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的答案：我不是韦伯的信徒，更不是马克思的附和者。我觉得要将中国与现代西方比较，务必要将整个体系拿出来比较。我们曾讲到明清的财政税收系统，我们也就可以看出这是一种独特的体制，在交通、通信、统计科学、测量技术尚未展开之际，中国皇帝就要向全国的小自耕农抽税，小民也雇不起律师，于是笼统马虎，一切只仗威权，这是内向而不带竞争性(introvertandnoncompetitive)的体制，只能在闭关自守的情形下维持现状，不能门户开放。
这样看来，也可见得门户洞开之后，天翻地覆的局面了。我曾讲到1930年的情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也还只在一种创造的阶段。他的财政税收也还在草创开始。只表现着中外体系冲突时，新中国发觉旧系统无可改造利用，一改即都要重新组织。中国与外国的区别何在?这是一种特殊的农业体制，面对一种特殊的商业体制。商业重信用，所以它能够使资金广泛地流通，经理人才不分畛域地任用，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信、保险等业通盘支配。这种种条件要能做到必须有法律支持，而且法律要能生效，也要从下端做起，厘定各人的权利与义务，不能全靠义气与私人道德。
在目下历史学发展的过程内，我不主张先作一部完整的社会史和中国近百年的经济史。因为整个尚在动态之中，材料很难收集，而且在一种广大的群众运动之中，局部的逻辑，不能算数。有如当日李、白、冯、阎的心理状态，与地方因素支配他们部队的情形，很难得到中肯的描写，而且统计数字更谈不上。刻下西方学者有的已循着学院分工的办法，如是做去，我已经提到膏腴万顷被当作肥沃的田一百万亩，再不然也染上了骂历史的坏习惯，将一种组织还没有条理游动状态的情形，和西方业经稳定的情形比，以至贪污无能，各种不负责任的指摘，占满篇幅，这些都不是正规之历史。我想将来都会被淘汰。
我的建议：我们打开中国现代史的出路办法，仍从军事政治史的纲目着手，不过每一个题材之内，加入社会学、经济学之成分。同时经常记着"〖HTH〗立〖HTSS〗"这个字的意义，亦即上与下之组织，与当中法制性的联系；又和以前的事和以后的事对照，比如中原之战必与北伐及抗战有关，尚且不被过去之威权所蒙蔽。我想大家都如是做去，中国的历史，三五年后必有一番新面目，也会充沛着积极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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