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在莫斯科波德别尔斯基通讯技术学校的刘爱琴，已经完成了三年的学业。上学期间，她和同样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待过的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多洛雷斯·伊巴露丽的外甥费尔南多坠入爱河，并且在两年前结为夫妇。由于条件限制，这对新婚夫妇没有属于自己的房间。和费尔南多同宿舍的西班牙同学理解他们的困难，有时候便搬到其他宿舍住上些日子，尽可能为小两口创造二人世界的机会。
虽然生活中有诸多不便，而且当时刘爱琴和费尔南多的祖国——中国和西班牙都在经历革命，但是两个年轻人对于未来想得很乐观，也很简单：哪个国家先解放，就去那里，这样一来家庭和工作都不耽误。
而现在，面临毕业的刘爱琴走到了人生的岔路口，她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选择的艰难：到底是跟丈夫去西班牙，还是回中国，或者两人都留在苏联？
她一个人在宿舍里苦闷了半天后，坐到写字桌前，摊开一张白纸，提笔写道：
“尊敬的通讯技术学校领导！
我，三年级学生刘爱琴，特此提出申请如下：作为一名中国青年，我希望能够毕业后尽快回到祖国参加建设。有鉴于此，恳请领导不要为我分配工作……”
没等写完，刘爱琴手中的笔就停下了，她心里开始打起鼓来：“这样不和丈夫商量一下就做决定到底好不好？”于是，她把刚才写申请书的白纸团成一团，扔到了桌上。
刘爱琴正犯愁的时后，就听见“咚咚咚”有人敲门。
开门一看，站在门口的是负责中国同学联络工作的陈祖涛。
“爱琴，你赶紧跟我走。”陈祖涛挥了挥手，急切地说。
“为什么要跟你走，我这还有事呢。”
“你父亲来了！”陈祖涛压低了声音说。虽然当时解放军已经进了北平，但远在苏联的中国学生们并不知道详情，因此仍非常注意保密。
“不会吧？”刘爱琴一脸惊愕。毕竟她已经10年没有见过父亲了，突然得到这个消息，都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刘爱琴跟陈祖涛下了楼，钻进了一辆黑色的胜利牌小轿车，离开了通讯技术学校。
“雅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刘爱琴仍想问个究竟。
“你不要多问了，我们现在去接你哥哥。”
“我哥哥？他在哪？”
“莫斯科大学正在盖新校园，他在列宁山的工地上劳动。”
两人接了刘允斌后，便直奔刘少奇的住处——位于奥斯特洛夫斯基街的8号公寓。
不巧的是，他们到之前，刘少奇出门办事去了。三人等了约摸一两个小时后，穿着一身西服的刘少奇回来了。
“爸爸！爸爸！”一见父亲，刘允斌和刘爱琴立刻奔上前去。刘爱琴一下子扑到了父亲的怀里，眼泪哗哗地淌了下来。站在一旁的刘允斌也不禁摘下眼镜，掏出手帕，拭了拭眼角的泪花。
10年了，从延安窑洞门口的挥别到现在莫斯科的重逢，过去了整整10年。期间这对兄妹背井离乡的境遇，尤其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所受的苦和累，现在全化成了滚烫的泪水。
刘少奇拍了拍女儿的肩膀：“爱儿，不哭了，我知道你们在苏联不容易。现在咱们能重新见面，你和你哥哥都应该高兴才是啊！”
“嗯，爸爸，我不哭了。”刘爱琴抬起头来，擦干了泪痕。看着岁月的沧桑在父亲脸上留下的痕迹，刘爱琴心疼地说：“爸爸，你还是我们离开时那样瘦，但白头发却多了很多！”
“是吗？你们都从小不点长成大人了，爸爸能不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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