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王安石为了统一国内的舆论思想，着手重新解释儒家经典著作。他规定，自己的解释是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苏轼对这种做法极为反感，当时流传着许多苏轼嘲弄王安石学术观点的笑话。比如，当时王安石发明了一种标新立异的文字学，它对汉字的结构意义重新解释。一次，苏轼问王安石，波涛的"波"怎么解释，王安石回答：水之皮。苏轼马上说：那滑冰的"滑"不就是水之骨吗？又一次，王安石问苏轼，斑鸠鸟的"鸠"怎么解释？苏轼回答：《诗经》上说，一公一母两只鸤鸠（布谷鸟）停在桑树上，它们的孩子共有七个（鸤鸠在桑，其子七兮）。这一公一母两只鸟加上七只小鸟一共是九只鸟，所以鸠字左边一个九，右边一个鸟啊。王安石深表赞同，过了好一会儿，才醒悟过来，是苏轼在戏弄他（事载宋·曾慥《高斋漫录》）。
苏轼的一系列反对变法的言论以及真真假假的嘲弄之语让王安石非常恼火和气愤，这些言论会助长反对派的嚣张气焰，会给变法造成损害！所以他要想方设法削减苏轼的影响力。
宋神宗先后两次想让苏轼担任重要的官职，王安石均表示坚决反对，他对神宗说："苏轼确实有才华，但学问的路子不正，像苏轼这样的人，其学问很少能够有用于世，反而会有害于世，陛下不可不明察。"（语载清·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一来二去，神宗皇帝对苏轼也有点儿看不顺眼了，他曾对司马光说："苏轼并不是一个道德品质好的君子，我觉得你对他并不了解。"（语载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4）而改革派的一些爪牙们已经开始罗织罪名，打算拔掉苏轼这颗眼中钉、肉中刺。苏轼深知，再在朝廷这个是非之地呆下去，肯定会惹火烧身，于是他主动向皇帝申请离开京城到外地去做官，他想，无论怎样，在地方上总能为百姓做点实际的事情。
说实话，神宗很希望才华卓著的苏轼能够留下来参与变法，但这显然不可能，神宗只好批准了苏轼的请求，他在批示中写道，派苏轼去安徽颍州担任知州（相当于今市长）。可宰相办公室却改为担任通判（相当于今副市长）。更有趣的是，神宗笔锋一转，又改为：派苏轼去杭州担任通判。杭州城风景秀丽、物产丰饶，富甲一方，到这里做官可是一个大大的美差，宋神宗对苏轼真可谓用心良苦啊（事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4）！
这一年，苏轼三十六岁。
为官一方 政通词美
苏轼这次外任杭州担任通判，固然是为了躲开是非之地，但也是第一次担任大城市的行政官员，这对他的政治才干是个巨大的考验。杭州任期满后，按照宋朝官制三年期满一调任的规定，他还先后被调往密州（治所在今山东诸城）、徐州(今属江苏)、湖州(今属浙江)担任知州，前后算起来有八年时间。
那么，在这八年时间当中，苏轼这位科举考场上的成功者，在实际工作岗位上是考"糊"了，还是考成功了呢？苏轼总是抨击新法、抨击王安石，那么他自己到底有没有实际的治国才能呢？他会不会也像李白、杜甫那样，只是个诗文高手，在政治上却施展不开呢？在繁重的行政工作面前，这位大文人还能否做到行文如流水、潇洒任自如呢？
先说说最有代表性的地方行政工作。
苏轼这八年的地方工作，最引人注目的业绩是在徐州担任知州期间。徐州位于黄河下游，最大的问题是黄河水患。苏轼刚到任不久，黄河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徐州地区连续大暴雨，洪水来到徐州城下，水位高达两丈八尺九寸，高出城中平地一丈零九寸，随时有可能冲毁城墙，淹没全城，形势万分危急。在这紧要关头，苏轼沉着果断，表现出高度的组织才能，分步骤展开抗洪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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