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庚辰本第二十二回宝钗过生日，贾母叫凤姐等人点戏。有眉批云：“凤姐点戏，脂砚执笔事，今知者聊聊（原误寥寥）矣！不怨夫！”第三十八回湘云请客，宝玉要合欢花浸的酒。有夹批云：“伤哉，作者犹记矮 舫前以合欢花酿酒乎？屈指二十年矣！”这些都明显地透露出：脂砚斋确是被作者写入书中的“当日所有之女子”中的一员。具有上述类似意味和口吻的脂砚斋批语，真可谓不胜枚举，因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当然，在脂砚斋的批语中，偶尔也有故意掩盖自己的性别身份的情况。较突出的一例，是庚辰本第二十一回回末批语中的那首题诗，其中“茜纱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几多”，便以“先生”之称相掩饰。但只要设身处地想一想，在这种地方不如此称呼，恐怕也很难恰当措词——难道可以公然写上“脂砚夫人恨几多”么？但尽管有这种掩饰性的称呼，却因在诗中将自己的“几多”隐恨，与茜纱公子（宝玉）的“无限”深情写作对偶句，便仍然泄露了天机。这与甲戌本《凡例》所录“漫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的诗句如出一辙。
至于庚辰本双夹批中有极少几条谈“风月”，谈养戏子的经历等明显为男性口吻的批语，如前所述，我以为正是畸笏在最初过录早期批语时，不慎混入了极少数棠村、松斋等人的批语所致。然而另有一些确属脂砚斋所作，却被历来的研究者误认为是男性口吻，甚至误认为是以宝玉自况的庚辰本双夹批和旁批，因说来话长，须作专题讨论，此处暂置勿论。
（四）生活起居上的亲疏
庚辰本上，还有一些不大引人注意，却很具重要意义的批语。如第二十一回一条较长的眉批之后，写着这样一句近似于落款的话：
壬午九月，因索书甚迫，始志于此。
纪年为壬午，自然是畸笏所作。核对畸笏在该年所作的批语，也果然是截止于“壬午九月”。仔细玩味，此处的“索书甚迫”，显然是作者急需索回书稿，而不是其他人催逼索借。算起来，畸笏从壬午春一直批到壬午九月，占用该稿本达半年之久，此时作者终于索回书稿，应是情理中事。值得注意的是，一当书稿被索回，畸笏在此后的四五年间，便失去了继续作批的机会；直到乾隆三十二年丁亥（1767），作者逝世已经四年，而且此时脂砚斋亦相继亡故，他才又重新获睹庚辰本和脂砚甲戌自藏本，并在上面继续作批和作适当整理。
由此可见，畸笏与作者的居住之地，相距决不会很近。前面所述他在抄录稿本时，将需要增补之处批注在书稿上，而不口头告诉作者，亦可见此中端倪。另据《瓶湖懋斋记盛》所载，曹雪芹离开自己远在京郊西山的白家疃茅舍，到城里去替人扎糊风筝，曾借住其“家叔所寓寺宇”。而《红楼梦》楔子中所叙抄录《石头记》问世传奇的人，亦被称作“空空道人”和“情僧”，则正好暗示出，现实生活中的稿本抄录者可能是一位崇信佛道的人物。那么，这个在作批时亦明显流露出浓厚的佛道思想的《红楼梦》稿本抄录者畸笏，岂不正是寓居“寺宇”的雪芹“家叔”么？雪芹住所与这位家叔“所寓寺宇”相距甚远，亦恰好同作者“索书”之后畸笏不能继续作批的情况相吻合，皆可成为这件事情的有力证据。
脂砚斋的情况则大不一样。其所作的批语，不仅时露与作者玩笑戏谑之态，而且还有在同一天之内与作者互相续批的情况发生。
庚辰本第二十七回，有三条对答式的不署名批语：
余读《葬花吟》凡三阅，其凄楚感慨，令人身世两忘，举笔再四，不能加批。
先生想身〔非〕宝玉，何得而下笔？即字字双圈（按此批下面的《葬花吟》确有数处被批书人加了圈），料难遂颦儿之意，俟看过玉兄后文再批。
噫嘻！客亦《石头记》化来之人，故掷笔以待。
单是这三条，还不能看出其中妙处。紧接着的第二十八回起首一页，又有与上批相关连的一条眉批：
不言炼字炼句、辞藻工拙，只想景、想情、〔想〕事、想理，反复推求悲感，乃玉兄一生之天性。真颦儿之知己，玉兄外别无一人。想昨〔日〕阻批《葬花吟》之客，嫡是宝玉之化身无疑（原误移）。余几作点金为铁之人。幸甚，幸甚！
最后这条批语，既是对昨日阻批《葬花吟》之人的心悦诚服，又是向读者微示其人的真身份——“宝玉之化身”即作者本人“无疑”。而至关重要之点更在于，它还揭示出一个有趣的事实：前面的三条批语，都是在同一日之内（即“昨日”），脂砚与作者互相续写而成的；后面的一条批语，则是相隔一日之后续写的。而且在形式、内容和语气上，都显得毫不拘礼。先作批的人（脂砚斋）见了阻批人的批语后，在续作批语时变得娇嗔戏谑之态毕露，同时又蕴含着敬慕倾倒之情。阻批的人（“宝玉之化身”即作者）则循循善诱，巧妙地促使作批者从后面所写书中人物宝玉的内心感受中去领会《葬花吟》的意境，同时又诙谐地戏称脂砚斋为“先生”。他们这样转瞬之间接踵续批的情景，比起书中所写宝玉夜续《南华经》，黛玉在第二天清晨又紧接着题诗相戏的密切关系来，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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