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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年 》 柏楊白話版《資治通鑒》：戰國時代 》
公元前四○三年 戊寅(4)
柏楊 Bai Yang
智瑤親率三傢聯合兵團攻擊晉陽，四面包圍，密不通風。然後决開汾水，波浪滔天，跟城頭僅有三塊築墻木板的驚險差距，沒有灌過去。城內艱苦支持，浸過來的河水逐漸增多，民傢的爐竈都告崩塌，遍地魚蛙。然而，民心堅决，沒有人想到投降。智瑤在城外高岡上巡視，魏駒、韓虎在一旁陪伴，看到洪水滾滾，波浪滔天，晉陽城像一葉孤舟，眼看就要沉沒，喜不自勝說：“到今天我纔知道，水可以亡人之國。”聽了這話，魏駒用手肘輕輕碰了一下韓虎，韓虎用腳也輕輕碰了一下魏駒，他們驚懼的是，汾水也可以灌安邑（山西省夏縣，
魏姓傢族根據地），絳水也可以灌平陽（山西省臨汾市，韓姓傢族根據地）。
智傢的謀臣 疵（ ，音ｃｈī【吃】）警告智瑤說：“韓、魏兩傢，可能叛變。”智瑤說：“你怎麽知道？” 疵說：“我衹是靠常情判斷。很顯然的，他們一定會想到，一旦趙傢滅亡，下次的對象定是韓、魏。我們跟二傢約定，消滅趙傢之後，三傢共同瓜分趙傢領土。城不被淹沒，衹差三塊木板，人民饑餓，互相格殺吞食，晉陽陷落，就在旦夕，他們應該高興纔是，可是二人卻憂形於色，如果沒有陰謀，那纔奇怪。”智瑤不相信。第二天，智瑤把 疵的話告訴韓虎、魏駒。兩人委屈萬狀，指天發誓說：“這一定是趙傢的反間之計，挑撥盟友間的感情，使你因懷疑並防備我們二傢，而鬆懈了攻擊晉陽的軍事行動。試想一想，我們再傻，也不至傻到捨棄已經到口的趙傢領土，而去幹危險萬狀必不可成的荒唐勾當。”等到二人告辭， 疵進來，質問智瑤說：“怎麽回事，你把我昨天說的話告訴了他們？”智瑤吃驚說：“咦，你怎麽曉得？” 疵說：“我發現他們擡頭嚮我凝視了一下，腳下踉蹌，加速腳步，低頭走掉。很顯然的，他們已知道我看穿了他們的肺腑。”智瑤不肯承認自己觀察錯誤。 疵眼看大難就要發生，要求出使齊國，脫離險地。
睏守危城的趙無恤，派出秘密使節張孟談，乘着黑夜，悄悄出城，晉見魏駒、韓虎，提醒二人說：“古人云，唇亡則齒寒，趙傢覆滅之後，接着就是你們。”魏駒、韓虎說：“我們何嘗不瞭解，怕的是，事情還沒有發動，卻走露消息，大禍會立刻降臨。”張孟談說：“謀略出於二位主上之口，入於我張孟談一人之耳，又有何傷害？”魏駒、韓虎就跟張孟談結盟，約定發動日期，然後送他回城。到了約定日期，趙無恤派出精銳部隊，突擊智傢守軍，反决堤防，大水洶涌，倒灌智傢軍陣地，智傢軍倉卒救水，軍營大亂，韓、魏兩傢部隊，乘勢從兩翼夾攻，趙無恤親率勁旅，奮勇直前，生擒智瑤，立即斬首。接着把智姓傢族全部屠滅。衹留下智果不死，他料到在智瑤領導下智傢會有這種下場，早已改姓為輔，得以逃此浩劫。
司馬光曰：
智瑤之所以覆亡，在於他的才能勝過他的品德。才能和品德是兩碼子事，普通人很難辨識。看見一個人能幹，就稱贊他賢明，於是，常常看錯了人。才能的意義是“聰察強毅”（聰慧、明察、有魄力、堅毅不拔），品德的意義是“正直中和”（公正、公平、不偏不倚、和平溫柔），才能是品德的基礎，品德是才能的主宰。像雲夢（湖北省安陸市南）的竹子，最為堅韌，然而，如果不矯正它的彎麯，不颳平它的竹節，用來做箭，就射不穿堅硬的盔甲。棠谿（河南省西平縣西北）的黃金（銅），最為貴重，然而，如果不熔化、不錘煉，就不能産生強大的打擊力量。才能和品德兼備，就是“聖人”，才能和品德全都沒有，就是“愚人”，品德勝過才能，就是“君子”，才能勝過品德，就是“小人”。任用一個人擔當大事，假如物色不到“聖人”“君子”，那麽，與其用“小人”，還不如用“愚人”。原因何在？蓋“君子”把他的才能用到善行上，“小人”卻把才能去幹邪惡勾當。把才能用到有益於社會的工作，猶如錦上添花。把才能去從事邪惡勾當，可是一種災難。“愚人”雖然想幹壞事，智慧既不夠，力量也不足，好像初生的小狗，想要咬人，人衹要一舉手，就可把它製伏。而“小人”不然，智慧足可以發揮他的邪惡，能力足可以完成他的暴虐，簡直是老虎生了翅膀，帶給人們的禍患，更為嚴重。“品德”使人尊敬，“才能”使人喜愛。尊敬的容易疏遠，喜愛的卻容易成為親信心腹，所以很多掌握權柄的人，被有才能的人蒙蔽，而忘掉了有品德的人。自古以來，國傢的亂臣姦佞，傢族的敗子浪子，因才能有餘而品德不足，促成覆亡的例證，多得不勝枚舉，豈衹智瑤一人而已。在此，我特別指出，國傢領導人假如能真正瞭解才能和品德的分別，知道選擇的先後，便不致重蹈覆轍。
柏楊曰：
司馬光把人性當成一個無機體，所以對才能和品德所作的界說，似是而非。“強毅”固是才能，也是品德；“公正”固是品德，也是才能。尤其在實際的政治操作中，判斷一個人到底是“才能”勝過“品德”？或是“品德”勝過“才能”？根本無法辦到。哪一個君王領袖，不是肯定他的親信部屬，都是天下第一賢明兼天下第一忠心？如果早就知道他是一個邪惡小人，豈會賦以重任？中國傳統上的用人行政，一直繞着這種“才能”“品德”“君子”“小人”的圈圈打轉，連諸葛亮都強調要“親君子”“遠小人”。咦，蕓蕓衆生，濟濟群官，模樣都差不多，誰是“君子”？誰是“小人”？結果形成一項“我是君子，你是小人”定律，互相指控。幾個著名的王朝，如宋王朝和明王朝，就是在這種互相指控中，使中央政府陷於癱瘓，終於滅亡。而且，純理論上，“愚人”比“小人”更糟，俗話說：“昏官之害，勝於貪官。”貪官在無贓可貪，或刀架到脖子上不敢貪的時候，他的才能還足以做出有利於人民的事。而昏官，無論什麽時候，他都不能運轉。司馬光這種論調，使歷屆王朝政府，都拼命強調“品德”，結果大多數都毀於庸纔之手。因為人心復雜，二分法既天真而又簡單，一個人身上的邪惡與高貴，固同時並存，在蓋棺之前，無法化驗，也無法提出分析報告。衹有一個方法可以防止邪惡，那就是民主制度和法治精神，用選舉和法律來控製他的邪惡程度，同時也用選舉和法律激發他高貴的品德。然而司馬光那個時代，卻沒有民主，法律更沒有力量，使司馬光衹好訴諸抽象原則。於是，我們睏惑（不是責備）：以司馬光學問的淵博，為什麽沒有冒出一點民主法治的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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