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对玛鲁卡的判断总是出人意料的一致。画家佩德罗·奥尔莫斯（Pedro Olmos）v说：“玛鲁卡是个高大乏味的荷兰女人，从不陪聂鲁达出席聚会”。年轻漂亮的女诗人萨拉·维阿尔（Sara Vial）并不是见证人，但也重复这些评价：“可怜的玛鲁卡像一个管着聂鲁达的士官。在一群优雅纤细的女人中间，她相形见绌。可怜的人儿，不过，聂鲁达很爱她”。作家迭戈·穆尼奥斯（Diego Mu?oz）为她写了一个深刻的小传：“她是个奇怪深奥的人，即使用英语，也无法跟任何人交谈。那个女人尽一切努力想使聂鲁达疏远朋友”。迭戈描述了一个凄清的场景，使人联想起玛鲁卡的孤独无助。他曾经陪聂鲁达参加晚上的聚会，熬了一夜之后，他送聂鲁达回到他们夫妻住的楼门前。那时已经是凌晨三点，在三层的阳台上，玛鲁卡探着身子张望，她肯定是早就在那里等候了。但是聂鲁达本人对此并不那么富有同情心。他总是跟朋友们调侃玛鲁卡。当他到西班牙的时候，他去看望好朋友拉菲尔·阿尔贝蒂（Rafael Alberti）。他对阿尔贝蒂说，我老婆在楼下，我给你介绍一下。她长得像个巨人。 聂鲁达的朋友中只有一个人对玛鲁卡非常友好。那就是智利女作家玛丽娅·路易莎·邦巴尔（María Luisa Bombal）。她说玛鲁卡是一个高大沉静的女人，不太喜欢波西米亚式的夜生活。彼时，邦巴尔正处于对欧罗修（Eulogio Sánchez Errázuriz）绝望的爱中，聂鲁达夫妇对她帮助和影响很大。他们非常爱她，理解她的痛苦。但是1933年，他们得离开圣地亚哥去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任职。不过，一个月后邦巴尔也到了阿根廷，她和他们一起生活。邦巴尔是玛鲁卡惟一的朋友，她们情同姐妹。邦巴尔同时也常常劝解他们夫妻之间的不和，抚慰玛鲁卡的痛苦。在阿根廷，聂鲁达和玛鲁卡开始隐瞒他们之间的分歧，所以在当时的外交圈中人们没有看出来。据聂鲁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上司索克拉茨·阿吉雷说，他们是一对恩爱夫妻，经常出席聚会。 1934年10月4日，玛鲁卡生下一个女儿，这也是聂鲁达惟一的孩子。玛鲁卡非常喜欢聂鲁达为女儿起的名字，玛尔瓦·玛莉娜（Malva Marina）——玛尔瓦是锦葵，一种美丽珍贵的植物，玛莉娜的意思是航海，或“大海的”。异常兴奋的父亲几乎向全世界的亲朋好友都宣告了这一幸福的来临。加西亚·洛尔卡（García Lorca）还为小女孩的出世写了一首欢快然而带着淡淡伤感的诗。但是，很不幸，1942年，这个漂亮而且有着大海一般蔚蓝色眼睛的女孩子患脑积水死于荷兰。聂鲁达痛苦异常，因此写下了很多诗。玛鲁卡不写作，我们不知道她是如何承受这一致命打击的。后来，迫害聂鲁达流亡海外的智利总统魏地拉利用玛鲁卡，他派人把她接到智利，为她请律师，让她状告聂鲁达重婚罪。可怜的玛鲁卡对智利当时的复杂局势一点判断也没有，她成为魏地拉攻击聂鲁达、阻止聂鲁达回国的一个棋子。从此，他们夫妻恩断义绝，形同陌路。从1934年，聂鲁达在西班牙莫拉·林奇（Carlos Morla Lynch）家结识黛丽娅（Delia del Carril）之后，后者就一直是聂鲁达实际上的妻子。这段婚姻在1949年出现危机，聂鲁达和三年前在智利一次音乐会上初识的歌唱演员玛蒂尔德在墨西哥重逢，此后玛蒂尔德成为聂鲁达的秘密情人。终于在1955年，他与黛丽娅正式分手。1966年，他在与玛鲁卡正式离婚之后，与玛蒂尔德举行了法定的结婚仪式。 关于玛鲁卡与聂鲁达旷日持久的离婚谈判，当时的朋友有所回忆。据莉拉女士（Lila Bianchi Gundián）讲，玛鲁卡曾经住在她的表姐妹、女画家玛丽娅·杜贝尔（María Tupper）家里。她家非常宽敞。但是她们相处并不好，因为玛鲁卡总是老生常谈，她没有钱，她被抛弃，她孤独，她倒霉。其实聂鲁达每个月都给她钱，但她还是像怨妇一样，没完没了地抱怨。最后，杜贝尔忍无可忍决定对她说，你赶紧找地方滚蛋！不过她还是先告诉了聂鲁达。那时聂鲁达已经和玛蒂尔德一起生活。他请求莉拉：“你认识玛鲁卡。请你告诉她，她爱去哪就去哪吧。而且我不能接受她的要求，她要一百万比索，我没有。我们可以达成协议，但这么多钱不行。”莉拉于是去和玛鲁卡讲这些话，但是玛鲁卡非常决绝：“如果巴勃罗不给我一百万比索，他永远别想自由”。莉拉劝她：“我发现你很奇怪。如果一个人结婚，那是因为爱情。大多数婚姻都有一个幸福的开端，但是随着时间，也许婚姻会无法维持了。如果其中一个人希望自由，那就应该给他。不能让他为那些幸福的时光付钱。”但是她根本听不进去，只是说“我遭的罪太多了”。“那你幸福过吗？”“是的。”“那好，你们相爱的时候，你们是幸福的。如果不爱了还非要绑在一起那将更加痛苦。你不能要求他为你们一起渡过的相爱的日子付钱。”“没用的，我们想法完全不同。我不会让步的。”“那很遗憾，我什么忙也帮不上了。但是最终遭罪的将是你。”莉拉没跟她说再见，因为她不想再见到玛鲁卡了。但是玛鲁卡还是送莉拉到门口，并第一次露出苦涩的笑容，还说“你看，我们完全不同。” 杜贝尔的女儿伊西多拉·阿吉雷（Isidora Aguirre）回忆说：“在智利这样的国家，电是非常贵的，所以人们用电很仔细。但玛鲁卡的房间永远亮灯至半夜，对我妈妈来说，那是一个巨大的灾难。有一次，已经凌晨两点多，我妈妈决定顺扶手梯爬上天窗看看她到底在干什么。从高处，她看不见玛鲁卡的脸。当她蹑手蹑脚从梯子上下来的时候，她难以相信她看到的情景，她带着恐惧说，‘玛鲁卡在吃面包，还自言自语，而且头上带着三顶帽子’。”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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