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评论 细述金瓶梅   》 四 重要论文(6)      杨鸿儒 Yang Hongru

  1982年
  《麻城刘家和金瓶梅》 本文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一期,马泰来撰。此文依据现有典籍的有关记载,考索了麻城刘承禧家和《金瓶梅》之间的关系,认为小说很可能就是出自刘家。
  文章指出:谢肇淛的《金瓶梅跋》是今日所知最早评介《金瓶梅》的专文,文中所谓的“金吾戚里”,可能是指刘承禧父亲刘守有的中表和儿女姻梅国桢。据沈德符《万历获野编》和袁中道《梅大中丞传》记载,梅国桢的生平和思想与谢跋所说有相近处。“假如《金瓶梅》成书于梅国祯中进士前,则门客应是锦衣都督刘守有的门客。这也就是说《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前。”文章的这一结论及麻城刘、梅二家和《金瓶梅》的关系,有继续探究的价值。这也是启发人们思绪的新说。
  1982年6月
  《金瓶梅成书新考》 本文发表于香港《大公报》1982年6月12至14日,吴晓铃撰。此文原是1982年初作者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的讲演。原题为《〈金瓶梅〉的作者是李开先——吴晓铃在美讲学时提出的新见解》,后由南京师院图书馆、中文系资料室编入《文教资料简报》第十一期改为现名。该文认为《金瓶梅》系李开先所作。作者认为:《金瓶梅》应是明代嘉靖时人所写,山东人,又熟悉嘉靖年间的北京,况在北京做过官,与首辅不谐,后罢官回乡里,更熟悉非正统文学,如话本、杂剧、传奇、散曲、俗曲、宝卷等。文章中一一列举了李开先的生平行事,认为二者完全相合。它在《金瓶梅》作者研究中产生了一些影响。
  1983年
  《论金瓶梅词话》 文章发表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期,章培恒撰。后收入《金瓶梅研究》一书。
  作者认为:“《金瓶梅词话》在我国小说史上是一部里程碑性质的作品,因为它显示出现实主义在我国小说创作中的进一步发展,标志着我国小说史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文章发表后引起较大反响。也有研究者不同意文中观点,认为是对《金瓶梅》的“溢美”。
  1983年9月
  《酒色财气与金瓶梅词话的开头》 文章原刊于台湾《中外文学》1983年9月号,郑培凯撰。
  文章不同意台湾魏子云的“政治讽谏说”。作者就《金瓶梅词话》第一回所引刘邦、项羽故事和酒色财气“四贪词”论述说,这“反映了作者继承通俗文学的传统,借以表达自己的创作意旨,劝喻世人不要重蹈书中人物覆辙”。只要我们对通俗文学传统稍作探索,就会发现,所谓的“政治讽喻说”,“只不过是重蹈《红楼梦》研究早期索隐派的覆辙,架筑空中楼阁,徒使后学者惑于假象,甚至误入歧途”。说明了人们对《金瓶梅》第一回的不同见解。
  1984年
  《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 本文发表于《南开学报》1984年第2期,宁宗一撰。后收入《金瓶梅研究》一书。
  论文较早从小说美学的角度对《金瓶梅》作者所体现的小说新观念作了探索,认为其新贡献是:“进一步开拓了新的题材领域,趋向于像生活本身那样开阔和绚丽多姿,而且更加切近现实生活”、“再不是按类型化的配方演绎形象”、“在艺术上更加考究、新颖,比较符合生活的本来面貌,从而更加贴近读者的真情实感”。由于它突破了过去小说的一般写作风格,绽露出近代小说的胚芽,也“预告着近代小说的诞生”,并对作品中的“以丑为美”、“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以及“现实主义还是自然主义”等问题,均作了认真的阐述,有较强的说服力。
  《诸城丘家与金瓶梅》 文章发表于《中华文史论坛》1984年第三辑,马泰来撰。该文考证了丘志充和《金瓶梅》间的关系。作者列举大量例证,说明丘志充曾有《金瓶梅》和《玉娇丽(李)》的抄本,其来源颇值得探讨。他的儿子丘石常和同县丁耀亢至交友好,这就提示了《玉娇丽(李)》和《续金瓶梅》间的关系。所谓的“万历庚戌本”并未存在于世。对研究《金瓶梅》的成书和作者较有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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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集】千古一奇梅
序 言一 关于《金瓶梅》创作之传说(1)一 关于《金瓶梅》创作之传说(2)
二 《金瓶梅》是一部伟大的写实小说(1)二 《金瓶梅》是一部伟大的写实小说(2)二 《金瓶梅》是一部伟大的写实小说(3)
三 新中国成立后《金瓶梅》之际遇(1)三 新中国成立后《金瓶梅》之际遇(2)三 新中国成立后《金瓶梅》之际遇(3)
三 新中国成立后《金瓶梅》之际遇(4)四 《金瓶梅》是比较难以研究的小说一 版本流传(1)
一 版本流传(2)一 版本流传(3)二 作者之谜(1)
二 作者之谜(2)二 作者之谜(3)二 作者之谜(4)
二 作者之谜(5)一 西门庆二 潘金莲(1)
二 潘金莲(2)三 李瓶儿(1)三 李瓶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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