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吃马铃薯的日子
曾有人以“古、灵、精、怪”四字来形容中国大学生在大学的四个阶段。不知别人是怎样的，但我自己在1956年考进台大外文系时，已是普通青年念研究生的年龄：二十二岁。比别的同学老了一些还不算，最与人不同的是在考入大学前，干过多种行业，因此在人生经验上，比与我同年的同学最少丰富七八年。这等于说，别的同学还未走到“古”的阶段时，我已遍尝社会上各种光“怪”陆离的经历了。
但大学（夜校除外）——尤其是一所有传统的大学——生活之可贵在于其潜移默化的力量。这种力量，非传自书本，实来自师友。就拿我自己来说，大学头一两年的日子过得极其浑噩，无他，从香港习来的“社会经验”害了我。任何人在社会谋生处世，经验越多，世故越深，这是难免的事。而世故深是好事，因世故深的人可减少闯祸和吃亏的机会，但另一方面，世故太深也有坏处，对习文学艺术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因一个人如果事事谨慎防范，其情性必闭塞，灵气亦断。（注：“世故的人”与“通达人情世故的人”不同。写小说的人一定得通达人情世故，但自己可能是豪迈豁达的人。）
我在台北头一两年，忘记自己所处的是一个新环境，接触的是一群“新人物”，所以应世接物处处与在香港时无异。这当然与台湾土生土长而又缺乏社会经验的同学的志趣大相径庭。好在后来我在台湾自费出版了一本我在香港时发表过的杂文和“言情小说”集，送了一本给《文学杂志》的编辑夏济安先生，他看过后，找我到他宿舍去谈话，告诉我说我的“小说”写得不好，但杂文却写得颇有“隽味”，因此邀我替《文学杂志》写些随笔之类的东西。我花了两个晚上写成《引颈集》，他给我动了些“手术”，乃刊了出来。随后我又替他写了《坑中人语》和《影坛走笔》等杂文。
吃马铃薯的日子
吃马铃薯的日子
这是大学生活“潜移默化”了我的一个例子。由于常与济安先生倾谈的关系，我不但对读书写文章改变了“世故”的看法（夏先生自己是一个极通人情世故的人），而且对做人也改变了“世故”的态度。
我在三年级时，外文系“文风”甚盛。四年级经常发表文章的有丛苏（掖滋）、叶维廉、金桓杰（戴羲）；二年级更是人才辈出，计有白先勇、欧阳子（洪
智惠）、陈若曦（秀美）、戴天（成义）、王文兴、李欧梵等人——这班二年级的同学除对文学热爱外，还有一共同特点：他们都是世故未深的人。他们若世故稍深，也不会创办《现代文学》的。而如果我不是将从香港学来的“社会经验”，向与“古、灵、精、怪”相反的方向倒流，也绝不会交到这帮朋友。
在台湾地区念大学的大学生，家里稍有点办法的，大多数在大三下学期就开始忙着申请外国研究院的入学工作。我自己不是不想出国，只是当时穷得连手续费十元美金都付不起，还出什么国？取助学金么？一来我自己的成绩并不优异，二来读的是文科——理工科拿助学金已经不易了，何况文科。就我当时的条件来说，我是个对于前途毫无选择资格的人，只有让前途选择我。
因此，我当时的决定是：随遇而安吧。如果在香港找不到工作，那就留在台湾吧。如留在台湾教中学或干其他事情，台大的学位还算是堂堂正正的学位；回到香港，凭当时的台大学位连注册教书也成问题。
但事有凑巧，正当我前路茫茫时，却因编务关系（其时我编外文系系刊The Pioneer）认识了一位比我低两级的女同学，接着订了婚。如此一来，我的
前途更非我所有了。因为小姐既跟我订了婚，就得向她的父母亲和同学交代。换句话说，我今后的出处如何处处与她和她家的“面子”有关。由于她父母圈子里亲戚朋友的少爷小姐放洋的放洋，出国的出国，如果我窝在台湾或香港地区，岂非糟蹋了小姐的大好前途？
商量结果是出国，乃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心情在1960年五六月间申请两所不收手续费美金十元的学校：加拿大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的华盛顿大学（选此二校的原因很简单：一因有熟人照顾，二因其所处城市是大城市，工作易找些）。不过，申请尽管申请，我知道如果拿不到助学金，取到入学许可证也是徒然，船票和保证金这两关就过不了。
信发后我就回到香港，一面找临时的工作，一面等消息。
工作真难找，几经辛苦，才在友联研究所里找到一份见习翻译的工作。
大概在同年八九月间吧，两所学校都回信了，结果不出所料：一块钱助学金也拿不到。乃以实情告诉了未婚妻，并请她耐心等我一两年，待我在港工作，保证金借到、船票有着落后再走。想不到此种困难得不到小姐和她父母的理解，没多久，退婚的通知就来了。
人生到此，要么是变得意志消沉，要么是情绪偏激。这两种情绪我都体验过，但为时极短，因为我瞬即发觉，小姐的父母、她自己和我自己都是当时“留学”风气的受害者。
靠助学金留学的希望既成泡影，爱情又遇挫折，但“活”不能不继续“生”下去。友联研究所见习翻译的工作是个“半差”，收入不足糊口，而凭我拿的台大学位在香港想谋个理想差事，谈何容易。
这个时候，借着先师夏济安先生的关系认识了当时在国泰机构做制片的宋淇先生。相谈之下，他问我有无兴趣进国泰机构服务。我对电影本来就入迷，加上当时求职心切，所以马上“大喜过望”，连忙答说愿意。
同时，父执辈的朋友中，有关怀我的生活者愿意替我到新界某一津贴小学去“活动”，谋一“八一五”职（月薪八百一十五元）。我听后当然异常向往，我在友联的半差的月薪不过二百元，教小学的收入能有八百多元，以当时（1961年）的生活水平来说，何止高人一等！于是，在约好见面的那一天，由弟弟陪同，以斋戒沐浴的心情乘了“九人的士”到新界某餐室去“活动”。
自然，因为种种条件不足的原因，这份优差未谋到。宋淇先生的话看来亦是说说而已，再等下去，亦未必会等出什么结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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