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完的苏茜黄故事
岭南大学同事欧阳桢（Eugene Eoyang）今年在美国比较文学年会宣读了一篇论文，有益世道人心，题名为“Cuentos Chinos(Tall Tales and Fables)：The New Chinoiserie”。会议2004年4月18日在密歇根州Ann Arbor举行。他行前把一份讲稿给我，让我先睹为快，特此致谢。
他的题目有法文和西班牙文。西班牙文Cuentos Chinos不知何解，幸好他用括号解释为tall tales and fables，大概是“天方夜谭”，或“胡说八道”的故事吧。法文chinoiserie倒常见。陆谷孙的《英汉大词典》译为“（尤指18世纪欧洲家具、织物、陶瓷器等的）中国式装饰风格”。韦氏辞典多了一句：that represents fanciful Europe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styles（代表了欧洲对中国风格标新立异的诠释）。
欧阳教授大文近二十页，翻译过来篇幅太长。变通办法是用他的材料改写。所谓“中国式风格”，如果立意标新立异（fanciful），一过了头，就会变得“奇巧淫技”了。从前好莱坞出品的电影，只要有华人出现，看来不是獐头鼠目，就是奴颜婢膝，总之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今天美国电影的华人形象，像样多了。最低限度他们不再是鸦片烟床上的痨病鬼，也不再拖着辫子。更令人赞叹的是，他们个个武功高强，往往以寡敌众，简直刀枪不入。从chinoiserie的角度去看，丑化也好，神化也好，同是好莱坞的市场推销术。电影是商品，有关中国的人与事，不夸张，就没有卖点。良家妇女和正人君子，白人社会有的是，何必掏钱买票来看你？在商言商，你可以说美国片商不是生来就对华人有恶意的。
在文学作品加入chinoiserie成分的，本是洋人的专利。令欧阳桢不解的是华人中的“高知”也搞这一套。他拿了哈金（Ha Jin）1999年的得奖（National Book Award）小说《等待》（Waiting）为例。《等待》中的男主角要离婚，原配不肯签字，因此只好等呀等呀等到地老天荒。
故事在20世纪80年代展开。主角与原配女子定亲时间是在1962年。那时他已经注意到她“个子矮小，又干又瘦，看来比实际年龄苍老得多”。这还不止，她竟然是个缠足（bound feet）的女子，不时还结上绑带（puttees）。
这够离奇了。国民政府1915年明令禁止妇女缠足。这位不肯离婚的女士大概生于20世纪40年代。在1962年还以bound feet示众，人家不把你看做从博物馆走出来的怪物才怪。难怪她先生在思想搞通后要跟她离婚。
《等待》出版后，备受好评，但谁也没注意到小说内文这个颠倒时代的严重错误。再说，错误不错误有什么关系呢，在chinoiserie的世界中，中国女子缠足，“合该如是”（de rigueur）。西方读者心目中的现代中国，不必跟现代中国的现实相符。
现在请说洋人贩卖的chinoiserie。看你现在是多大年纪，若是半百以上，应该看过或听说过《苏茜黄的世界》或《生死恋》这两本畅销书吧？或者，最少也看过电影。Love诚然是a many?splendoured thing，只不过在这世界里面那些千娇百媚的中国娇娃，只跟洋人靓仔如威廉荷顿亲热。这类在镜头前出现的俏郎君，个个有血有肉，看到漂亮的China doll，云雨巫山一番，不在话下。端的是“唯大英雄真好色，是真豪杰始多情”。
反过来看，咱们在好莱坞片中出现的中国小男生如成龙、周润发和李连杰，纵有一身武功，遇到西方女子时总是羞答答的。救美是英雄本色，好色是登徒子所为，对不对，因此我们的中华英雄看到了胡姬，可以动心，却万万不可毛手毛脚。一越雷池半步就违反了chinoiserie的金科玉律：凡是洋人拍摄的“生死恋”，投怀送抱的例必是东方女子。《安娜与国王》中的圣上与英籍老师在现实背后中说不定“拖过手仔”（手牵手），但在银幕上公开出来，岂不成了东方压倒西方的明证？白人观众的民族尊严受到损害，会退票的。
按后殖民评论家的说法，在Orientalist笔下出现的汉家男儿，不是被“阴”（effeminized）就是被“阉”(emasculated）。黄哲伦（David Henry Hwang）剧本《蝴蝶君》（M Butterfly）中的“蝴蝶”Song Liling，应是此类“女性他者”（the female other）中最知名的一位。
因应chinoiserie衍生出来的市场策略，不利东方男子跟西方女子调情。能够让他们在床上成其好事的大制作更绝无仅有。欧阳桢教授以自己的经验为例。1960年他在纽约看的《广岛之恋》（Hiroshima Mon Amour）是一例。第二次看到“异数”时，已事隔三十年了。这是从Marguerite Duras小说L?Amant改编，梁家辉以富豪身份出现的《情人》（1992）。据我所知，还有一个小小的异数：《小约之歌》（The Ballad of Little Jo）（1993），讲的是富家女小约婚前产子，被逐出门，远走天涯，途中看到强梁向一“支那人”用私刑，激于义愤，把他救了，还收留他在家当仆役。两人在荒野相处，终于擦出一段短暂的姻缘来。同襟共枕的镜头，还相当“写真”。当然，最后两人还是要分手的。如果他们共偕连理，那才不“写实”呢。这是一部独立小制作，明显带着feminist调子的言志片。Feminist争取男女平权，爱屋及乌，也连带关怀到异族受迫害的问题。
银幕上不易看到“东男西女”合颈交欢的镜头，那么文学作品呢？例子不多，倒是有的。欧阳桢举的更是一鸣惊人：Nicole Mones小说Lost in Translation。话说任职传译员的花旗女子Alice Mannegan的性取向颇为偏颇，只爱汉家男儿，almost indiscriminately。译成中文大概是：只要是唐山大兄，阿猫阿狗都可以同襟枕。
这岂不是反chinoiserie之道而行？不会的，你耐心读下去吧。且说我们的花旗美女，是个sexual essentialist。翻译成“性精粹主义者”有点不雅，我们就叫她“性要义主义者”吧。凡是跟主义拉上关系的名词术语，不易说得清楚，我们就让Alice Mannegan现身说法，用她自己的话解释吧。我们在上面刚说过，这位传译员在床上选拍档，独尊唐山大兄。
接下来我们看到唐山大兄为了防止早泄而口中念念有词，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一番（recitation of cosmic history）的怪现象。相形之下，我们花旗美女在这场持久争夺战中已开始感到招架不住了。“她跟不上他，喃喃自语这一套她学不来。现在学不来，因为她现在觉得身上高潮迭起，一波一浪的。‘The true Chinese man，果然是个汉家好男儿’，她轻呼一声说。”
六十年前，张爱玲在《沉香屑——第一炉香》（1943）淡淡几笔，勾出了chinoiserie原始面貌。葛薇龙从上海来投靠她住在香港半山区的姑母。在客厅里她看到“几件雅俗共赏的中国摆设。炉台上陈列着翡翠鼻烟壶与象牙观音像，沙发前围着斑竹小屏风，可是这一点东方色彩的存在，显然是看在外国朋友们的面上。英国人老远地来看看中国，不能不给点中国给他们瞧瞧。但是这里的中国，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荒诞、精巧、滑稽”。
在chinoiserie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小脚女人也好，唐山大兄也好，都是小摆设，既荒诞，又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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