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现在北京污染得很厉害，人在这个环境中，不能够正常地呼吸，这是个大问题。污染，引起人情绪浮躁。你想，如果你到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没有污染，山清水秀，气候宜人，屋里装着空调。你那时候坐下来写作，是不是会文思泉涌？
艾：喧嚣是不好，我的意思是像你这样说，我们就无法写作了！
王：如果说美国的环境能够对人有所帮助，如果能在那样一个环境里，坐在书斋里；不过我看过小波和李银河他们住过的那个宿舍，绝对不是那样的。他们住一个很小的房子，远远不如他们在中国环境好。
艾：我是说，他写《黄金时代》，是在国外，比如说他看书，他就可以看很多乱七八糟的书，不一定看国内那一套。比如国内有一套规范，到海外，他就不在那个规范里了。
王：这是真的。他在海外，起码可以看到其他方面的书，可以看很多。他们在匹兹堡大学，有很多书可以看，可以看到很多过去看不到的书。
艾：小波还有篇文章你看过没有，《理想国和哲人王》，说的是你们的一个同学。
王：那也是我听说的。在那个时代，在那种情况下，人，就产生各种各样的幻想。而且，赋予自己的行为各种各样的意义。这个人，把自己设想为一个青年毛泽东，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幻想。他现在，正在积累，正在走一个大思想家的道路。所以，有时候，不免模仿青年毛泽东。我这是听一个朋友讲的，那时候毛主席有一个夹着雨伞，从湘潭出来的形象，这个人有时候就夹着雨伞，模仿那个样子。觉得形式上的模仿，可以导致实质上的模仿。他有这个想法。
艾：这也是个理想主义者。
王：有一次，有人看见，他在一个指挥室里，墙上一个大地图，他拿那个红蓝铅笔在这儿、那儿敲敲。人家问他，在考虑什么呢？他说：我在考虑世界革命的战略问题。
艾：那个时代，现在想起来很滑稽。年轻人充满了献身的热情。
王：是呀，几十年来，你说哪有几个人不滑稽。大家全都滑稽。冒着傻气，一连冒了几十年。你也冒我也冒，人人都冒。明白人，没几个。
艾：还挨整。
王：真正明白人，他慢慢的，信心，都被冲击而动摇了。在“文化革命”的时候，那么一种思潮，你现在看来，觉得很可笑，那时候，它填满了你周围的一切空间。一开始你觉得这样一种思潮，非常愚蠢，我比他们高明得多，我很超脱。但是慢慢慢慢的，这种思潮，老是存在，它持续地存在下去以后，慢慢你的信心就动摇了。我不比它高明啊。
艾：因为你作为少数，而且那时候的思想资源也很有限。
王：我是这样想。在“文化革命”一开始，我说这些东西很愚蠢。不过我也想了，像我这样一个人，年龄尚小，学识上不足，社会地位低，我怎么能说，我想的东西比这么多的人想的都高明？在我周围有那么多高明的人，干部，知识分子，毛泽东更不用说。中央大员，身上都套着光环。我怎么能说，我想的比他们都高明？其实你掉过头来一想，当初就是比他们高明，他们就是愚蠢的。是不是？就这么简单。可是当时谁有这个自信心？当时人们，他们那个愚蠢的程度，只有今天才能意识到。所以推而广之呢，你可以知道，中国人，有几十年，时时刻刻干着蠢事。我希望以后不要干蠢事了。
艾：小波书里写到贺先生跳楼……
王：那是我们院里的一个高级干部。我爸爸挨整的时候，他还出来说过话。他这个人好像还是很有点风骨的。他的女儿和我太太是非常好的朋友，现在在法国。他就是实在受不了啦，就跳楼了。
艾：“文革”时跳楼的人很多。我当时看小波的书，就觉得他写的那个细节，一般人都很少注意。他写,到了晚上，这家人的儿子，在这儿守夜，守那些脑浆子。用粉笔把地上的脑浆子圈起来，点上蜡烛。
王：那是他编的。不过我也看到过脑浆子出来的事，印象特别深，我可能给小波讲过。那个是根本与跳楼无关的。也许是小波跟我讲的吧，我忘了。就是说，一个小孩子，手里拿着冰棍，一边骑车一边吃。突然旁边一个公共汽车，他的脑袋，撞到车轮底下。这时候司机非常害怕，其实这个孩子，他在车轮后面，他其实没事。但是这个司机呢，他怕孩子已经压死了，所以他就往后面倒了一下车。结果旁边很多人看见，这下把孩子脑袋压扁了，脑浆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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