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8月26日杜緻禮和我在普林斯頓結婚。我們相識倒不是由鬍先生或父親的其他朋友所介紹，而是因為她是1944年到1945年我在昆明聯大附中教書時中五班上的學生。當時我們並不熟識。後來在普林斯頓唯一的中國餐館中偶遇，這恐怕是前生的姻緣吧。20世紀50年代鬍先生常來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圖書館，曾多次來我傢做客。第一次來時他說：“果然不出我所料，你自己找到了這樣漂亮能幹的太太。”
父親對我1947年來美國後發表的第一篇文章與翌年我的博士論文特別發生興趣，因為它們都與群論有密切關係。1957年1月吳健雄的實驗證實了宇稱不守恆的理論以後，我打電話到上海給父親，告訴他此消息。宇稱不守恆與對稱有關，因而也與群論有關，父親當然十分興奮。那時他身體極不好（1955年因多年糖尿病加某種感染，不能吸收胰島素，醫生曾認為已無希望，後來幸能剋服感染，但身體仍十分虛弱），得此消息對他精神安慰極大。
1957年我和杜緻禮及我們當時唯一的孩子光諾（那時六歲）去日內瓦。我寫信請父親也去日內瓦和我們見面。他得到統戰部的允許，以帶病之身，經北京、莫斯科、布拉格，一路住醫院，於7月初飛抵日內瓦，到達以後又立刻住入醫院。醫生檢查數日，認為他可以出院，但每日要自己檢查血糖與註射胰島素。我們那年夏天在Rue de Vermont租了一公寓，每天清早光諾總是非常有興趣地看着祖父用酒精燈檢查血糖。我醒了以後他會跑來說：“It is not good today，it is brown.”（今天不好，棕色。）或“It is very good today，it is blue.”（今天很好，藍色。）過了幾星期，父親身體漸恢復健康，能和小孫子去公園散步。他們非常高興在公園一邊的樹叢中找到了一個“secret path”（秘密通道）。每次看他們一老一少準備出門：父親對着鏡子梳頭髮，光諾雀躍地開門，我感到無限的滿足。
父親給緻禮和我介紹了新中國的許多新事物。他對毛主席萬分敬佩，尤其喜歡毛的詩句如“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與“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衹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等。
有一天他給緻禮和我寫了兩句話（圖97f.9）。今天的年輕人恐怕會覺得這兩句話有一點封建味道，可是我以為封建時代的思想雖然有許多是要不得的，但也有許多是有永久價值的。
1960年夏及1962年夏，父親又和母親兩度與我在日內瓦團聚。緻禮、光宇（我們的老二）和二弟振平也都參加了。每次團聚頭兩天總是非常感情衝動（圖97f.10），講一些自己的和傢人與親友們的遭遇。以後慢慢鎮靜下來，才能欣賞瑞士的一切。
父親三次來日內瓦，尤其後兩次，都帶有使命感，覺得他應當勸我回國。這當然是統戰部或明或暗的建議，不過一方面也是父親自己靈魂深處的願望。可是他又十分矛盾：一方面他有此願望，另一方面他又覺得我應該留在美國，力求在學術上更上一層樓。
和父親、母親在日內瓦三次見面，對我影響極大。那些年代在美國對中國的實際情形很少知道。三次見面使我體會到了父親和母親對新中國的看法。記得1962年我們住在Route de Florissant，有一個晚上，父親說新中國使中國人真正站起來了：從前不會做一根針，今天可以製造汽車和飛機（那時還沒有製成原子彈，父親也不知道中國已在研製原子彈）。從前常常有水災旱災，動輒死去幾百萬人，今天完全沒有了。從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裏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學。從前……，今天……。正說得高興，母親打斷了他的話說：“你不要專講這些。我摸黑起來去買豆腐，站排站了三個鐘頭，還衹能買到兩塊不整齊的，有什麽好？”父親很生氣，說她專門扯他的後腿，給兒子錯誤的印象，氣得走進臥室，“砰”的一聲關上了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