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宝新，浙江湖州人，与金庸是大同乡。1938年上联合高中，结识金庸。后在浙江大学攻读农业经济，战后曾在中国邮政、储汇局银行工作，累积了银行、财务的经验。1946年到香港，在嘉华印刷厂当经理，又累积了一定的出版印刷经验。《明报》能够克服创办初期的连串困难，与沈宝新的勤劳分不开。
《明报》创办初期，危机重重，销量一直只有八千份上下，当时报纸能销一万份以上，就可以说是站稳了。在德辅道中时期，《明报》付稿费感到困难，大部分稿件都是《明报》员工自己撰写，象征性向报社收取极低稿费，当时其他报社一千字付八元到十元。为了节省稿费，当时许多小报，包括《明报》在内，副刊多剪取自台湾报纸，或用坊间旧小说编成。
创办时的艰苦情景，第一任总编辑潘粤生有所忆述："我记得，在德辅道中时，《明报》前景还很不明朗。有一天黄昏五六点钟的时候，大家工作得很累，金庸说去游电车河吧，于是我们由上环坐到铜锣湾总站，再坐回来。当时金庸说办报纸很辛苦，希望大家办好《明报》，把《明报》作为自己的事业，永不分手。"
金庸与沈宝新当年要开办的，是《野马》杂志。由于杂志成本不高，因此两人开始时只是计划投资一二万元，金庸出八成，沈宝新出两成。但是在筹备过程中，由于听取了报贩的意见，改出报纸，当时沈宝新的全部财产只有二万元，悉数投资在《明报》上。变成是金庸出资三万元，沈宝新出资二万元，这五万元的资金，在三四个月之后已经用光了。金庸把五万元储蓄，也投放下去，即金庸共出资八万元。
第三位股东
结果第一年十万元就差不多亏光了，到了当年圣诞节才开始赚一点钱。金庸在开办《明报》的第一年，亦曾向他在《大公报》的旧同事郭炜文招新股。郭炜文当时任《大公报》广告部主任，手头现金比较宽松，因此出资一千五百元，成为《明报》第三位股东。当时也有报业中人，质疑郭炜文的资金，实质上是新华社香港分社藉郭炜文之手借出参股，表示对《明报》的友好支持。更有前新华社香港分社人员凭记忆所及，指新华社曾想委派当时《大公报》名记者王兆均入《明报》当总编辑。新股东的股份虽然是从金庸的八成股权中让出，但是也引来小股东沈宝新的不满。结果在1961年，《大公报》社长费彝民逼迫郭炜文退股，金庸连本带利还给郭炜文二万元，约为郭炜文投资额的十三倍。从此《明报》一直维持两位股东的局面，大股东金庸占八成股权，沈宝新占两成，直至1991年《明报》上市为止。
非政治化的立场
《明报》创办时在发刊词表明的一个立场，是"公正、善良、活泼、美丽"。《明报》出版的第十八天，报纸大小由四开改为对开版，社论题为《我们的立场》，再一次阐述《明报》的办报立场，这一次只提"公正、善良"，没有了"活泼、美丽"。1959年6月6日《明报》社评说：
"拥护'公正与善良'这五个字，就可以说是我们的立场。我们重视人的尊严。主张每一个人应该享有他应得的权利，主张每一个人都应该过一种无所恐惧，不受欺压与虐待的生活。我们希望世界和平，希望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大家亲爱而和睦。我们希望全世界经济繁荣、贸易发展，自然也希望香港市面兴旺、工商业发展、就业的人多，希望香港居民的生活条件能不断地改善。
我们办这张报纸的目的，是要为上述这些目标尽一点微薄的力量。如果我们报道战争与混乱、报道凶杀与自杀，我们是很感遗憾的，如果我们报道和平与安全、报道喜兴与繁荣，我们是十分高兴的。我们要尽力帮助这社会公正与善良，那就是我们的立场。"
表面上看，《明报》所强调者，为世界和平，大家亲爱和睦。从这篇短小、宣示立场的社评中，只知道《明报》是要立足香港（帮助这社会），推动"公正与善良"（最基本的社会要求）。这篇社评所标榜的，是非政治化的立场。但是社评也有所指，"公正"是针对当时报业环境而发的。当年许多香港报章立场并不公正，而且都有党派之见，议事不公正、立场不公正。《明报》创办时就强调了"公正"二字，就可以看出它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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