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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学大江南北(1)
冯宝善 Feng Baoshan
李唐王朝虽然在名义上已经建国,但天下尚处于割据混战之中,保卫胜利果实并进而扩大战果、统一天下,这才是当务之急。正有许多大事要做,偃武修文之日尚早,文教儒释的复兴也远没有放在议事日程上来;而刚刚经历了战争破坏之后的长安,仍然是一片废墟。毁坏了的寺院还没有修复,荒凉凋敝,战争中僧人又纷纷逃离,此际的长安显然也不是弘道传法的适宜之地。
既然在长安也无用武之地,更没有可以问学的地方,玄奘兄弟便决定尽快离去,前往蜀中——在隋末的战乱中,蜀中地区相对太平,许多高僧大德纷纷逃亡,去了那里避难,因此那里香火极盛,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去处。
玄奘兄弟经子午谷进入汉川,遇到了空、景二法师。这两位法师都是一代名僧,兄弟俩当然不会错过这珍贵的学习机会,于是,他们在这里停留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朝夕问道,然后,离开汉川,继续向成都进发。
当时的成都,因为局隅的太平,会聚了众多的高僧大德、佛门弟子。那里法筵很盛,讲座常开,俨然就是佛教的一个新的重镇。玄奘听了宝暹法师讲的《摄论》,再从道基法师学《毘昙》,又从道振法师学《迦延》。经历了战乱的纷扰,玄奘更觉得时间的珍贵与学习机会的难得,寸阴寸金,他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与放松。
唐高祖武德三年(公元620年),玄奘年满二十周岁,在成都接受了具足戒,坐夏学律。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中学习,玄奘将益部经论彻底学习了一遍。当时的成都,能请教的高僧他都请教了,所有可以阅读的佛典藏书他也都读过了。蜀中四五年光阴,玄奘没有浪费半点,他学习了不少佛教大小乘经论、南北地论学派、摄论学派的学说,究通诸部,对于佛教经典的领悟,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成都佛教圈中,玄奘渐渐崭露头角,他以理智宏才折服了他的同行,“吴、蜀、荆、楚,无不知闻,其想望风徽,亦犹古人之钦李、郭矣”(《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这时,玄奘萌发了离开成都、再赴京城的念头。但已经受了具足戒的玄奘,不能再像先前游方僧时期那样自由了,有关的规定不允许他随意出走。而此时,哥哥在慧空寺颇得蜀地总管酂公和尚书韦云起等显贵的赏识,生活也过得颇安逸,不希望弟弟再萍飘蓬转,四处云游。玄奘私下盘算着,决定不辞而别。
高祖武德六年(公元623年)夏,玄奘私下里与商人结伴,乘舟过三峡,顺江而下,来到了湖北荆州。荆州也该是玄奘神往以久的地方。东晋时期,法显、觉贤曾经在这里译经;南齐刘虬在这里撰写了《善不受报顿悟成佛义》;其后,又有智远、慧嵩在这里宣讲佛法,是三论学派的大本营;隋朝智也曾在此地的玉泉寺讲过《法华玄义》、《摩诃止观》。荆州留下了许多前代大德高僧的足迹,是中国佛教的又一个赫赫有名的重镇。
在荆州,玄奘挂锡在天皇寺。这时的玄奘已经有了些名气,来请他讲经或向他问学的,不乏其人。从夏日到了这里,到冬季离去,其间他到处演讲,单是《摄论》与《毘昙》这两部经典,就分别各讲了三遍。
汉阳王李瓌听说玄奘来到了荆州,亲自登门拜谒,礼遇隆重。在玄奘发题论辩的日子,他又亲率群僚道俗,齐来捧场助威。这天,到场的僧众提出了各种刁钻古怪的疑难问题,玄奘法师一一应辩,逐个答疑,最终是人人叹服。汉阳王看得高兴,听得敬服,施舍了大量的珍宝,玄奘一无所取,悉数捐献给了天皇寺。
冬末,玄奘离开荆州东进,分别去了扬州、吴会。在吴会,玄奘曾经与高僧智琰见面。智琰为隋唐时期一代名僧,住持苏州东寺。在苏州,有著名的“生公说法,顽石点头”遗迹,既然留下有同道前辈的踪迹,应该是玄奘必去参礼的地方。竺道生,鸠摩罗什四大高弟之一,《高僧传》载:
生既潜思日久,彻悟言外,乃喟然叹曰:“夫象以尽意,得意而忘象;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于是校阅真俗,研思因果,乃立善不受报、顿悟成佛说。又著《二谛论》、《佛性常有论》、《法身无色论》、《佛无净土论》、《应有缘论》等,笼罩旧说,妙有渊旨。而守文之徒,多生嫌嫉,与夺之声,纷然竞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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