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琉璃厂的眷念
鲁迅在上海定居后，仍没有忘情于琉璃厂。1929年5月15日，鲁迅回北京省亲，住了19天，1929年6月3日回上海。其间他除了作讲演外，还到西山去探望未名社老朋友、身患重病的青年翻译家韦素国。之后，鲁迅曾三次去琉璃厂，21日购买六朝墓铭拓片7种，23日和28日又在静文斋、宝晋斋、淳菁阁、松古斋、清秘阁等南纸店买了几十种信笺，说明当时鲁迅已着手笺谱的研究。此外还去日本人办的东亚公司购书一次。
1932年11月，因母亲生病，鲁迅再次从上海赶到北平。他住了15天，主要为母亲延医诊治，另外还要与朋友聚会，并应邀到多所学校讲演，就是著名的"北平五讲"，时间格外紧凑。从11月11日启程到28日返沪，他仍挤时间两次去琉璃厂，并到一新书店为他的母亲买了《海上花列传》。他于23日和25日，专访琉璃厂，分别买了信笺和纸。他毕竟曾经是那里的常客，在北京时期他买的绝大多数书皆是从琉璃厂各书铺一一访寻到的。
自然，琉璃厂在北京生活时买书并不仅仅在琉璃厂，尤其后几年，东亚公司便是他重要的买书处；另外，其它购书形式如函购或托人在外地凭单买也是经常的。
总之，鲁迅总是利用各种机会，想方设法搜购心爱的图书。买书，对鲁迅来说，不仅仅是阅读、教学和研究著述的需要，而且成为了生活的乐趣和精神的营养来源。跟随鲁迅母亲生活了多年的王鹤照回忆：一次，她劝鲁迅买几亩田，自吃白米饭，省得向人家买。鲁迅听后笑了笑说："田没有用，我不要！"最后又说："还是多买点书好！"
鲁迅收支概况
鲁迅的日本友人、《中国小说史略》的日文译者增田涉，曾于1931年3月到12月之间，在上海跟鲁迅直接交谈，过从甚密。增田涉后来在《鲁迅的印象》一书中回忆道："初头的十个月，每天午后在他家度过三小时及至四小时，到了傍晚，也常在他家吃晚饭。现在谈到他，大体是以当时的见闻做中心……"根据1931年这10个月间与鲁迅的交谈，增田涉叙述了当时鲁迅的收入与开支概况如下--
"在中国仅仅靠稿费和版税生活是非常困难的，这也只有像他（按：指鲁迅）那样出名的人才可能，一般的文学家要没有教授、编辑等固定职业是不可能的。他的收入，据我所知，也仅限于版税；稿费呢，像他那样地位的也只是千字两圆，因为他写的都是短文。不成问题，他说，稿费之类大抵让和杂志社联系的青年拿去，自己是一个钱也没有拿。尽管这样，竟然有人谩骂他，说他常写短文是为了"花边"（银圆的铸纹，也就是指当时一块钱的银币），他很愤慨，就利用了这个话，把当时的随笔集题名为《花边文学》。据我所知，他的收入是靠从前的书--主要是《呐喊》与《彷徨》继续重印的版税。版税是二成五（按：即25%），听说那时候在中国是最高的。据说他一个月的用费需要400圆（那时是昭和六年）（按：即公元1931年），日本钱100圆约等于中国钱245圆，生活费200圆，买书费100圆，给母亲的生活补贴100圆。--他说，周作人在北京，不照顾母亲，所以我不能不汇钱去。母亲跟他的前妻一道生活，他寄送生活补贴虽说不是没有理由，但同样住在北京的弟弟（指周作人）不稍微照顾母亲的生活，却是奇怪的事。而当时周作人在四个大学教书，收入不少，而且是可以从容写作的身份。鲁迅却是被压迫、被搜捕的不自由的人，尚且靠一支笔，继续着真正的"恶战苦斗"。只看他连窗口也不能靠近的日常生活，听见只有他每月给母亲寄生活费用，我对于周作人无论如何也没有好感，尽管他写作多么有名的随笔说着漂亮话，但在为人上我是不喜欢的。或者，其中也许是介在着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的缘故吧？而当初，周作人夫人从日本来的时候，鲁迅给她娘家汇寄生活费的事，在《鲁迅日记》里却是记载着的。"（引自《鲁迅思想研究资料》下册第4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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