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沿路访问了一个山头。山头婉蜒约两公里，散居着七、八户人家。每家都是圆顶茅屋，一、二座，或三、四座，掩映在硕果倒挂的香蕉林中。妇女们在房前屋后的木薯和豆子间作的田地里锄草，使用的是锄头和砍刀。当日，附近有集市。男人们赤裸着汗水淋淋的上身，头顶上呈十字形放着两大串香蕉，正运往市场出售。我们应邀到一户农家小坐。男主人像不少卢旺达人一样，不知自己的年庚。但他看上去不过四十岁，讲一口流利的法语，显得精明强干。比他年轻得多的妻子，已给他生下六个儿女。他家有两座茅屋，小的是仓库，大的是住室。住室一分为二，里为卧室，外为客厅。卧室中有木床一张，由男主人独享。妻子和儿女就只有席地而寝了。客厅中，有两个半新的塑料桶，那是从山下提水用的器具；三把用树枝编制的小凳，那是招待来客的雅座。墙壁上，挂着一个两波段的半导体收音机，看来这是家中唯一的奢侈品。这个农户，据说是本山头的殷实之家。其他农户没有去拜访，但他们的生活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山头养育了卢旺达人，也给他们的生活和发展带来许多不便。用水困难，交通阻隔。人口增殖很快，而耕地有限，山头难以容纳。居住太分散，给教育、医疗、水电都带来很大困难。因此，从1973年开始，卢旺达在全国推行一项村庄化计划。根据这项计划，国家出钱在山麓地带建立居民点，将山上居民逐步迁下来。这样，人口相对集中，不但有利于人民生活，也有利于进一步发展农业、手工业、矿业、运输业和各种服务性行业。从根本上说，削平山头，把人们从传统的个体生产和小农意识的桎桔中解放出来，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卢旺达有胡图、图西和特瓦等三个民族。它们基本上是杂居，保存着许多共同的生活习俗。其中，最突出的是“乌姆冈达”活动。“乌姆冈达”在卢旺达语中是街坊邻里互相帮助的意思。一家建房、迁居或有红白喜事，同一山头或邻近几个山头的人都自动前来相助，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有人出人。帮忙者不要酬谢，只要有几葫芦用香蕉酿制的“卢瓜瓜”酒，痛饮一场，也就够了。这种传统的邻里间无私互助的活动，现由政府倡导，在全国推广，发展成为一种为集体、为国家建设出力而不计报酬的义务劳动制度。每个星期六上午，上至总统、部长、军队司令，下至工人、农民和士兵，病残者除外，举国出动，筑路、修桥、建房、开荒、植树。十几年来，全国就这样完成大小项目上千个，促进了国家建设。由邻舍间互助发展到全国性公益劳动，“乌姆冈达”精神得到发扬和光大。
卢旺达同中国相隔万水千山，但其纯朴、勤劳的人民，却对中国怀有真挚、友好的感情。在中国援建的基加利—鲁苏莫公路旁的一家农舍中，我们看到主人同中国筑路工人的一张合影高挂堂中。六、七年过去了，他还记得每个中国朋友的名字。其中一个回国前脚踝受伤，他至今仍然挂记在怀。他也许以为我们同他那位朋友像在卢旺达一样，在同一个山头上比邻而居，因而极为认真地打听他的伤情。在鲁奔迪附近，从浓密的香蕉林中钻出六、七个青年人，用中文喊着“你好，你好”，将我们的车子拦住。他们每人腰间都挎着一个大葫芦，一定要我们尝尝他们自制的土酒。他们说，原来用香蕉酿制的“卢瓜瓜”酒，虽然浓烈醇香，但有点酸涩。中国朋友帮他们学会种水稻之后，他们做酒时掺上大米，酒味不但醇香，而且甘甜了。盛情难却，我们仿效着他们的样子，举葫芦畅饮。他们高兴得手舞足蹈，高喊：“中国—乌姆冈达！”我们放下酒葫芦，也高喊：“卢旺达—乌姆冈达！”
（198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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