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
《略论金瓶梅中的人物形象及其艺术成就》 本文发表于《开封师范学院学报》1962年第2期，任访秋撰。该文集中地论析了《金瓶梅词话》中的人物形象及其所运用的艺术表现手法。作者重点剖析了西门庆、应伯爵、陈经济、潘金莲等几位主要的艺术典型，认为他们都是封建时代的“属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在其思想意识和行动表现中，很难逃脱时代的规范”。
在艺术上，该文认为《金瓶梅词话》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引人注目。尤其表现在独具匠心的艺术结构，精心地塑造人物以及熟练地运用群众民间语言等方面。“不论从创作方法上，《金瓶梅词话》实为上承《水浒》与宋元评话，而下开清初小说中诸名作的一部伟大作品”。从艺术上肯定了《金瓶梅词话》的非凡成就，这在强调“思想”、“主题”、乃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中，殊属不易。在20世纪60年代的“金学”研究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金瓶梅创作时代考索》 本文发表于《湖南师院学报》1962年第4期,龙传生撰。自吴晗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中提出“《金瓶梅》是万历中期的作品”以来，30年间很少有学者提出疑义。本文的主要意义在于对吴晗等人主张的“万历说”提出了挑战。作者依据现有的历史资料，针对吴文中的主要论据，如小说中的清唱散曲及演剧描写，“兰陵笑笑生”与“嘉靖间大学士”“太仆寺马价粮”、“佛教的盛衰”和“小令”，“太监”的权势及“番子”、“皇木皇庄”及其他等一一提出质疑，认为吴文的例证科学性不强，缺乏说服力，不足以推翻《金瓶梅》“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之说。本文的主要材料和观点引发了人们的思考，常为今世力主创作时代为“嘉靖说”的研究者们所引录。
1963年
《金瓶梅探源》 本文原刊于《大亚细亚》杂志1963年新十卷第一期，韩南撰。后由徐朔方译后刊于《金瓶梅西方论文集》。
该文广征博搜，从中国古代大量的小说、戏曲中，找出《金瓶梅》故事所引用的资料，对研究《金瓶梅》本事极有裨益。作者在冯沅君首倡《金瓶梅》“探源学”的基础上，将它发展到一个新阶段，除有少数遗漏外，可以说是一篇功力深厚的集“探原”成就的力作。
本文得到一些《金瓶梅》研究者的赞赏。
1965年6月
《金瓶梅的时代背景》 本文原刊于《中国八大小说》，日本大阪市立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编，日本后藤基已撰。东京平凡社1965年6月15日版。后由董玉书译后收在《金瓶梅的世界》一书。该文指出，《金瓶梅》是一部“生动地反映和描绘出了当时的时代背景的作品”。这个时代具有新的特点，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时期”，出现了“新兴商人阶级”，而西门庆正是它的杰出典型。“《金瓶梅》的作者借用了西门庆这个人物，成功而又出色地浮雕了明末新兴商人阶级富有特征的生活状态。”作者联系16世纪的中国社会，论述《金瓶梅》的故事结构是把主人公西门庆的社会生活和经济行为作为经线来描写。以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三个女性和西门庆的家庭生活、性的行为作为纬线来描写，十分周密、细腻和大胆。这种对“人类的本能行为、性的行为的襟怀坦白的正面讴歌的态度”，“正是十六世纪中国的新的自由解放的时代精神”。《金瓶梅》是一部“坦率地、细致地讴歌了16世纪的中国全社会向着新的风气、新的方向开始转化运动的时代精神，以及在这个经济伦理观、道德伦理观的基础之上，人们的非常开阔而旺盛的思想和行动的市民文学的杰作”。
1970年2月
《金瓶梅研究》 本文载台湾河洛图书出版社1970年2月版《金瓶梅》两卷本中的附录，王孝廉撰。
该文环绕《金瓶梅》的一些问题，介绍了有关作者、写作年代、评价、创作思想、版本等问题，探讨了小说反映的社会现实问题，分析了明末豪富之家的主仆关系。在台湾的《金瓶梅》研究中有一定的良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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