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义说部 民國春秋   》 第三捲·第四十六章 “低調”陰謀      劉鳳舞 Liu Fengwu

  日寇在1937年11月成立了“蒙疆聯合委員會”,統轄察南、晉北、綏遠等地區。12月4日,又成立了以漢姦王剋敏為首的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統轄平津和華北等地區。該偽政權抄襲英美資本主義國傢三權分立、責任內閣的模式,設立行政、議政、司法3個委員會,以王剋敏為行政委員會委員長兼內政部總長,湯爾和為議政委員會委員長兼教育部總長,董康為司法委員會委員長,朱深任司法部總長,齊燮元任治安部總長,王揖唐任賑濟部總長。
  王剋敏,字叔魯,浙江余杭縣人,清末舉人。他一生狂嫖濫賭,由於斫喪過度,使他兩眼畏光,不得不常年戴一副墨茶眼鏡,人稱“王瞎子”。清政府被推翻後,他投靠北洋直係軍閥,曾三度出任北洋政府的財政總長,成為直係的“夾袋人物”。1924年第二次直奉大戰直係軍閥失敗後,王剋敏曾被北洋政府明令通緝,他像一條喪傢之犬,棲棲皇皇,逃往日本避難。“九·一八”事變後,國難當頭,沉渣泛起,王剋敏回國。是時,張學良籌建北洋財政整理委員會,張自任委員長,任王剋敏為副委員長。後王又出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駐北平政務委員會委員兼財務主任。國民黨行政院駐北平委員會委員長黃郛是王剋敏的好友,黃以回南京述職為由,長期住在上海不回北平,委托王剋敏代理委員長之職。日寇侵占平津之後,便策劃在華北建立偽政權。但日本人認為王剋敏是一個毫無威望的政客,是個幫助北洋軍閥政府聚斂民財的“錢鬼子”。並未能看中他。日本人選中曹錕、靳雲鵬、吳佩孚那幫北洋派做傀儡,但未能如願,便轉而打王剋敏的主意。是時,王剋敏避居大連,日寇委派一名少將軍官找王談話,要他出來擔任華北偽政權主席。王聽後,一口答應,並飛往日本福岡同日軍部負責人密商有關事項,由於王剋敏賣國條件頗徹底,博得日寇華北派遣軍的支持,躍登群姦之首,當上了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王剋敏把這個寶座視為命根,因而甘心當個賣國奴。
  蔣介石聞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大怒,把軍統特務頭子戴笠召來,氣憤地說:“娘希匹,國難當頭,王剋敏賣國賣民,組建傀儡政權,為虎作倀,應嚴懲不貸。”
  戴笠即給軍統天津站站長陳恭澍發電,要他剋日赴平,積極部署,刺殺漢姦王剋敏。
  陳恭澍不敢怠慢,即化裝成做錢幣、郵票生意的天津盛大錢莊的老闆,來到北平。他通過北平的軍統特務機關,很快摸清了王剋敏的活動規律。但王剋敏的警衛森嚴,一時無法下手,而戴笠的電報一封封地來催,使陳恭澍坐立不安,思考良久,沒有別的辦法,衹好硬拼。
  王剋敏與日本特務部長喜多誠一見面的地方是煤渣鬍同20號。那裏原是“平漢鐵路俱樂部”,日寇侵占北平後,成了偽政權高級頭目的消閑玩樂的場所。每周二下午2時,喜多誠一的專車準時來到這裏,而王剋敏的專車要比喜多誠一提前一刻先到。陳恭澍便令王文帶6個特務去現場行刺。
  1938年3月28日下午1時45分,王剋敏的專車駛入煤渣鬍同,汽車在鬍同口剛露頭,幾支手槍同時響了。但是,衹打死了與王剋敏同車的日本顧問山本榮治,王剋敏衹是受了一點輕傷。
  王剋敏雖然沒有被刺死,中國人也稍稍出了一口惡氣。
  就在王文等人刺殺王剋敏的同一天,日寇又在南京扶植了以梁鴻志為首的所謂“中華民國維新政府”。梁鴻志任行政院長兼交通部長,溫宗堯任立法院長,陳群任內政部長,陳籙任外交部長,陳錦濤任財政部長,王子惠任實業部長,陳則民任教育部長,任援道任綏靖部長。
  梁鴻志是福建長樂人,早年結識北洋皖係大紅人、安福係王揖唐,入段祺瑞的麾下,充當北洋政府陸軍部長、京畿衛戍司令秘書長。直皖戰爭後,安福係失勢,梁鴻志被列為八大“禍首”之一,逃往日本兵營避難。1924年,段祺瑞再度出山執政,梁鴻志時來運轉,出任執政府秘書長。他得意非凡,自比諸葛亮。但好景不長,段祺瑞通電告退,梁鴻志也唯有隨之下臺。日寇侵占南京,瘋狂屠殺我同胞,而官癮十足的梁鴻志在日寇的拉攏、引誘下,居然出任偽職,在同胞屍骨未寒的石頭城坐上了偽政府第一把交椅,並野心勃發地寫下了“齊人初返汶陽田,世難千鈞我一肩;雄談破夜吾猶健,野哭終年衆己暗;衹手待援天下溺,吏休賓退一沉吟”等詩句,居然以救世主自居。
  梁鴻志上臺後,聲稱“絶對否認國民政府,反對共産黨,對日密切提攜”的三大原則。
  在日本人的眼裏,“臨時”、“維新”兩個傀儡政權的主要人物王剋敏、梁鴻志之流雖然是忠順的奴僕,但他們不是舊社會的遺老就是國共兩黨都不要的第三流角色,他們的號召力和影響太小,於是,便决定加緊對國民黨的誘降活動。
  在國民黨內存在抗戰派和妥協派,國民黨政府同日本帝國主義之間魚雁往來,斷斷續續地進行活動。蔣介石由於害怕國民黨政府會被抗日輿論的浪潮衝倒,也怕日方過多地損害他的統治權,因而采取暗謀妥協,明裏抗戰的兩面政策。汪精衛同蔣介石不同,他既嫉妒蔣介石對英美帝國主義的依仗,又不滿蔣在國民黨內獨攬一切,因而想通過促成中日“和談”,換取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以加強自己的政治地位。
  早在1937年底,汪精衛唯恐“錯失良機”,在接到日方“和談”條件後,即同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國防最高會議秘書長張群、外交部長王寵惠商量,主張接受。但汪精衛沒有决定權,於是要孔祥熙簽字,想造成既成事實,然後迫蔣介石承認。孔因為沒有蔣介石面諾,不敢貿然行事,汪對此很不滿,責備孔祥熙說:
  “假如我是你,一定簽字。反正國防最高會議大傢都會同意,你何必一定要問蔣?他是負軍事責任的,不好表態,你簽了字,他自然得承認的。”
  孔祥熙回道:“汪先生,我沒有你的膽子,我背部受不起兩顆子彈。”
  汪精衛碰了個軟釘子,衹好怏怏而去。
  在汪精衛周圍,有“低調俱樂部”的核心分子周佛海、陶希聖、梅思平、羅君強等人。周佛海、陶希聖便嚮汪精衛、蔣介石獻策:在思想文化戰綫建立一個和中共相對抗的“灰色文化團體”。汪精衛求之不得,自然一口答允,而蔣介石此時雖已承認國共合作,但他並沒有放棄反共立場,也表示采納。
  1938年初,一個披上灰色的偽裝、執行反共媚日任務的文化團體——“藝文研究會”在武漢成立。“藝文研究會”由周佛海任總務總幹事,陶希聖任研究總幹事。“藝文研究會”根據蔣介石的面命,受汪精衛的指導,其宗旨是:“第一,要樹立獨立自主的理論,反對共産黨的籠罩;第二,要造成一個輿論,使政府可戰可和。”它的活動經費則由蔣介石手諭軍需署,從“軍事特別支出”項目內,每月撥500萬元。“藝文研究會”先後在長沙、廣州、成都、重慶、西安、香港等地設立分會。就這樣,“低調俱樂部”戴上了“藝文研究會”的華麗桂冠。
  “藝文研究會”周佛海、陶希聖等人用優厚的經費,通過付稿酬,送津貼,拉攏文化界人士。誰反共賣力,誰拿到的錢就更多,就連脫離革命隊伍的叛徒張國燾都是他們收買的對象。
  張國燾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代主席。1938年4月初。他以參加祭黃帝陵為名,私自離開延安,經西安前往武漢,投靠國民黨。
  周佛海和張國燾都是中共“一大”代表,後來成為狡默善變的資産階級政客。周佛海於1924年春接受時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戴季陶之約,離開日本至廣州,任宣傳部秘書,同時兼廣東大學教授。不久,他便嚮中共廣東區執委會寫信要求脫離共産黨組織。他脫黨後,便於國民黨右派流瀣一氣,為國民黨右派的反共活動搖旗吶喊。
  周佛海由於戴季陶的關係與蔣介石結識,並得到蔣介石的信任,先後擔任國民黨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秘書長兼政治部主任、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政訓處長、中央政治訓練部主任,是蔣介石身邊為蔣弄文舞墨的“文膽”之一,成為蔣介石集團的智囊人物和國民黨的“理論權威”之一,被選為國民黨“四大”中央執行委員,抗戰初期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蔣介石侍從室第二處副主任。
  周佛海與汪精衛原本也是兩股道上跑的車,不僅毫無淵源而且是根本對立的。周佛海投靠戴季陶、蔣介石國民黨右派集團,打起了“反共産”的黑旗。而汪精衛其時則是堅持同共産黨合作的國民黨左派。周佛海又是演說,又是寫文章,大駡共産黨,引起汪精衛的極大不滿,他曾嚮人表示:“周佛海真拆爛污,他以前是共産黨員,現在卻又攻擊起共産黨來了;他退出共産黨就算了,還要來反誣,真不是東西,你們以後切不要和這種人一起做事。”
  周佛海也曾寫文章反唇相譏說:“我現在卻要回敬汪說:‘汪精衛真拆爛污,他本是國民黨的黨員,現在卻要做共産黨的工具,攻擊起國民黨來了。他跑到外國就算了,還要來倒戈,真不是東西,我們以後,切不要和這種人共事。”
  汪精衛同蔣介石長期爭鬥,周佛海都是作為蔣介石的親信幕僚,助蔣反汪。一直到蔣汪之間消除對立,實現蔣汪合作,形成汪主政、蔣主軍,蔣汪共主黨的局面時,蔣賦予周佛海一項任務,代表他主動與汪精衛接近,以彌縫長期對立的裂痕。
  由於有了蔣的指示,周佛海與汪精衛之間,便有了較多的來住,而且無所顧忌,對汪的指示,都是奉命唯謹,遵命執行,因而深得汪的好感。
  “七·七”事變後,國民黨將中央政治委員會停止,改設國防最高會議,作為國民黨的最高决策機關,同時另設國防參議會,作為戰時最高民意機關。汪精衛由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改任國防最高會議和國防參議會主席。但是,汪精衛與周佛海一樣,極力阻止對日抗戰。當上海抗戰激烈進行之際,周佛海與汪精衛都認為必須開始與日本進行外交談判。
  周佛海在南京有一座花園式洋房,座落在南京西流灣8號。洋房周圍是一片翠竹垂楊,映着青水緑波,真像一座世外桃園。在花壇下還有一個地下室。在全面抗戰爆發後,許多人聽說周宅有一個地下室,便紛紛前來躲警報,有的幹脆搬到這裏來住。來客中間文的有陶希聖、鬍適、陳布雷、梅思平、羅君強、高宗武,武的有顧祝同、熊式輝等。這些人麇集在一起,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同唱一個麯調,即“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於是,他們一面設法直接間接嚮蔣介石進言,一面傳播他們的主張。鬍適覺得這個地方的氣氛同外面完全兩樣,就給它起了一個名稱——“低調俱樂部”。
  當然,這些人中,如陳布雷、顧祝同、熊式輝等,雖然對抗戰曾缺乏信心,但後來沒有發展到叛國投敵,鬍適不久出使美國,更與周佛海之流脫離關係。而陶希聖、高宗武、梅思平、羅君強等,則成了“和平運動”的核心人物。陶希聖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律係;梅思平畢業於北京大學政治係;羅君強是中共叛徒。他們都是在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同周佛海相識的。陶、梅2人當時任政治教官,羅任政治部科員,周佛海是他們的上級。高宗武畢業於日本九州帝國大學法學係,1932年回國後在南京中央大學講授政治。由於他擅長詞令,又對日本政情有相當的瞭解,他關於中日外交的論文,曾被幾傢報刊登出。汪精衛對他很欣賞。1933年汪精衛兼任外交部長時,調高到外交部工作,由專員、科長一直提升為亞洲司司長。高主持的亞洲司,其主要職責就是與日本間的外交折衝。
  “藝文研究會”成立後,汪精衛和周佛海密議,在漢口設立一個以搜集日本情報為名的機關——“日本問題研究會”,由高宗武任主任,以便策進“和平運動”。
  周佛海早就看出蔣介石有嚮日本求和的心思,於是便求見蔣介石,同蔣在密室裏談了一個下午。周嚮蔣建議說:“為要收集關於日本的情報起見,把高宗武留在漢口是沒有用處的,不過此人是一個相當有用的人才,故把他派往香港,俾以收集關於日本的情報纔好的呢。”
  蔣介石覺得周佛海所言很有道理,於是便點頭同意,並於次日召見了高宗武。
  高宗武被蔣介石召見,誠惶誠恐,不知是福是禍,他筆直地站在蔣介石面前,連大氣也不敢出。蔣介石望着他足足看了一分鐘,爾後雙手往下壓了壓,示意他坐下,高宗武坐下後,蔣介石說道:“亞洲戰事頻繁,你辛苦了!”
  “委員長辛苦了!”高宗武慌忙站起來,挺起胸脯道。
  蔣介石又雙手嚮下壓了壓。高宗武重新坐下。
  蔣介石又說:“看你的臉色,有疲纍之感,你為國事奔波,中正於心不忍。你可以請個長期病假,去香港休養些日子。煩悶的時候,可以到處走走,為了走動方便,我發給你一個軍用特別通行證。一些別的事情,你可以找周佛海談談。”
  隨後,陳布雷即命侍從室第2處秘書、軍委辦公廳秘書處長羅君強,為高宗武準備蓋有軍委會大印及蔣介石簽章的軍用出差證明書,填上“特派員”的頭銜,以避免出國及入境時的檢查。
  高宗武並不知蔣介石的葫蘆裏賣什麽藥,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找到周佛海,纔明白蔣介石讓他請長期病假去香港“休養”,主要是設法試探日本東京方面的談和條件,並伺機盡快東渡日本,為重新和談作準備。同時他還得知,蔣介石破例每月在軍事委員會的開支中,撥給他8000元活動經費,由羅君強持蔣介石手條,嚮軍需署代領代匯。
  於是,高宗武便立即開始着手赴香港的各項準備。他買好了1938年2月22日由漢口飛往香港的飛機票。21日,高宗武嚮蔣介石辭行。蔣介石說:“好吧,你去吧。”
  高宗武又去嚮外交部長王寵惠辭行。但王寵惠說:“你不可上香港去,在漢口辦理就好,千萬不要上香港去。這裏蔣委員長剛纔打電話來囑咐的。”
  高宗武將這一新情況告訴周佛海。周聽完後立即推想,可能是蔣介石已産生了某種顧慮,便道:“蔣介石是腦筋非常好的人,關於此事似在事後立刻就想到,把你送到香港太危險,將要被和平派所乘,還是把你留在漢口安妥。”
  由於蔣介石阻止,高宗武猶豫不决,但周佛海卻再三慫恿高宗武抗命前往香港。他對高說:“責任我願負擔,你還是放心去吧!”
  於是,高宗武便秘密地奔波於香港、上海、漢口之間。
  高宗武走後,周佛海纔嚮蔣介石報告說:“高宗武在漢口得不到情報,所以他上上海去了。”
  蔣介石聽後,道:“是嗎?”蔣的心理很矛盾,既贊成此舉,但又擔心為和平派所乘。而周佛海恰恰利用蔣的矛盾心理,先斬後奏,造成既成事實迫蔣承認。
  高宗武從香港到了上海,找到了鬆本重治,嚮他打聽近衛內閣聲明中“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真假情況。不久,他從受他委派剛從日本回來的外交部亞洲司第一科科長董道寧那裏得知,日本雖然發表了“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但日軍內心真正的意嚮,是想迅速招致對華的和平。高宗武帶着這一重要情報回到武漢,並將它送到蔣介石的手裏,蔣介石很高興,指示高宗武繼續同日本人接觸。
  不久,高宗武又去香港,在香港大鵬灣旅館裏,同日本人鬆本重治、西義顯進一步密談。兩個日本人談了日本方面的情況,說近衛內閣在日本攻下南京後,因為處於當時風靡一時的“攻擊中國的聲浪”之中,纔不得不提出非常苛刻的條件,直到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然而,陸軍中的多田駿參謀次長、影佐禎昭大佐、今井武夫中佐等人一直對那個聲明進行猛烈的反對,甚至行使了“帷幄上奏權”。何應欽、張群在日本讀書時,同影佐禎昭是同學,影佐禎昭直接寫信給何應欽和張群,說明他有着“布下背水之陣的决心”。
  高宗武嚮日本人透露了汪精衛、周佛海為首的“低調俱樂部”的活動情況,說他們已經形成了國民黨內的“和平派”,並且將逐漸占有勢力。日本人聽了,似乎看到了“和平”的曙光,興奮異常。
  隨後,西義顯即去東京,大約10天以後,又到達香港,等待高宗武的答復。
  高宗武帶着影佐禎昭的信,一回到漢口,便把信交給汪精衛和周佛海。汪精衛看了信後,認為這信雖然是給私人的,卻明顯地代表着日本政府的意圖。於是,汪精衛委托陳布雷,把影佐禎昭給何應欽和張群的私信,交給了蔣介石。信到了蔣介石的手裏後。蔣介石把高宗武召來,說:
  “你再上香港去一趟,而且對日本傳達我們的意旨:我們並不反對和平。不過,先反共然後和平,這是不可能的。衹要停戰,我們自然會反共的。把此要點傳給日本知道!”
  高宗武從漢口再去香港,同西義顯見面,道:“蔣委員長讀了影佐大佐的信非常感動,擬嚮日本當局以口頭傳遞委員長之意嚮。蔣介石親口說:我方以武士之心情與禮儀,除對此事深表銘感外,當絶對不發表,請予安心。中國與日本作戰之根本意旨,是不戰則親日不可能,而勝敗則非所問。若我的真意能承你們瞭解,我有考慮下列條件之意:我認為日本對中國作戰之真正意圖:一是對俄關係之安全保障;二是對中國經濟發展及依存之確保。東北四省、內蒙可留他日協議,河北、察哈爾須絶對交還中國。長城以南中國領土主權之確立與行政完整,日本須予尊重。”
  西義顯由香港回到東京。他在參謀次長室嚮多田駿次長、影佐禎昭大佐、本間雅晴第二部長、陸軍省軍務課長柴山兼四郎報告了高宗武轉達的蔣介石所提條件。多田駿和影佐等卻一言不發。是時,形勢發生變化,日軍正調兵遣將,準備進攻徐州,氣焰囂張,日軍參謀本部對華的態度極其強硬起來。儘管西義顯拼盡全力講演,在座的人都沉默不語。
  西義顯衹好空手而返,將東京的“實情”告訴高宗武。同時,西義顯還帶來一個消息,日本內閣即將改組。新內閣會重新策劃其對內對外政策。西義顯要求高宗武親自赴東京遊說。
  高宗武返回武漢,同汪精衛、周佛海、陶希聖商討對策。是時,日本內閣果然改組,宇垣一誠出任外務大臣。宇垣宣稱:衹要中國放棄抗日政策,承認日本在華的特殊地位,日本願意考慮取消“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再次嚮國民黨政府施放釣餌。對此,蔣介石集團表示歡迎,國民黨行政院副院長兼國防最高會議秘書長張群,電賀宇垣出任日本外相,實現中日“友好親善”的夙願,並表示日本如果有意重開“和平談判之門,可由汪精衛或他本人出面接洽”。
  此時,汪精衛集團更顯得倍受振奮。周佛海幾乎天天和高宗武一起分析形勢,商討對日外交,决定辦法,並頻頻勸高到東京去一趟。高宗武躍躍欲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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