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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 媒體人許知遠的青春自述:那些憂傷的年輕人 》
生於70年代(1)
許知遠 Xu Zhiyuan
一代人的標志是時尚,但歷史的內容不僅僅是服裝和行話。一個時代的人們不是擔起屬於他們時代的變革的重負,便是在它的壓力之下死於荒野。
——哈羅德·羅森堡《荒野之死》
試圖勾勒一代人是危險的,因為對於一個復雜的世界來講,定義一代人的方式往往流於膚淺與偏頗。然而,對一個時代進行定義又是誘惑人心的。在現代社會中,個人往往是無力的,我們總是將自己加入一個群體之中,在其中我們覺得聲勢浩大和有所依靠。“代”成為這個變革接連不斷的時代一群深恐被遺忘的人的救命稻草。藉助於此,他們獲得了集體的經驗與回憶,在集體回憶與品位中,他們獲得了力量與對於殘酷現實的暫時性遺忘。
也因此,我們其實很難將出生於中國70年代的人籠統而粗暴地稱作“70年代人”。我們稱海明威、帕索斯等青年為迷惘的一代,是因為他們受到了同樣的美國教育,在20歲出頭時來到歐洲,經受了戰爭的打磨,然後眼睜睜目睹了人類文明被摧毀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然後他們一起酗酒,並且對於未來充滿迷惘;我們稱凱魯亞剋、艾倫·金斯堡、伯勒斯為垮掉的一代,是因為他們共同用瘋狂摧毀平庸,他們相信大麻與瘋狂行為可以拯救靈魂,他們用驚世駭俗的行為來對抗中産階級價值標準……
生於70年代的中國青年,他們顯然缺乏這樣的集體行為,更缺乏我們心目中的那些著名的“代”所必備的戲劇性因素。但是,“生於70年代”這樣的口號,在今天突然變得如此響亮。年齡介於20至30歲之間的青年們用一些支離破碎的斷片比如“小豆冰棍”、“街上流行的紅裙子”、“霍元甲”來象徵所謂的共同經驗世界,然後依靠新技術與消費共同帶來的社會變革來作為自己的武器,在前者的文化包裝與後者所帶來的力量共同驅動下,70年代人先是半信半疑,然後開始聲嘶力竭地宣告自己的成熟。
宣告自己的成熟,就必須尋找已經樹立的標志進行打擊。就像60年代歐美的學生運動對父輩進行無情唾棄一樣,70年代人選擇了60年代人作為攻擊的對象。於是,在新興作傢的詞典中,60年代人成為了陳舊、愚蠢、理應被淘汰的代名詞。60年代人所表現的理想、激情與單純被不容置疑地冷嘲熱諷,而這一切依據不過是70年代人所體驗到新的生活方式與前所未有的展現自己的機會,是互聯網技術與插有一片檸檬的Corona啤酒……
但是很快,我們會發現這種豪情壯志隱含着怎樣的脆弱。因為,出生於80年以後的人在此方面占據着更絶對優勢,他們連“小豆冰棍”的歷史也不需要知道,他們尚未成熟就會使用了IGQ。他們甚至連打倒上一代的欲望都沒有,因為事實已經給他們足夠的證明。
有了完全消費的80年代人的映襯,70年代人的虛弱之處暴露無疑。在兩代人之間,他們終於展現了他們的真正特徵,他們是自20世紀後半葉至21世紀前幾十年間,具有過渡意義的一代。在他們之前,中國人的個體精神淹沒於集體之中,封閉的環境掩蓋了世界正在進行的變革,他們生活於集體的狂熱之中,這種狂熱給個人或者帶來深刻,或者帶來變態;在他們之後,青春完全進人了世界消費體係之中,技術彌合了.中國人與世界之間的差距,他們可以盡情地遺忘歷史,而生活於未來。
70年代本身即說明了這一切。其實從來就沒有一個完整意義上的70年代。在1970年與1979年之間已經是一條漫長的道路。我們可以說在1970年至1974年之間,他們有着類似的成長,更相像於60年代人,被一種殘存的理想主義與集體主義氣質所包圍着。而1974—1978年之間,變裂已經出現,出身於這四年間的人,或許是真正的個體精神覺醒的一代,他們受惠於計劃生育政策,在高中時觸摸到信息技術的最初萌芽。而1978年之後,幾乎已經完全融人了消費時代之中。
如果我們將1992年的市場經濟改革,與1997年開始的互聯網熱潮視作上個世紀末中國最重要的變革的話,在上一段中被我人為切分的三類70年代人,與這些變革相逢的年齡正恰當地表現了他們過渡性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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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海南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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