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评传 缘分的天空--徐志摩与陆小曼   》 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2)(图)      韩石山 Han Danshan

  ■在送给英国学者狄更生的《唐诗别裁集》扉页上的题词。释文:书虽凋蠧,实我家藏,客居无以为赆幸,先生莞尔纳此,荣宠深矣。徐志摩敬奉。  十年十一月剑桥。  这样的一个狄更生,遇上了这样的一个徐志摩,不正是遇到了一个理念的标本吗?  狄更生是皇家学院的院友。据另一位也是皇家学院院友,后来成为名震一时的小说家福斯特(E.M.Forster)的描述,狄更生“慈祥温蔼、慷慨无私、聪敏、风趣、动人、满有振奋人心的活力”,“他所关心的是爱和真,他所希望的是人心向善”。这些美德,不会不对志摩产生积极的影响。至于狄氏之提倡古希腊的生活方式,尊崇老子,爱慕歌德、雪莱以及其他伟大作家的浪漫,热衷政治社会改革等,更会让志摩景仰不已且身体力行。  志摩对狄氏的尊崇,到了这样的程度———每当狄更生在皇家学院时,志摩就常在狄更生的套房内闲坐聊天。狄氏在欧陆的时候也不少,当他不在时,志摩有时仍然会到他的宿舍,坐在房门口凝思,据说就是这样他也会呆坐几个钟头。这样的举动不免怪诞,不过也不是不可理解。一是狄更生的套房在皇家学院校友居的顶楼,是个很安静的地方。房门外有窗,窗外蓝天绿树,静得只闻时间在细碎鸟语中滑过;进楼梯的走廊很宽敞———凝神独坐,在狄更生的精神的感召下悄然深思,把人生世相的乱丝一一理弄,对一个文人来说,也自有其道理和雅趣。  1921年11月,为了表示对狄更生的敬意,志摩把一部家藏的康熙五十六年版的《唐诗别裁集》奉送给狄更生,并在书上用毛笔写了献辞。回国后仍经常通信,且不时寄赠礼品。  志摩乐于交往的,还有一些激进的青年学者。当年,瑞恰慈(I.A.Richards)、欧格敦(C.K.Ogden)等人也在皇家学院任教。瑞恰慈后来成了一位颇有名气的文学批评家。多少年后,他还记得徐志摩当初在剑桥的形象:经常手持中国书画手卷,跟老师同学们高谈阔论;朋友满剑桥,特别在皇家学院,成了一个相当有名气的人物。当瑞恰慈、欧格敦、吴雅各(JamesWood)三人写完《基础美学》一书时,请志摩用中文题写了“中庸”二字于书首以增光添彩。  徐志摩还参加了欧格敦等人创立的“邪学会”(TheHeretics’Club)。这个团体倡导异端思想,反对社会传统,主要活动是每周的演讲、讨论或辩论。志摩对新思想特感兴趣,是邪学会的积极分子,在讨论中国诗学这类活动中尤其卖力。  最能说明徐志摩在剑桥的人缘和威望的,或许是这样一件小事。1929年志摩在光华大学的学生郭子雄赴英留学时,志摩要他去了剑桥找狄更生先生,他去的那天正是开学前几天,狄更生不在,另一位教授也不在,沮丧之际,忽想起在志摩还替他介绍了王家学院的门房“夜莺”先生(Mr.Nightngale),不妨问问他可在学院。一开口便发现,对面同他讲话的人正是“夜莺”先生。他告诉郭子雄,他们怎样的喜欢志摩,并说他们欢迎志摩的朋友来到皇家学院。  前面提到的志摩雨后看虹时,和志摩说话的那位门房,说不定就是这位“夜莺”先生。  这种如鱼得水似的悠闲,让后世的学者在感叹中国人融入西方社会的艰窘时,不得不叹服徐志摩是“最适应西方生活的中国文人”。  若论影响之深,还要数罗素。志摩到伦敦,就是为了师从罗素,进入剑桥后,很快就从欧格敦那儿得到罗素的消息与地址。罗素回英后,志摩于1921年10月18日写信要求见面,一个星期后如愿以偿,此后常常来往于剑桥与伦敦之间,或是亲聆罗素的教诲或是参加罗素倡导的各种活动。他自己也花样翻新地想些点子,密切与罗素的关系。比如罗素夫妇生下儿子,他马上致信祝贺并张罗聚会———为了一个美丽的婴儿的来临,让我向尊夫人及你  自己致以最热烈的祝贺。你们的弄璋的喜讯是鲍惠尔小姐日前在剑桥告诉我的。为这次即将来临的聚会,我们准备了红鸡蛋和寿面,这是中国人在这类场合的惯例。我们期望尊夫人在十号那天能和你一起赏脸光临。  在美国读书时,肯定看过罗素社会政治方面的著作,要不他不会决然离美赴英。如今不光目睹了导师的风采,还不时地当面交谈,他得到的不光是那套社会政治理念,必然的还会受到罗素人格魅力的陶冶。攻击卑鄙虚伪,提倡世界政府,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同样审视,热爱和平、文明、人类,捍卫思想自由及创作自由,这些观念,志摩全都心悦诚服的接受。而罗素在困境中的不卑躬屈节,不向外界势力低头的勇毅形象,那种为真理宁愿锒铛入狱也不苟且偷生的大无畏精神,更是深深的感动着这位东方的年轻人。  香港学者梁锡华从写作这个侧面,看出了徐志摩受罗素影响的痕迹,可说是独具慧眼——志摩初期的政论文在行文用字方面是梁启超式的,笔锋带感情而满纸热力活力,真可说是慷慨激昂,淋漓尽致;但自英回国后,文体多了一种幽默讽刺的风味。在这方面罗素及一般英国作家的影响颇为显著。可惜他英年早逝,没有时间能追及罗素著作中所表现的惊人智力以及文字的明快利落。梁启超的影响在坏的一方面,是使志摩政论文字太多羯鼓铙钹之音。力与声太重时反觉单调无力,是其短处。(《徐志摩新传》)既说到文字风格,不妨顺便说一下志摩在文字上的努力。人们总以为像志摩这样天分很高的作家,形成某种文字风格,多半是天赋的才华,有这个因素,却不能说没有他们自觉的努力。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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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团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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