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门峡水库长达半个世纪的争论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就是“潼关高程”——这真的是纠缠不清的学术关键？
潼关高程是一个水利学上的名词，即黄河流量为每秒1 000立方米时，相对应的水位高度。现在，三门峡水库修建后，潼关高程抬高，这是个不争的现实。潼关高程这几十年来大抵从323米上升到了328米。变化幅度也就是四五米。
三门峡管理局方面认为，高程的变化主要是上游来水量的减少，与水库蓄水无关。陕西方面认为，“应停止三门峡水库蓄水发电，消除渭河下游水灾隐患”。
当争论不清的时候，严肃的科学探讨，常常需要回到原点。
任何一项重大工程的决策，往往都可以追溯到久远。中间反反复复，曲曲折折，难以尽述。但在关键处、转折处，又常显仓促、紧迫与窘迫。这时，各种因素突然的集合，其中某一因素起了主导作用，天平猛地倾斜了，便急转直下，如同飞机进入了跑道，开始了滑翔加速，势如离弦之箭，想要阻止和停下，已经不可能了。
真正需要回顾、研究和分析的，是人们习以为常的决策流程，是科学还是不科学。
我们先看一看“三门峡工程”上马的决策流程，这些镜头是不该被忘记的：
1952年10月，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他坐在邙山上，手指夹着根香烟的照片十分经典。毛主席说的每一句话都被记录下来，作为指示。他说“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但没有具体到三门峡建不建坝。
1954年1月，苏联专家在中国专家的陪同下实地考察了从山东到兰州境内的黄河。4月，水利部黄河规划委员会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完成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国家计委与建委联名呈报毛泽东等41位党中央领导人。
5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基本通过这一方案。
7月中旬，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
7月18日，邓子恢副总理代表国务院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做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报告》。按照规划，黄河洪水灾害完全可以避免。一座三门峡水库就可以把设想中的黄河最大洪水流量由37 000秒立方减至8 000秒立方。而8 000秒立方的流量是可以经过山东境内狭窄的河道安然入海的……而且，由于黄河泥沙已经被三门峡水库和三门峡以上一系列干流和支流的水库所拦截，下游的河水将变清，河身将被清水不断刷深，河槽将更加稳固。
当时大会的情景今天我们也可以想见，光是“根治黄河水害”就是空前的壮举，激动人心。何况邓子恢当时还豪情满怀地说：“这不能不叫人想起早在周朝就有人说过的一句话，‘俟水之清，人寿几何’。但是现在我们不需要几百年，只需要几十年，就可以看到水土保持工作在整个黄土区域生效，并且只有6年，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之后，就可以看到黄河下游的河水基本变清。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不要多久就可以在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会场上，一定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同年7月30日，这份规划报告变成了《决议》，由全国人大通过。苏联电力部派出的列宁格勒设计分院副总工程师柯洛略夫被任命为三门峡水利枢纽设计总工程师。——完美无缺的决策流程，自上而下，都是在很短的时间里走完。
1957年初，在人大通过决议后，三门峡水利枢纽才召开初步设计审查会。就在这次会上，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和水电总局技术员温善章提出了不同意见，而黄万里完全反对。《中国水利》杂志1957年第一期在“综合意见”中，摘要发表了黄万里教授的部分讲话。黄万里是革命元勋黄炎培之子，早年留学国外，精通水利，有忧世之心。他认为，在三门峡建起一座高坝，水流在库区变缓，黄河在潼关一段本来就是淤积段，水库蓄水拦沙，势必加大此段黄河的淤积，渭河的河床也会急速淤积，渭河入黄河的堑口也会抬高，这将直接威胁到八百里秦川和西安的安全，下游的洪水之灾将移到中游。他说，指望黄河清是违背客观规律的。黄河在中游，黄土高原受雨水侵蚀，黄河及各支流对黄土层的切割是一个自然过程，即使黄河两岸没有人为的植被破坏，黄河也是含沙量很大的河流，下游河道的淤积改道也是必然的。黄万里沉痛地说：“出库的清水将产生可怖的急速冲刷，防止它要费很大的力量。 6 000秒立方的清水可能比短期的10 000秒立方的浑水难以防治。就是一年四季只有600秒立方的清水，也是不易应付的。”但在当时“圣人出，黄河清”的赞美与颂扬中，他的坚持实事求是就变得不合时宜，且十分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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