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单独拿出来，都足以难倒当今世界上最睿智果敢的政治家。10多年前中国经济刚刚呈现加速起飞迹象时，这个时代最著名的管理学家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her，1909-2005）将中国比喻为一场全世界商业界都"不得不加入的赌局"。杜拉克的预测不能不说是相当悲观的："事实上，一个有经验的赌徒对这场赌局所下的结论也许是：中国成功发展的可能性占三分之一，而中国陷入严重混乱的可能性，至少占三分之二。"（见《杜拉克看亚洲》第20页，彼得·杜拉克、中内切著，邓嘉玲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面对所谓"中国崛起"的国际舆论，中国的决策者始终保持着一份谨慎和清醒，这决非刻意低调。美国卡内基和平研究会的一位资深中国问题专家说："我敢打赌，摆在布什案头的需要立即处理的事项中，95%的是国际事务。而摆在中国领导人的案头的紧急事项可能95%都与国内事务有关。"（见《中国仍需首先关注国内问题》，载2007年1月29日《参考消息》第8版。）更具挑战性的是，上述大部分难题都是当代中国所独有的，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历史中都找不到能够直接拿来借用的教科书。"何况中国幅员之大，人口之众，须要改革程度之深，已经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与之类似而接近的例子。"（见《放宽历史的视界》第262页，黄仁宇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曾以《谁来养活中国？》一书引发巨大争论的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在他经常被引用的《中国对美国和对地球的挑战》一文中说过："由于中国如此庞大的人口，人类至今走过的所有道路对中国都不能适用。要不了多久，中国非得开拓一条全新的航道不可。这个发明了造纸术与火药的民族，现在面临一个跨越西方发展模式的机会……中国若成功了，就能为全世界树立一个光辉的榜样，为人仰慕效法；中国若失败了，所有的人都将为此付出代价"。（注：关于莱斯特·布朗及其对中国粮食短缺和资源环境危机的研究，我在本书卷二有专门讨论。）所以，中国的国务院总理面对中外记者时说，他心中的忧患意识经常让他晚上连觉都睡不着。
但是，不论未来还将面对多么大的困难和挑战，有一点是肯定的：经过了一百年多年的社会变革，尤其是经历了最近30年的改革开放，今天的中华民族已彻底洗刷19世纪中叶以来积贫积弱的屈辱面貌，正迎来一个民族复兴的伟大时刻。正像许多人看到的那样，我们也许只差一步就走到了200年现代化征程的终点。（注：提醒读者不要误解的是，这里我用"终点"这个词，决不是说达到了这一点上，中国就将一劳永逸地建成一个十全十美的社会。我是有严格的限定的，此"终点"实际上等同于现代化的完成；而所谓"现代化"，并非一个无止境的过程，它也是有严格限定的，我将在本卷接下来的一章中简单叙述。世界上永远都不会有十全十美的人间天堂，完美社会只存在于各种宗教或意识形态所建构的乌托邦中。所谓"现代化的终点"，更实际地意指达到那个阶段以后，中国将结束200年来主导我们社会生活的那种持续不断的整体性全面变革，从而在制度上进入一种类似于鸦片战争以前或现代西方那样的相对"稳态"，而且这种"稳态"将会持续比较长时间，尽管在此期间社会的局部领域还会不断发生变革，有时甚至瞬息万变，但像过去200年里经常出现的那种动辄动摇社会根基的颠覆性、全局性巨变则不太可能再轻易爆发。）历史学家黄仁宇曾在多处说过差不多意思的话：中国的长期革命业已成功，目前已经到达了历史和命运中的一个重要关头。（见《放宽历史的视界》第267页，黄仁宇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想必他的这句话与我们上述的表述是同一个含义。但所谓"行百里者半九十"，那么，在当下这样的历史性时刻，我们将何去何从？
展望未来的最好起点永远是回顾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