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 》 國史十六講   》 1-儒學的新發展及其社會影響(1)      樊樹志 Fan Shuzhi

　　開封城位於汴水（汴河）兩岸，汴水北通黃河，南通淮河、長江，因此開封市場上有來自江淮的糧食、沿海各地的水産、遼與西夏的牛羊，以及來自全國各地的酒、果品、茶、絲絹、紙、書籍，還有日本的扇子、高麗的墨料、大食（阿拉伯）的香料和珍珠。名聞遐邇的東京相國寺的廟會集市，各地來的商品琳琅滿目，大山門內出賣飛禽走獸；第二座山門內出賣各種雜貨；廣場上出賣傢用器物，有蒲盒、簟席、屏幃、鞍轡、弓箭、時果、臘脯等；近大殿處，出賣老字號名牌産品：王道人蜜餞、趙文秀筆、潘𠔌墨；兩廊出賣綉作、領抹、花朵、珠翠首飾、幞頭帽子等；大殿後、資聖閣前出賣書籍、古玩、圖畫、土産、香藥之類。
　　凡此種種，無不顯示商業氣息的濃厚，表明這一時期的商業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據黃仁宇《中國大歷史》說，當時中國的商品交換的價值，合計相當於1500萬至1800萬盎司黃金，折合成現在的價值，約合60億至70億美元。如此龐大的商品流通量，在當時世界上恐怕是絶無僅有的。
　　在這種情況下，金屬貨幣已難以適應商品的巨額流通，銅錢、鐵錢體積大、分量重，對於長途販運或巨額批發貿易，十分不便。於是貨幣發生了突破性變革――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
　　宋真宗時期，益州（今四川成都）十六戶富商聯手發行一種錢券，稱為“交子”，是由商業信用關係孕育出來的紙質貨幣。宋仁宗時期，政府從商人那裏收回了發行紙幣的權利，在益州設立“交子務”（按：“務”是機構名稱），負責印刷、發行交子。這種政府發行的紙幣，面額固定，蓋有官印；用戶以現錢換取紙幣時，要把商業字號登記在册，兌現時按字號銷賬，以防偽造。隨着這種紙幣的流通範圍日益擴大，中央政府在首都開封設置交子務，負責面嚮全國的發行事宜。南宋時，紙幣逐漸成為主要貨幣，有四川的錢引、湖廣的會子、兩淮的交子、東南的會子。所謂“會子”，原先叫做“便錢會子”，“便錢”即匯兌，“便錢會子”就是匯票、支票之類的票據，大約在12世紀中葉，發展為兼有流通職能的紙幣。
　　紙幣的出現，在商業和金融發展進程中的歷史意義，無論如何估價都不嫌過分。在歐洲，瑞典是最早發行紙幣的國傢，時間在1661年，比中國紙幣的出現晚了六百多年。
　　第十講 儒學的新發展及其社會影響
　　朱熹新儒學：從“偽學”到官學
　　理學家張載的名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去聖繼絶學，為萬世開太平。”用它來評價朱熹學說，是最為恰當不過的。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號晦庵，徽州婺源人，生活在南宋孝宗至寧宗時代。紹興十八年（1148年）考取進士，此後擔任過一些地方官，但是主要精力用於研究儒學。他嚮程顥的再傳弟子李侗學習程學，形成了與漢唐經學不同的儒學體係，後人稱為理學、道學或新儒學，完成了儒學的復興，是儒學更新運動在學術上的總結。國際學術界認為，朱熹是孔子、孟子以來中國最偉大的思想傢，是新儒學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學說，即所謂“朱子學”，從14世紀開始産生廣泛的影響，15世紀影響朝鮮，16世紀影響日本，17世紀開始引起歐洲的註意，1714年在歐洲翻譯出版了《朱子全書》。西方漢學家認為，朱熹的方法論基本上是經驗主義的唯理論者的方法論，他對儒教世界的影響，可與托馬斯阿奎那對基督教世界的影響相比擬。
　　朱熹的一生，始終從事著書與講學。他的著述極為豐富，《四書集註》等幾十種著作大多保存了下來；他的書信、題跋、奏疏、雜文合編為《朱子大全》121捲；他的講學語錄，被編為《朱子語類》140捲。他創辦了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培養學生，普及儒學。他的道德學問受到後世的敬仰，思想學說長期流傳，滲透於社會的每個角落。
　　朱熹認定宇宙間有一定不變之“理”，從“理”與“氣”的關係上探討關於天地萬物的哲學意義。他認為“理”先於“氣”，“氣”依“理”而存在。事物的“理”就是該事物最完全的形式與標準；萬物有萬理，萬理的總和就是“太極”。要瞭解“太極”，必須從格物緻知做起，多窮一物之理，就能夠多瞭解事物之理的全體。在《朱子語類》中記錄了他與學生關於理與氣的討論，雖然抽象，卻不乏興味。下面引用幾段來加以欣賞：
　　――學生問：“太極不是未有天地之先有個渾成之物，是天地之理總名否？”朱熹答：“太極衹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
　　――學生問：“昨謂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理，如何？”朱熹答：“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衹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此天地……”
　　――學生問：“必有是理，然後有是氣，如何？”朱熹答：“此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為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挂搭處……”
　　――學生問：“理在先，氣在後？”朱熹答：“理與氣本無先後之可言，但推上去時，卻如理在先，氣在後相似。”
　　――學生問：“有是理便有是氣，似不可分先後？”朱熹答：“要之，也先有理。衹不可說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卻有是氣，也須有先後。且如萬一山河大地都陷了，畢竟理卻衹在這裏。”
　　看來朱熹關於理與氣的學說奧妙無窮，每個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解讀方式，但是切不可簡單化地說，這就是“客觀唯心主義”。新近出版的陳來《朱子哲學研究》說得比較好：理先氣後，是朱子哲學的核心問題。它有一個復雜的演變過程，早年認為理氣無先後，以後認為從邏輯推論，理在氣先。朱子的理氣學說，論證宇宙本體與萬物之性的同一性，論證本原和派生的關係，論證普遍規律與具體規律的關係，論證理與事物的關係。
　　朱熹並非迂腐的鼕烘先生，他有淵博的學識和精密的分析方法，有相當的自然科學素養。日本學者山田慶兒通過宇宙學、天文學、氣象學方面的考察後發現，朱子學體係的主要構成具有鮮明的古希臘哲學中的自然學性質。確實如此，他從高山上殘留的蠃蚌殼論證此處原先曾經是海洋，由於地質變遷纔隆起為陸地。三百年以後，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達芬奇也提出了與此相同的看法。
　　然而，朱熹對後世影響最大的並非上述深奧的哲理，而是通俗的儒學教化。他把《大學》中的“格物緻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傢，治國平天下”，加以具體化、通俗化，上自國傢的皇帝下至各個家庭的百姓，構建一套周密的社會秩序。他關註社會基層民衆的日常言行、所作所為，希望從基層着手，改變傢族與村落，建立一個理想的社會。因此他重視儒學的普及化、通俗化，他編著《四書集註》，用理學思想重新解釋《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使理學透過“四書”而深入人心。他編著《小學集註》，旨在教育青少年遵循“三綱五常”的道德規範。他編著《論語訓蒙口義》、《童蒙須知》，對兒童的衣着、語言、行為、讀書、寫字、飲食等方面的習慣，都提出了道德性的行為規範。例如：
　　――穿衣：要頸緊、腰緊、腳緊；
　　――說話：凡為人子弟必須低聲下氣，語言詳緩；
　　――讀書：要端正身體面對書册，詳緩看字；
　　――飲食：在長輩面前，必須輕嚼緩咽，不可聞飲食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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