3点半遗体移入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巴金等人陪送。19、20、21日，巴金接连为鲁迅守灵。22日下午出殡，安葬在万国公墓。
萧乾也守了两天灵。
20日在万国殡仪馆守灵时，巴金发现了当天的《大公报》上所刊载的那篇表面上是悼念，骨子里是攻击的“短评”。四十五年后，萧乾回顾道：“巴金气得几乎跳了起来……也就是那天，当他一听说我已经找报馆老板抗议并且提出辞职的时候，他立刻给了我有力而具体的支持，要我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翻译屠格涅夫。”多亏办事极为认真的胡政之(胡霖)及时采取措施，挽回了影响，这场风波才平息下来。
巴金在《悼鲁迅先生》一文中，深情地写道：
“鲁迅先生逝世了!……
“鲁迅先生是伟大的。没有人能够否认这样的一句话。然而我们并不想称他做巨星，比他作太阳，因为这样的比喻太抽象了。他并不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即的自然界的壮观。他从不曾高高地坐在中国青年的头上。一个不识者的简单的信函就可以引起他胸怀的吐露；一个在困苦中的青年的呼吁也会得到他同情的帮忙。在中国没有一个作家像他那样爱护青年的。
“然而把这样的一个人单单看做中国文艺界的珍宝是不够的。我们固然珍惜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我们也和别的许多人一样以为他的作品可以列入世界不朽的名作之林，但是我们更重视：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他是一个伟大的战士；在人类解放运动中，他是一个勇敢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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