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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思考 》 行走在宋代的城市 》
第2節 消防
伊永文 Yi Yongwen
早在開寶初年，遠在廣南的劉就命令每傢市民，都備置一個號為“防火大桶”的貯水桶。這雖是前代防火制度簡單的沿承，但它已成為一項城市基本設施，不能不說是一種歷史的進步。
可是，一次比一次大、一次比一次後果嚴重的火災，使城市管理者意識到一般性的防火、滅火設置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要建立專門化的防火、滅火機構和組織，纔是最為根本的杜絶火災之計。
由於史料的浩繁，筆者一時還難於考證到宋代城市中設立防火、滅火機構和組織的確切記錄，但筆者敢說，下面所引的這條史料，是目前所能找到的較早的關於宋代城市已設專門的防火、滅火機構和組織的記錄了——
二年六月，詔在京人戶遺火，須候都巡檢到，方始救潑，緻枉燒房屋，先令開封府，今後如有遺火，仰探火軍人走報巡檢，畫時赴救，都巡檢未到，即本廂巡檢先救。如去巡檢地分遙遠，左右軍巡使或本地分廂界巡檢，員僚指揮使先到，即指揮兵士、水行人等，與本主同共救潑，不得枉拆遠火屋捨，仍轄不得接便偷盜財物。如有違犯，其軍巡使、廂虞侯、員僚指揮使，並勘罪以聞。
以上這條史料所說的“二年六月”，即大中祥符二年(1009)六月，其中有“仰探火軍人”、“指揮使”等名目，窺測火警是用軍隊，滅火是指揮使指揮兵士進行，這表明宋代城市專職防火、滅火的組織，是從軍隊轉化而來的，或者說有時就是直接由軍隊擔任的。如熙寧八年(1065)，為防止造兵刃的斬馬刀局工匠暴動，神宗曾批準：“上禁軍數百人設鋪守宿”，其中將100人分為兩鋪，“以潛火為名，分地守宿”。這就是所謂的“潛火鋪”。“鋪”為兵卒、屋所之意。宋代徐照《促促詞》：“東傢鋪兵不出戶，父為節級兒抄簿。”蘇軾《乞增修弓箭社條約狀》：“分番巡邏，鋪屋相望。”而宋代的“潛火”即為滅火之意。聯繫起來看，“潛火鋪”即駐紮軍人的防、滅火屋所。
“潛火鋪”主要由皇傢精銳或專職的消防火部隊組成。其中如東京的三衙，全名是：殿前都指揮使司、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司、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司。這三個機構為皇帝的親軍，主要駐紮在東京及其附近。“三衙”的戰鬥力為宋代諸軍中翹楚，也是史傢通常所稱的“上禁兵”，能入這個序列是很不容易的，即以身高規格來看就非常嚴格。它所轄的捧日、天武、拱聖、驍騎、驍勝、寧朔、竜猛、神勇、宣武、虎翼等軍，兵士個頭都要1.71米以上，至1.80米，而且還要琵琶腿、車軸身，取這樣的身材是着眼於“多力”。即使選入“三衙”部隊，還要經受定期或不定期的篩選，以使驍勇者升，弱懦者去，這主要是為了使這支軍隊始終具有旺盛的戰鬥力。以具有這樣素質的軍士充當防火、滅火的隊伍，其效率之高、威力之猛，是不成問題的。
不過，在北宋的後期，我們纔聽到專職的防火、滅火部隊巡邏的腳步聲，這就是北宋後期孟元老所記的：每坊巷300步(宋製一步約合五尺)，就設一“軍巡鋪屋”，每鋪五名鋪兵，夜間巡警。一遇失火，則由馬軍奔報軍廂主、馬步軍、殿前三衙、開封府，各部門領軍級撲滅，不勞百姓。
在此之前，“潛火鋪”似乎還局限於官府或貴族之傢。如元豐八年(1085)，宣仁太後修北宅，其母李氏要求援引仁宗時期曹後創南宅之例，設置一個“潛火鋪”，防、滅火人員也是從軍隊中抽調。
大約一直到了北宋後期，專職的“消防隊”，纔從較小規模擴充起來。南宋臨安是最全面繼承這一優良傳統的，較之北宋的防火、滅火制度實行得更為徹底——
臨安是分六都監界分，差兵148鋪，在城內近200餘步就置一軍巡鋪，這超越了東京300餘步設一軍巡鋪的規製。臨安的防、滅火軍兵佈置為東、西、南、北、上、中、下、府、新、新南、新北、新上，12個隅。每隅102人，共1224人。
更為專門的防火、滅火隊為7個，他們是206人的水軍隊，118人的搭材隊，202人的親兵隊，350人的帳前四隊，計876人。
此外，錢塘、仁和兩縣管轄的四方，即東壁500人，西壁500人，南壁500人，北壁300人，共1800人。這些防、滅火軍兵也聽候臨安府節制。從殿部兩司駐臨安城外營寨，選防、滅火軍兵1200人，分置東、西、南、北四個方面，既防、滅城外大火，又歸臨安府調遣滅火。
為了使臨安安全得到進一步保障，趙構在紹興三年(1133)還詔令殿前各司，再選300精兵劃歸臨安府，專門擔任救火任務。殿前各司皆皇傢親軍中精銳，攻堅戰鬥能力極強，趙匡胤時的親軍就樹立起了這樣的榜樣——
有一次，泗州獻來生虎，趙匡胤命用全羊臂給虎吃，虎吃了一會兒，口合不上，一看是羊骨鯁喉中，這時，親軍李承訓便敢用手去虎喉中將羊骨探取出來。又有一次，一隻飛禽落到高入雲霄的五鳳樓東南角樓的鴟尾上，趙匡胤命人去捉，一武士便攀上屋角，歷經危險，將這衹飛禽捉到手，觀者無不為之懸心……
由這樣堅韌不拔、勇猛善戰的武士組成的救火隊伍，一定會強悍無比，勢如破竹，他們肯定是在火災的關鍵時刻投入，也絶對會取得不同尋常的滅火效果。
綜上所述，這300殿前各司精兵，加上每隅防、滅火軍兵102人，全臨安共23隅，計有2346人，再加上7個專門的“潛火隊”876人，錢塘、仁和兩縣管轄的“四壁”1800人，駐臨安城外的1200名防、滅火軍兵，全臨安專職的“消防隊”可達6522人。
正是由於有了數量這樣多，質量非常優良的專職的防、滅火隊伍，纔保證了臨安的安全。用《淳祐臨安志》裏的話來說：這種“消防隊”，自嘉定以來已成定規，由於這樣的設置，便於撲滅火災，自此十來年間市民生活纔逐漸得到安定。
防、滅火組織的規範化，必然是和防、滅火設施的規範化互為表裏的。如“消防隊”，有專門的鋪屋，即“望火樓”，他們住在樓裏，白晝黑夜登樓頂觀看火警，以利撲滅火災。
望火樓的建構出於李誡的《營造法式》。《營造法式》於元符三年(1100)編纂完成，崇寧二年(1103)，經皇帝批準，按照通用的敕令，公諸於世。這也就是說，在元符三年以前，就已經有望火樓的設置或至少有其設想了：
望火樓，一坐四柱，各高三十尺基高十尺，上方
五尺，下方一丈一尺
造作功
柱四條，共一十六功
榥三十六條，共二功八分八釐
梯腳二條，共六分功
平栿二條，共二分功
蜀柱，二枚
摶風版，二片
右各共六釐功
摶三條，共三分功
角柱，四條
廈瓦版，二十片
右各八分功
護縫，二十二條，共二分二釐功
壓脊，一條，一分二釐功
坐版，六片，共三分六釐功
右以上穿鑿安卓，共四功四分八釐
柱有多高，瓦版用多少片，護縫有多長，共用多少功，一清二楚，明明白白，以“法式”規定下望火樓的構造，其意是要遵此執行，望火樓的重要性顯而易見。
目前遺存的桂林府城北的鸚鵡山石壁上，仍保存着南宋鹹淳七、八年(1271、1272)鎸刻的當時全城總平面圖，其中就有一望火樓。此樓位於該城寶賢門與鎮嶺門之間的山上，與城墻連接，出寶賢門可沿石階登上望火樓。
這是一座建造在立柱上的方形二層樓，於此可以看出，望火樓必須要建在全城的高處。“樓”是建在立柱之上，根據《營造法式》規定一柱要高30尺計算，望火樓必須要有9.30米的高度(1宋尺約合0.31米)。士兵站在建在高處的望火樓上，瞭望全城，火警可以說是一覽無餘。
類似這樣的望火樓，在臨安有23處之多。“消防隊員”日夜值宿在望火樓裏，若發現火災，白天就用旗幟發出撲救信號，朝天門內揮指三次旗，朝天門外揮指兩次旗，城外揮指一次旗，夜間用燈發出撲救信號。
望火樓是中國古代城市建設，同時也是世界古代城市建設中的首創，它對宋代以後城市建設有着啓發意義。從城市防、滅火歷史來看， 宋代以後的元、明、清、民國時期，均設有望火樓，如乾隆二十年(1755)湖南省城中，就在城內高處瀏陽樓上值日瞭望火警，若有火警，立即吹號或擊鼓，頃刻之間，滿城聞知……
撲滅火的設施，也是自宋代始漸完備。宋代城市撲滅火器具，主要是水桶、水囊、水袋、灑子、麻搭、斧、鋸、梯子、火杈、大索、鐵錨兒、唧筒之類。
在所有滅火器具中，唧筒的發明和使用，是一劃時代的貢獻。唧筒可以這樣描述：它是用長竹製成，下開竅，以絮裹水桿，自竅唧水的筒形泚水的滅火器具。竹筒內緊裹在水桿上的棉絮起着活塞的作用，用手來回拉動水桿，便産生正壓和負壓，將水從竹筒開竅處吸入和噴出。消防專傢孟正夫研究認為，這是運用柱塞式泵浦原理而研製的滅火器具。儘管這種唧筒的射程和流量都很有限，但利用它來射水滅火，比之用木桶或水袋、水囊等潑水或擲水，是一種極其重要的進展。這種簡易便用的竹製唧筒，可以說是我國最早出現的消防泵浦。
這種較之前代更為先進的滅火器具的出現，無疑對滅火起了相當大的作用。但僅靠唧筒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要有其他滅火器具加以配合，如常用的滅火器具水囊——它是用豬、牛膀胱製成的。起火時，可盛水，擲嚮着火地點，水囊被燒穿，或破裂，水即流出滅火。還有用油布縫製成的油囊，其用法同豬、牛膀胱製成的囊一樣，盛水擲着火處滅火。
由於宋代城市有不少高層建築着火，所以在滅火時，要經常運用梯子，攻城時用的雲梯為最理想之選。它的設置是用大木為床，下面有六個輪子，上有兩條各長二丈的“飛梯”。雲梯四面用生牛皮為屏蔽掩，用人推着前進，到了城墻根，則將“飛梯”樹立起來。用雲梯一是可以窺見城內，二是可以從雲梯進攻城內。如歐陽修在《歸田錄》中所記：着火的房屋若高，滅火的軍士就會攀上救火長梯而上，這種救火長梯當非攻城用的雲梯莫屬，因為衹有這樣梯子的長度、高度，纔可以夠得着像皇宮那樣的墻垣和樓殿……
有了便利的滅火器具，還要有有條不紊的滅火組織程序配合才能撲滅火。那麽宋代城市滅火的具體場景是怎麽樣的呢?《武經總要》中對付火攻的步驟，可以成為觀察宋代城市滅火時的參照——
敵方用火攻城，我方必須準備好平常所預備的滅火器具，主要為托叉、火鈎、火鐮、柳灑弓、柳罐、鐵錨手、唧筒等。假如敵方所燒的火已迅猛來到，就要用水袋、水囊投擲來滅火。
樓棚器械就是已經被火燒着，也要頻繁地用麻搭濕潤撲打。若敵方用蘸油後燃着的火把，我方要用土沙撲滅，切勿用水，加水則火勢愈熾。敵方若嚮城內縱煙，則要從準備好裝醋漿水的甕中，汲醋漿水覆在臉上，使煙不能嗆衝鼻和眼睛。
又可在長八尺的桿上束住重約二斤的散麻， 即麻搭， 蘸着稀泥、 漿水去撲打或濕潤火焰或燒着的物品，以防擴大蔓延。還要用火鈎、火叉、利斧，或用快鋸，拆除掉障礙；還要用大索、帶有長鏈的鐵錨兒，套住或挂住房梁立柱，用力猛拉，拽倒，以切斷火源……
這雖是《武經總要》所述的對付敵方向我方所發起的火攻的辦法，但從中也可知道宋代城市滅火的真實狀況，它標明宋代城市滅火已有一整套較為成熟的步驟、程序。當然，這並非一下子就形成的，而是經歷了一個很長的過程。這可以從元祐年間一例滅火知道——
一州郡太守，為了防止一民傢火勢蔓延，關上子城，不開城門，使居住在城內的市民出不去，救火者又進不到城裏，一直待到市民的房屋全部燒盡。大傢去責問太守，太守卻振振有詞地說：現在天氣久旱，我用的是董仲舒的防縱火的方法啊。
這種防、滅火方法可謂荒謬透頂，但在北宋初、中期，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在防、滅火知識方面，卻都處於愚昧朦朧狀態，就好像一個尚待啓蒙的孩童，采取的消防措施極為幼稚可笑。
即使在東京，一有火起，尤其是夜間，便緊閉諸城門，致使趕來探視救火的人也不得進入。而且，火災發生時，要等候負責這一地區治安的巡檢官員前來，才能開始撲救，這樣必然是貽誤了滅火的良機。城市管理者覺悟後，便推行了較穩妥的救火“責任製”：若着了火，由仰探的軍人，騎着“望火馬”，飛馳報告巡檢，如果都巡檢因故未到，便由這一地段的治安官吏廂巡檢負責去救。
如果去巡檢的那地方遙遠，其他軍巡使等官吏先到，便要立即指揮穿着上有番號、以區別各軍的“緋小綾卓畫帶甲背子”的“火背心”的“消防隊”，和救火的“水行人”，與失火的“本主”，一起滅火，以免使遠處屋捨連着。後來就形成了這樣的局面：一有火起，“消防隊”要按平日劃分好的地界撲救，以免城市的秩序發生混亂。假如“消防隊”一時趕不到，則就近地段上的官員，要帶領他管轄內的將佐兵丁，前往失火地段滅火。
此外，各衙門，各軍級，也都派出隊伍，急行奔嚮駐地着火處，聽候指揮救火長官的指揮，他們也成了實際的“消防隊”。這時，也有一大部分官員堅守自己崗位，以防意外事故發生。一旦火勢擴大進一步侵及官捨之傢、市民房屋，皇帝就三番五次直接命令內廷的使臣，騎馬去傳宣諸司帥臣，速帶將士去滅火。在滅火過程中，往往是政府出錢買水滅火，那些富室豪戶也用錢雇人參加滅火。
這都刺激着“消防隊員”竭力滅火，不致使火勢擴散。對於滅火積極者，政府將給予優厚的犒賞，“消防隊”中有重傷者，政府還差官員去探望，並負責請醫生治療。這就如同淳熙二年(1175)十一月三日——
皇宮內火起被撲滅後，“消防隊”均得到10貫至300貫不等的賞賜，重傷的將官和輕傷將官，各得200貫與150貫的醫藥錢，重傷人兵和輕傷人兵，各得70貫與40貫的醫藥錢。
若是在救火中有不盡力者，查出後定以“軍法”治罪。宋政府經歷多次滅火，已製定出了許多嚴格的失火、滅火懲治法律，《慶元條法事類》中，就對城市失火治罪及滅火時所應遵循的作了詳盡的規定：
諸在州失火，都監即時救撲，通判監督，違者各杖八十。雖即救撲，監督而延燒官私捨宅二百間以蘆竹草版屋三間比一間，都監、通判，杖六十，仍奏裁。三百間以上，知州準此，其外縣丞尉州城外草市倚郭縣同並鎮寨官，依州都監法。
諸故燒有人居止之室者，絞。無人居止捨宅，若積聚財物蠶簇同積聚，依燒私傢捨宅財物，律死罪。從及為首而罪不至死，各配千裏，從者配鄰州。
類似這樣的法律很多，已在林林總總的刑法中獨立成為專門，而且規定非常之細。如《慶元條法事類》中特別指明，在救火時，“不容久待者，許橫絶馳過”，這就從法律上為救火時的交通問題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宋朝廷還將“修火政”，作為訓示和考核地方官的一條準則，並發佈了不少與防、滅火有關的詔書，如《禁中火求直詔》、《宮禁火赦天下製》等。這些舉措都具有法律條文的同等效力，是必須遵守的。
宋朝廷製定防、滅火的規章，不走形式，在監督執行這方面法條詔令時，不講情面，十分嚴格。皇帝往往也率先垂範，如熙寧七年(1074)，判官宋迪一天使人煮藥，不小心失火，一直燒到了“紀府”，火愈燃愈旺，驚動了宋神宗。神宗登上了西角樓觀火，看見一支部隊似疾風掠過，神宗一問左右，知道是有知製誥官銜的判軍器監章惇率領本監設兵前往救火。翌日，火剛停，神宗馬上傳下旨意，勒令停止肇火負責者宋迪的職務，罷免主管“紀府”的三司使元絳，提拔救火積極有功的章惇為三司使。賞罰就是這樣的分明，因為統治者已經深深意識到非如此不能遏止住火災的蔓延。像包拯當開封府尹時，一次街巷着火，撲救甚急，有無賴子乘機想調逗包拯，問他是在甜水巷還是苦水巷取水，包拯連理都不理，便命拉下斬首，由此京城市民更加畏服包拯了……
據此看來，奬懲嚴明，才能順利指揮撲救，從指揮滅火的過程中可以檢驗出一個官員駕馭政事的功力。紹定四年(1231)九月臨安一次特大火災，就是這樣的一次檢驗，當時的火勢是這樣的：
九月丙戌夜未中，祝融漲焰通天紅。
層樓傑觀舞燧象，綺峰綉陌奔燭竜。
始從李博士橋起，三面分風十五裏。
崩摧洶洶海潮翻，填咽紛紛鑒魚死。
開禧回祿前未聞，今更五分多二分。
大塗小塗噤不講，拱手坐視連宵焚。
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
祖宗神靈飛上天，痛哉九廟成焦土。
從詩歌不難想見這場大火的可怕。參照其他有關此次大火的記載，卻可見出賈似道的才幹。當殿帥馮親率精銳兵丁撲救，也遏止不了火頭時，賈似道沉着地說：火近太廟來報。待傳來火近太廟的訊息，賈乘兩人小肩輿，前往着火處。
肩輿旁有持錘、劍的四力士護衛，以示威嚴，纔走一裏，即換擡輿人，一會兒就到了着火地太廟。這時，賈似道火速部署，具賞犒，募勇士；樹皂纛，列劊手，全在呼吸間準備完畢。賈似道下令肅然，明確說道：火到太廟斬殿帥。令剛下，火沿太廟的“八風板”襲來，兩殿前卒肩扛一卒飛上太廟，將“八風板”斬落了下來，火即止。賈命人登驗滅火卒子的姓名，當時就賞賜給金銀……
雖然這場大火最終還是使臨安受到了破壞，可賈似道在滅火中采取的一係列嚴明的措施，還是值得稱道和藉鑒，它不僅顯示了賈似道處置火災的才幹傑出，也反映了宋政府官員處置火災，是恩威並重的。
這一做法可追溯到宋政府處置火災的指導思想。宋政府並不一味采用硬性的處罰，而是兩手並用，在推行處罰法條同時，也實行一些保證撲救火災順利進行的基本建設。像宋政府解决救火用水就是一例——
幾乎是與建立專職“消防隊”同時，即大中祥符二年(1009)，供備使謝德權率水工决金水河，水經歷天街，繞太廟入後廟，又嚮東引，從城下水竇流入濠溝，使整個東京水渠環繞，流水淙淙，不絶於耳……水渠周圍都砌礱甓，種植芳木，車馬經過之處，纍石築梁。又為生活方便，在主要街道、市民住區，築成方井。這種蓄水的方井，就在市民居所周邊，市民用水，隨時可從方井中汲取。從《清明上河圖》中可見：一眼方井，旁側有桶，三位市民，引桶取水，他們背後就是成片的房屋……這好像在告訴我們，一旦有大火燒起，方井周圍就可聚集起“消防隊員”，從這裏汲水，以撲救滅火……
在南宋城市裏，不僅有井，還專建了防、滅火用的蓄水池，如景定四年(1263)鎮江府學淵源堂，在學生吃飯的場所前就鑿蓄水池，以備着火時用。臨安的蓄水池，則有二十多個，三省六部，要害之處，均有一個。
為了防止大火蔓延成災，宋政府還開闢了“火巷”。如熙寧九年(1076)，大相國寺着火，提舉在京寺務司便嚮神宗建議“繞寺庭高築遮火墻”。紹興二年(1132)，趙構在詔書中則更加明確規定：“被火處”每自方五十間，“不被火處”每自方一百間，各開火巷，要寬三丈。
精細周到的防火滅火的設施，使宋代城市的防火滅火處於一個健全、高效的軌道之中。在一般情況下，如袁《楓窗小牘》中所說“每遇火發撲救，須臾便滅”，這是實事求是的，可以隨意舉一個防火事例來加以證實——至和、嘉祐之間，樞密使狄武襄傢“夜醮”，夜醮自然是要大舉燭火的，可他忘記了事先要報告有關官員的慣例。夜半時分，從他傢冒出火光。巡視火情的軍巡鋪兵，飛報廂主，又報開封知府，一會兒，他們便一塊兒趕到了狄宅……
雖然，狄宅並未着火，衹是一場虛驚，但從此可見宋代城市防、滅火制度之嚴密，“消防隊”反應之迅速。這些
都是令人驚嘆的，是行之有效的，堪稱中國古代城市防、滅火制度的典範。
像東京、臨安這樣的中心城市，積纍起了豐富的防火、滅火的經驗、方法、理論，形成了一整套可行的、有效的制度。宋代的中小城市也都紛紛加以仿效，並加以變通，靈活運用。
北宋末年到南宋初期，金兵連續嚮宋政權發動了大規模的軍事進攻，與此同時，又出現了各種形式的反對宋政權的武裝集團，他們目的不盡相同，但目標大致相同，都是瞄準了城市，他們所采取的重要手段就是火攻。
然而，由於此時的城市管理者，已對火災有了相當的認識，纍積了豐富的經驗，所以一次又一次地化解了由於大火而造成的對城市的危害，並在防火、滅火過程中有所發明，有所創造。
像開禧年間的襄陽城之戰，守軍為防敵人用火炮攻城，引起火災，將靠近城池的茅竹屋、倉庫全部撤去，用市民平日使用的“潛火水桶”，防敵人的火箭，從酒庫中取出酒甕，置放在市中心，以備起火時用……
又如在陳規、湯的《守城錄》中，屢屢能見到亂兵攻城用火箭之類的武器，使城市着火的敘述。如北宋靖康元年(1127)十二月，潰軍王在等火攻長江以北的德安城（今湖北安陸）的駭人情景，便是一例——
攻城者用竹竿和木桿綁上荻草做成火把，長二丈，排列二三百火炬，像火山一樣，朝城門及城墻上的竹柵欄和蓖籬笆燒來……
可是守城者深得滅火、防火方法之精髓，像一位武林高手，將遮天蓋地而來的“火山”，幹淨利落地一一化解。
這無疑得益於城市防火、滅火的經驗方法的積纍和發揮。更為重要的是，守城者在頻繁的防火、滅火戰鬥中，又藉鑒了已有的城市防火、滅火器具，豐富了自己。如紹興二年(1132)，陳規在守德安時，發明了一種用長竹管作槍筒，內裝火藥，點燃後噴出火焰，以燒傷敵人的原始管形火器。
現無史料記載陳規是否藉鑒過滅火器具“唧筒”的製造，但從“火槍”的形狀、原理推測，不能不說這種內裝火藥的長竹筒，與“用長竹，下開竅，以絮裹水桿，自竅唧水”的唧筒有相近之處，至少二者之間有互為影響的痕跡。
噴火的火槍，開啓了管形火器的時代；泚水的唧筒，開啓了消防泵浦的時代。一火一水，其源均可追溯到到宋代城市防火、滅火的制度上，可見宋代城市的防火、滅火制度功不可沒。
宋代城市防火、滅火制度的影響和作用也是多方面的。最初，它主要是在東京、臨安兩大城市起步，並逐漸加以完善的，後來，它又嚮中小城市輻射、擴散——
紹興二十八年(1158)，福建延平府(今南平縣)郡守鬍舜舉設立了“水鋪”。這是因為延平城內市民多居樓房，虛憑高甍，瓦連棟接，市民假如不戒備防火，撲火時就更加睏難了。
“水鋪”中各種防火、滅火器具畢備，每月還派禁軍守視，並輪派官兵檢點修葺。該城還有一種兼放盜賊的“冷鋪”，是在每十余家的坊巷之間設置一所，貯藏滅火器具，隨時為滅火作準備。
一“水鋪”一“冷鋪”，兩鋪皆是從東京、臨安防火、滅火的軍巡鋪派生出來的。這種水鋪、冷鋪，由於關係市民安危生計，簡便易行，所以生命力極強，直到明代，延平城內，還有沿襲宋代水鋪而設立的“潛水義社”。
與宋代延平稍有不同的是，這種“潛水義社”為市民自發組織。之所以冠以“義社”之名，是因為社內的壯丁全聽命於社首，一遇火警，彼此相應，不用號召就可以集合起來，不一會兒就能到達着火地點，而且不爭功，不邀賞，“此義社規約也”。
所謂“規約”，即制度，從中可以看出宋代城市防火、滅火制度影響之深，成效之大。宋代以後城市的防火、滅火，儘管也有其自身的特點，但就其主要的方面而言，還未超出宋代城市防火、滅火制度的水平。
请欣赏:
请给我换一个看看！ 拜托，快把噪音停掉！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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