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有些东西,是负责政治审查的人所无法预计的。比如上面我们提到杜巴瓦说的话,"这种党,连老婆都党特务"。这句话传达的信息十分准确,政治斗争已经容不下"夫妻"两个字了,在这样一个大环境里,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划清界限的事情,是时常发生的,也是非常正常的。所以审查人员没有意识到,这个话可以让人认识到,当时的政治斗争是多么地变态和畸形。
而杜巴瓦称保尔是"那种除了红旗之外,什么也看不到的"人,似乎也可以作为许多人对保尔的一种普遍认知。这种认知出于对保尔的爱护,他不是不知道党的问题,而是被"红旗"蒙住了眼睛。这是一种肤浅化的表现。身在革命浪潮之中,却不知道风雨的凶险,对于保尔这一级的干部而言,是不存在的。相反,正因为他知道风浪的凶险,所以他必须隐忍和等待,像杜巴瓦那样失去"政治生命"的事情,不能在保尔身上发生。否则将来的一切事情,他都无缘参与。
而保尔等待的是什么呢?或许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集体农庄"。
谈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再说一说这次党内斗争。这次斗争是由1923年12月11日发表了一封托洛茨基的信而引起的。信的名字叫做《新方针》,是托洛茨基写给党的会议的。这封信和后来托洛茨基写的两篇文章,以及一些相关材料,一起编成了一个名为《新方针》的小册子。这一系列的材料主要内容有个:"党不应该追随保守派",应当"使党的机关服从于党员";"清洗机关中的一切官僚主义分子,用新干部取代他们……应该使任何人都不能也不愿在党内制造恐怖气氛";党的老近卫军有退化变质的可能,应当启用青年人,尤其是青年学生。我们熟悉的青年是"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的说法,就是这个时候提出来的。
这些材料引起很大范围里的争论,各地纷纷举行各地党组织的全体会议和对"左派"反对派的派别会议。保尔他们和杜巴瓦的这次争论,应该就是其中一部分。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主要是青年学生和机关职员以及一些军事组织,在企业中的支持者很少。杜巴瓦他们几个就是青年学生。
我们在书中也看到,保尔和杜巴瓦两派关于党的机关是否已经官僚化,老近卫军是不是已经变质等问题争论不休。但事实上,这场斗争是关于列宁去世之后,谁将成为党的领导人之争。《新方针》小册子,就是为了贬损托洛茨基的竞争者而出现的。所谓"党不应该追随保守派"和"使党的机关服从于党员"的说法,实际上是针对斯大林。当时斯大林是俄共(布)中央总书记,主管机关行政工作,"应该使任何人都不能也不愿在党内制造恐怖气氛"的指向也是斯大林;"党的老近卫军有退化变质的可能"是指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至于启用青年人,则是托洛茨基在拉帮。
与"左派"反对派的这次斗争,最终以托洛茨基的失败告终。有意思的是,斗争进行到后期,托洛茨基把话题引向历史问题,希望在历史履历中找到自己是党的二号人物,且功勋卓著的证据。平心而论,托洛茨基的确曾经是党内的二号人物,且在很多场合受到和列宁一样的崇拜。许多集会场合有祝"列宁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健康的标语,机关悬挂他们的肖像,歌曲和军歌中赞扬托洛茨基。但托洛茨基这次历史问题的追究,却被人翻出了1913年托洛茨基给孟什维克领袖之一的尼·齐赫泽的信件,在信里托洛茨基怀着强烈的不满和愤恨,给予列宁否定性的评价。按理说,1913年的时候,托洛茨基还是孟什维克,作出这样的评价无可厚非。但这些信件被挖出来的时间,恰好是全党在哀悼列宁的时候。在这样的历史问题面前,大部分人失去了理智,将攻击的矛头对准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于是,托洛茨基的影响力一下子降到最低点。
当然,要等到托洛茨基彻底垮台,被驱逐出境,直至在墨西哥被谋杀,还有待时日。这也不是托洛茨基第一次和斯大林等人交手,但这是一个重要的环节。自此之后,托洛茨基的个人力量再也没有超越过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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