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林林：嗯。叫做“恰逢其时”。
林毅夫：对，那时候是个解决问题的很好契机。因为过去总讲，要增强对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农村的生活条件。但是讲了那么久，也没人听呐！只有在后来的条件之下讲，才会有人听。这是一点。只有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工业化、现代化视角来看农村问题，才能“釜底抽薪”地解决农村问题林毅夫：另外呢，我自己觉得，要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必须把它放在整个国民经济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来考虑才行。农民问题的存在有几千年了？（杨：是啊）而且这个问题不只存在于中国，也存在于欧洲，存在于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现在的发达国家，都曾经有90%以上的人是农民的情况。而当绝大多数人都是农民的时候，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农民问题。
杨林林：对。只要农民占到人口的多数，那农民问题一定是影响国家发展的大问题。
林毅夫：对。但过去一直都没有解决好。所以几千年来的世界发展史，实际上就是“农民革命史”，这不是中国特有的，这是世界历史。（杨：对）但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农民问题解决了？因为工业发达了，现代化的、城市化的工业发达了，所以把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里面来了，留在农村里面的人就非常少了。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现代化了，农业生产力提高了，就不会出现“谷贱伤农”问题了。而且每个农民所用的生产资料、土地面积都可以扩大了，它的商品部分就可以增加了。生产力发达了，就能增产增收了。但它要以整个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为前提。所以我考虑新农村问题，是想根本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农民穷了，就来个杀富济贫。（杨：嗯）我觉得，在解决农民问题的时候，不能就农民问题讨论农民问题。（杨：对）必须把农民问题放在整个国民经济工业化、现代化过程当中来解决。
杨林林：很好。就是说，您关心的是如何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解决农民问题？（林：对）像生活水平问题、生活质量问题等等？
林毅夫：对。还有收入问题啦，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现代化问题啦。
杨林林：问题是这样的，现在由于少数地方政府甚至一些官员个人的胡作非为，导致农民的状态已经不是有没有消费欲望的问题，也不是生活能不能提高的问题，而是到了一个“能不能生存”的问题了。
林毅夫：这个问题不能说不存在，而且是长期以来都存在的问题。（杨：嗯嗯）但我们要看到的是，第一，不能没有政府呀，这是个前提，对不对？（杨：对）没有政府的话，无政府主义、各种宗派主义就出来了，那么它所带来的，可能比现在更糟，而不是比现在更好。（杨：对）历史经验已经证明这一点，而且中外历史经验也都证明了这一点。对不对啊？（杨：对）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刚才我讲的，发展经济是关键——经济发展的地方，这个问题就会得到缓解，慢慢地得到根本解决。现在存在这个问题的，您看看，都是落后地区啊。
杨林林：越是落后地区，这个问题越严重？
林毅夫：对呀。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在于发展经济。这就是我为什么在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时候，一直不“从农村看农村”，而是从整个国民经济工业化、现代化的视角来看农村问题。这样才能真正“釜底抽薪”地解决农村问题。
杨林林：嗯。很好。最近有报道说，您一定注意到，我们有些地方的政府有意到韩国去学习这个“新村运动”，（林：对）这个您看了是什么感觉？
林毅夫：我觉得可能会有帮助。我也研究过，当初韩国提出“新村建设”的契机，跟我们是完全一样的。
杨林林：是吗？（林：对）怎么讲？
林毅夫：韩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经过10年，国民经济发展得非常好。但是到了1970年，他们出现过跟我们1998年十分相似的问题。（杨：哦？）生产能力过剩，水泥卖不出去，城市里的工业到处都是过剩，出口呢？市场又消化不了。那怎么办呢？那就出现了跟我们完全一样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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