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最反对的就是那种不顾对方心理感受与尊严，一味“冒死进谏”的直肠子做法。因为对别人的劝告是以效果来衡量的，劝告无效却反而引起对方心里的不痛快，是最愚蠢的做法。而在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语言技巧，也是可圈可点，很值得我们学习。
陈侯修筑凌阳台，因为耗工巨大，多人反对，结果激怒了陈侯，接连杀了几个反对筑台的人，又因为修筑工程进展迟缓，他又把三个监吏也抓了起来，准备砍头，而陈国的群臣中因为怕忤怒陈侯，没有一个人敢于劝阻。
恰好孔子到了陈国，拜访陈侯之后，与陈侯一起登上凌阳台四下观望，然后孔子上前祝贺说：“凌阳台是多么的美啊，陈侯又是多么的贤德啊，从古至今，凡是圣人修筑高台，哪里有不杀一个人而把台修筑得如此美丽而壮观呢。”陈侯听了，心里有愧，半晌也不吭一声，只是悄悄派人放掉了被抓起来的三个监吏。
与孔子同时代的齐国贤臣晏子，也是一个怀有仁德之念的语言大师。有一次，齐国有个人得罪了齐景公，齐景公大怒，命人将他绑起来，并召集左右武士来肢解他，有敢于劝谏者，定斩不饶。于是晏子走出来，左手持着这人的头，右手拿着刀，仰面向齐景公问道：“古时候贤明的君主在肢解人的时候，是从哪里下刀呢？”齐景公听后离开了他的座位，说：“把这人放了吧，过错都在寡人。”
孔子重视语言的技巧，是因为语言能够起到纵使是百万军队也达不到的效果，能够推重仁德之念，帮助别人排忧解难。但是，如果失去了仁德之念，语言不是用来化解忧难，不是用来排解争纷，而只是为了达到私人的目的，那么，这种语言的技巧，就成为了巧言令色的文过饰非，甚至流之于阿谀奉承，这时候的语言技巧越是高明，就越是不足取，越是衬托出说话人的人格卑下。
东晋元兴元年，恒玄由江陵攻入晋都建康，杀死了司马元显，夺取了朝政，第二年又逼迫晋安帝禅位，从此代晋自立，建国号楚。有一天，桓玄正睡在床上，忽然之间，床塌陷进了地面，这时候侍中殷仲文却拍马屁说道：“这是因为圣德太深厚了，连大地都无法负载。”
封建专制时代，巧言令色一度大行其道，南朝宋文帝在天泉池钓鱼，垂钓了半天没有任何收获，这时候大臣王景急忙拍马屁道：“这实在是因为钓鱼人太清廉了，所以钓不到贪图诱饵的鱼。”
五代时还有一位大臣王莹，也是巧言令色的高手。梁武帝即位时，有猛虎闯入建康城，大象进入江陵，梁武帝不悦，就询问群臣，群臣不敢回答，这时候王莹出列，奏报道：“过去有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的说法，而今陛下受命登基，老虎大象都来祝贺啊。”其阿谀逢迎之态，令人作呕。
语言是人与人之间相互沟通的最主要工具，富于技巧的语言能够打动人心，起到极大的作用，但如果说话的人只是出于私心，或是没有丝毫的仁德之念，只是一味的阿谀奉承，这种语言就失去了价值，对人对己都没有任何好处。
所以，真正有价值的语言技巧只能是建立在仁德的基础之上，不仅要有公正之心，更要有仁德之念，再辅以委婉的表达方式，才是真正智慧的体现，于人于己都能够获益。
做事需讲诚、敬、信
诚、敬、信是做人做事的三大要点。
孔子的言论中，处处闪烁着诚、敬、信三个字，这确实是做人做事的要点。
诚即对他人诚实，对自己诚实，对自己所做的事诚实。
对他人诚实，并不是说对他人从不讲假话，有时候，为了不伤害他人，讲假话也是必要的。对他人诚实，主要是要公平，既诚心诚意希望自己好，也诚心诚意希望他人好。对他人缺乏诚意的人，往往自作聪明，用各种不正当手段从别人那里获益。这正是社会动荡不安、个人烦恼不断的原因。如果大家都凭诚意而不用手段做是不是更好吗？
南怀瑾说：“譬如现代人流行的一句话，常说‘你少用手段’，尤其这六七十年来，每论及团体或个人的经验，玩手段的一个比一个高明，谁都玩不过谁，玩到最后还是个笨蛋。所以还不如规规矩矩、诚恳的好，如果把真正的诚恳当作手段，这个手段还值得玩，这也是最高明的。这60年来的变乱，对于手段，谁都学会了，谁要玩几套手段，别人没有不知道的。只有老实人最可爱，讲道德的人最可爱，最后的成功还是属于真诚的人，这是千古不移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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