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倾意识形态的命运观
命运是不可违逆的。女娲娘娘在纣王题诗亵渎后，愤而前往朝歌欲兴师问罪，但被红光挡道，在知道纣王“尚有二十八年气运”后，“不敢造次，暂行回宫，心中不悦”。截教的通天教主明知“成汤合灭，周国当兴”，却因受激而助商伐周，逆天而行，结果门人俱遭屠戮。过惯闲云野鹤生活的姜子牙原本不欲下山，元始天尊板起脸孔教训他：“你命缘如此，必听于天，岂得违拗?”
在西周大军东征前夕，清虚道德真君知道爱徒黄天化命运不长，面带绝气，但却不敢说破，心中不忍，只能对他说一些暗藏玄机的偈语，希望他能避开厄运；无奈天命难违，黄天化还是身不由己地奔向他的绝命之所。
第十一回《羌里城囚西伯侯》一节，可以说是一场有关命运的大争辩。文王在应纣王之召赴都前，自己卜知“将有七年之难”，一路谨言慎行；纣王本欲放他归国，谁知在归国前夕与费仲、尤浑纵饮，稍为松懈，而泄露了费、尤两人“冰冻而死”及纣王“不能善终”的天机。第二天醒来，“自觉酒后失言”，认为“吾演数中，七年灾，为何平安而返。必是此间失言，致有是非，定然惹起事来。”纵马欲行，却被纣王圣旨拦下。
纣王指着姬昌的鼻子说：“你道朕不得善终，自夸能寿终正寝，朕先教你天数不验，不能善终！”传旨欲将姬昌推出午门枭首，但却被众臣拦阻，要求先来个“实验”。命姬昌当众“演目下凶吉”，“如准，可赦姬昌；如不准，则坐以捏造妖言之罪”。于是姬昌取金钱一幌，卜出“明日正午时太庙失火”，纣王将姬昌暂下囹圄，并传旨太庙守官仔细防范，亦不必焚香。结果到了明日午时，“只听空中霹雳一声，太庙火起”。众人大惊，纣王无奈说：“昌数果应，赦其死罪，不赦归国；暂居羌里，待国事安宁，方许归国。”于是姬昌在羌里被囚了七年，应了他对自己命运的预卜。
这场命运的大争辩告诉我们，人算不如天算。就像陆西星在书中的旁白：“老天已定兴衰事，算不由人枉自谋。”为什么命运难以违拗呢?这虽只是陆西星乃至广大庶民阶级的想法，但却反映了一种消极、保守的哲学立场。一个人在此尘世的穷达荣辱、生死祸福、乃至一饮一啄，“率皆前定”；个人的“存在”只是显现命运的“本质”而已。我们可以发现，这是一种“本质先于存在”的哲学观（20世纪的存在主义刚好相反，是“存在先于本质”的）。而前节所说的“异人而后有异术”、“真人而后有真知”，也都是“本质先于存在”的，它们前后呼应，形成一个牢固的哲学网络。
照汤姆金斯（S．Tomkins）的分类，“本质先于存在”乃是一种“右派”的哲学观；有着右倾的意识形态，它倾向于强调社会规范与维持既有体制。如果大家都认命，做皇帝的继续做皇帝，当顺民的继续当顺民；作威作福是命，受剥削凌辱也是命，大家各守本分，天下自然太平无事。
《封神榜》说的虽是武王灭纣，“颠覆既有体制”的故事，但这绝非“革命”，而是顺应“老天的意旨”。因为商纣“气数已尽”，而武王乃是“真命天子”（又是一种“本质先于存在”的观念）。因此，整本书所涉及的命运问题，可以说是利用“心理因果律”来维系既有的社会体制，最少有维系明朝既有体制的功能（在演义小说里，朱元璋正是一个具有魔法的“真命天子”）。但此一功能可能不是作者陆西星刻意为之的，而是在古老中国这个君权至上的“超稳定结构”里，“不可违逆的命运观”得到它滋生蔓延的沃土，《封神榜》只是从这片沃土中长出的一朵奇葩而已！
几句感言
剖析到最后，《封神榜》中的众神喧哗、魔法与命运，竟变成一个涉及意识形态的大问题，这实在是数天前笔者重读《封神榜》时始料未及的。我无法像《封神榜》中的神圣，在未下笔前，就已参透出本文“命定的结构”，所以写来东拉西扯，芜杂异常；但作为一个“文字魔法师”，笔者最大的心愿是尝试以自己现在的“心灵位阶”去重新诠释少年时代所迷恋的某些古籍，赋予它们以新貌。
《封神榜》是先人所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一般人常从文学观点来衡量它，觉得它没有什么价值，因此也一直难登大雅之堂。面对这样的文化遗产，我们若不想抛弃它，就必须从文学以外的观点来诠释它，丰繁它的样貌。笔者是文学界外围的“捡破烂者”，安份守己地做这种工作恐怕就是我的“命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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