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元月27日下午，保管员侯寻荣来我家办理有关手续，见我面黄肌瘦、身体虚弱，便关切地说："你身体咋成了这样子，得补一补。到街上买几斤菜吃一吃，身体自然会好的。"我苦笑了一下说："是呀，菜能补，买菜是要花钱的。只是家里连饭都吃不上，还买啥菜哩？"又看了看睡在炕上的幼小瘦弱的万胜，便吞吞吐吐地说了想把娃给人的想法。寻荣听后默默无语地走了，便把我想把娃给人的消息悄悄传了出去。
1961年2月12日今天是腊月二十七，也是春节前最后一个集会日。我去会上想办些年货。由于市场刚开放，上会的人非常的多，但物价特别贵。一张红纸２元，一斤萝卜５角，一个蒸馍１元，一斤枣３元。我在会上看来看去，觉得什么也买不成，只好空着手回来了。但是春节的对联还是要写的，我便拟了两副：
鼓起心劲
迎春节升标准大人小娃皆欢喜
备春耕分菜地男女老少齐出力
福中知福
忆过去酸甜苦辣皆尝遍真够艰难
看今日酒肉糖油都分到实是幸福
赶春节前，饲养股长高李来在南边买回来不少红白萝卜，分给我一麻袋，解了燃眉之急。萝卜煨在炕洞吃了，确实能止饥。社员把地里的红薯根、红薯蔓，都刨来吃了。食堂把晒干的红薯叶也用秤称出分给社员当粮吃。周围村里村外的榆树皮也被人剥光吃掉了。
１９６１年初，中央下达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人称《六十条》），大大激发了社员的劳动热情。《六十条》中规定：允许社员在不影响集体生产的情况下，可以经营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开垦少量荒地。
我虽然拉车出过危险，但也不能因此就不再干拉车的活了。因为生产队只有拉车的活路最多，天天有做不完的活。土呀，粪呀，庄稼呀，哪一样离了车都不行，拉上车就有挣不完的工分。为了全家八九口人有粮吃，能活下去，我的车还得忙。由于匠人将就咱家的料做下的车箱有点儿小，跟我一起干活的人，都觉得不公平，认为同样是拉车，记下同样多的工分，你的车小，装得少，出的力就少，但工分却没少。起初，社员只在我背后议论，以后就当着我的面说。我听在耳里，记在心里，每次装土、装粪尽量多装几锨，装饱些，但背后仍有议论。于是我和菊兰多次商量，干脆另买一个大些的车箱，以避免别人有意见，弄得自己在人前也说不起话，好像有短头似的。但是，哪里来的钱呢？这不是三五元钱，俭省一点儿就能省出来的！咱每一分钱真像在肋子上串着一样，花之前要算来算去，看该不该花，能不花的钱就尽量不花。我去澄县煤矿翻几架沟带炭，连买一碗开水的几分钱也舍不得花。带个瓶子灌上开水，放在车子上，上坡渴了喝上两口凉开水就行了。家用一分钱，我也要写在家用账上。我为找一二分钱的差错，经常半夜半夜的核对寻找。春节时，我从不给娃们压岁钱，只是每年到除夕前的一两天，给上母亲三五元，让她给孩子们发。但元宵节一过，我便把孩子们身上的压岁钱一分不剩地收回来，又写在家用账上：１９６１年是２元１角，１９６２年是２元９角５分，１９６３年是３元３角，１９６４年是４元。我从不给娃们零花钱，也不给孩子们花钱买玩具。赵妈用她卖布来的钱给胜天买了个小皮球。菊兰便把它放在小板箱里，不敢给娃，害怕我见了要问买皮球哪里来的钱。就这样，这个小皮球一直放了多年，最后便成了蔫皮了。
1966年2月3日早上，"社教"工作组的张步桥找我个别谈话，要我趁早主动交代问题。我便谈了自己从１９５４年建初级社，到转高级社，最后直到公社化，又划分了大队的过程。我说："张同志，我当会计１０多年来，为了集体的利益不受损失，得罪的人太多了！１９５６年转了高级社，干部们在副业股经常炸油糕吃，我一次也没参加过。１９５７年春，整社整风时，我画了漫画，揭露了社干们多吃多占的事实。工作组马超俊把我安排到整风组当秘书，收集社员群众大鸣大放的意见，也得罪了许多人。１９５９年，路井大队安排侯太估去外地买牲口，我把买回的骡马价按税票出了账，后来他们把一部分又卖给了别的大队。我把价款如实的入了账。后来税所曹晓来查问，我如实地让他录了价钱。税所说这是贩卖行为，便找到支书和主任，要罚款、补税，后来公社对太估作了严厉的处分，停止了他候补党员的候补期，使他入不了党。而年终税局却给我发了张护税模范的奖状。１９６０年，大队让侯克红去山西买牲口，他回来报账时却没有发票和单据，我坚持了要有同行人的证明才能报销的财会规定。当时的同行人是侯真亿，他从未听说过克红在那里丢失过单据，所以不给写证明。而侯克红至今也未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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