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由永清国小升至道明中学，得益于父亲和母亲处心积虑爱子之心的成全。在台湾，只要一提到道明，大家都知道这是位居南方第一的学校。它的学费是一般学校的10倍。当时一般学校是500块，它是5000块。因此道明中学一直被冠以"明星学校"和"贵族学校"的金牌声誉。进了"道明中学"等于是考进重点高中的保证，继而为考大学打下扎实的基础，因此它的学费贵得自有道理。成为道明中学的学生，不仅要支付巨额的学费，学习成绩还必须是小学优秀生前几名，以及凭借诸多获奖证书才能进入。由于我小学获得了大量的演讲与作文"奖状"，因此符合"道明"的招收条件，但是最终我得以以布衣之子的身份入读"道明"，关键在于父亲和母亲的一再坚持-他们铁定了心要培养自己的幺儿，哪怕全家节衣缩食，也在所不惜。
回想父亲的此番举动，我对他当年一片拳拳爱意感动不已。于情于理，我都不是命里注定与"道明"有缘。我的哥哥、姐姐都是念的大义国中这样的一般学校，此外在当时的眷村，"读军校"是男孩子普遍的出路，像我哥哥就入读了在台湾复校的黄埔军校陆军官校。而正是父亲和家人这次的远见，将我推向了"不与人同"的求学之途。
进入道明读书，对于我们一家来说无疑是一夕之间加重了很大的负担，父亲的薪水依旧是微薄的，而母亲的家庭美容院也是昼夜辛劳地经营着，懂事的姐姐很小的时候就脚底下踩着板凳帮着母亲给客人们洗头发。相比他们的劳顿，家庭分配给我的任务只是"专心读书"，父亲是顶着"举家之力"寄托之下的"举家之愿"将我送入"道明"的！但没想到的是道明三年带给我的是几近完全的"失声期"。
我首先面临的就是"贵族学校"盛名之下对于少年脆弱心理逼近的"不平衡"。小孩子不懂人生的出身不可以选择，也不懂否定家庭与出身是对于至亲的巨大伤害。对于敏感心灵的青少年，长大成人初次走出家门，渴求被外界给予与自己如同在家中一样的被尊重和宠爱，哪怕这种尊重只是来自一些表面和形式感的东西。少不更事的我就曾经因为同学嘲笑我带到学校的便当最小而回家埋怨父母，父亲听后赏了我一个耳光，母亲第二天给我准备了一个大份的便当-成年之后，我告诉父亲，"爸，你的一记耳光让我学会了永远不要和别人去比较，人要以自己的所有为满足"。
"尊严"之伤只是我在"道明"承受痛苦的开始。
我迅速发现我小学时期引以为傲的诸多"奖状证书"在"道明"迅速地"贬值"，我擅长的演讲与作文在"道明"的老师看来并无多大的实际价值。生平第一次，"我"，这个幼小的个体，被放在一个崭新的评估体系里被"重新"评定。"道明"是男女合校，当时奉行的是"分数至上"的教育模式，每次考试都要统一放榜，从第一名排到最后一名。我开始发现自己上学的感觉和心态在一夜之间就和在永清国小时来了180度的大逆转：本来是被人宠的多才多艺的文艺男生，在"道明"却根本没有老师和同学在意你。本来我视为成绩优良证明的奖状和证书自从进入"道明"就再也与我"无缘"，身边比你聪明的人一大堆，自己突然觉得找不到归宿感。70年代的台湾社会亟须科学技术等理工科人才，物理、化学、数学这些科目比较受到学校的重视，而如果一个男生选择学习文科会被视为没有出息。所以在"道明"尽管我的文科成绩一直很好，也不会引起老师和同学的重视。
"道明"使得我在人生中第一次体会到所谓的"痛苦"，我开始选择"自闭"。
我每天5点半到6点就要起来，乘坐校车，经过几乎一个小时的路程跨区来到距离家很远的学校，而这每天的一个小时我都是自己坐在校车的后排，默默注视着车窗外机械流动的车流和人群。因为"自闭"，我感觉日复一日的上学犹如一个无尽的黑色梦魇。在这个梦魇里，很多人都是比分数，你这次考了多少分，我考了多少分，而这种"比分数"的日子无休无止地折磨着我敏感而脆弱的神经。只因为老师们在乎这个，其他同学们也在乎这个，或者说当时的社会价值标准在乎这个，我生平第一次对于自己产生了"信仰危机"-不止一次，我扪心自问：自己真的变得如此差劲吗？没有人回答，没有人肯定，我就继续以更为极端的方式"封闭"着自己，以"沉默疗法"维系着自己苟且残存的尊严与荣誉，尽管不知道结局如何，我只是渴望这个无尽迷茫的梦魇能够早一天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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