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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年 》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战国时代 》
公元前四○三年 戊寅(4)
柏杨 Bai Yang
智瑶亲率三家联合兵团攻击晋阳，四面包围，密不通风。然后决开汾水，波浪滔天，跟城头仅有三块筑墙木板的惊险差距，没有灌过去。城内艰苦支持，浸过来的河水逐渐增多，民家的炉灶都告崩塌，遍地鱼蛙。然而，民心坚决，没有人想到投降。智瑶在城外高冈上巡视，魏驹、韩虎在一旁陪伴，看到洪水滚滚，波浪滔天，晋阳城像一叶孤舟，眼看就要沉没，喜不自胜说：“到今天我才知道，水可以亡人之国。”听了这话，魏驹用手肘轻轻碰了一下韩虎，韩虎用脚也轻轻碰了一下魏驹，他们惊惧的是，汾水也可以灌安邑（山西省夏县，
魏姓家族根据地），绛水也可以灌平阳（山西省临汾市，韩姓家族根据地）。
智家的谋臣 疵（ ，音ｃｈī【吃】）警告智瑶说：“韩、魏两家，可能叛变。”智瑶说：“你怎么知道？” 疵说：“我只是靠常情判断。很显然的，他们一定会想到，一旦赵家灭亡，下次的对象定是韩、魏。我们跟二家约定，消灭赵家之后，三家共同瓜分赵家领土。城不被淹没，只差三块木板，人民饥饿，互相格杀吞食，晋阳陷落，就在旦夕，他们应该高兴才是，可是二人却忧形于色，如果没有阴谋，那才奇怪。”智瑶不相信。第二天，智瑶把 疵的话告诉韩虎、魏驹。两人委屈万状，指天发誓说：“这一定是赵家的反间之计，挑拨盟友间的感情，使你因怀疑并防备我们二家，而松懈了攻击晋阳的军事行动。试想一想，我们再傻，也不至傻到舍弃已经到口的赵家领土，而去干危险万状必不可成的荒唐勾当。”等到二人告辞， 疵进来，质问智瑶说：“怎么回事，你把我昨天说的话告诉了他们？”智瑶吃惊说：“咦，你怎么晓得？” 疵说：“我发现他们抬头向我凝视了一下，脚下踉跄，加速脚步，低头走掉。很显然的，他们已知道我看穿了他们的肺腑。”智瑶不肯承认自己观察错误。 疵眼看大难就要发生，要求出使齐国，脱离险地。
困守危城的赵无恤，派出秘密使节张孟谈，乘着黑夜，悄悄出城，晋见魏驹、韩虎，提醒二人说：“古人云，唇亡则齿寒，赵家覆灭之后，接着就是你们。”魏驹、韩虎说：“我们何尝不了解，怕的是，事情还没有发动，却走露消息，大祸会立刻降临。”张孟谈说：“谋略出于二位主上之口，入于我张孟谈一人之耳，又有何伤害？”魏驹、韩虎就跟张孟谈结盟，约定发动日期，然后送他回城。到了约定日期，赵无恤派出精锐部队，突击智家守军，反决堤防，大水汹涌，倒灌智家军阵地，智家军仓卒救水，军营大乱，韩、魏两家部队，乘势从两翼夹攻，赵无恤亲率劲旅，奋勇直前，生擒智瑶，立即斩首。接着把智姓家族全部屠灭。只留下智果不死，他料到在智瑶领导下智家会有这种下场，早已改姓为辅，得以逃此浩劫。
司马光曰：
智瑶之所以覆亡，在于他的才能胜过他的品德。才能和品德是两码子事，普通人很难辨识。看见一个人能干，就称赞他贤明，于是，常常看错了人。才能的意义是“聪察强毅”（聪慧、明察、有魄力、坚毅不拔），品德的意义是“正直中和”（公正、公平、不偏不倚、和平温柔），才能是品德的基础，品德是才能的主宰。像云梦（湖北省安陆市南）的竹子，最为坚韧，然而，如果不矫正它的弯曲，不刮平它的竹节，用来做箭，就射不穿坚硬的盔甲。棠谿（河南省西平县西北）的黄金（铜），最为贵重，然而，如果不熔化、不锤炼，就不能产生强大的打击力量。才能和品德兼备，就是“圣人”，才能和品德全都没有，就是“愚人”，品德胜过才能，就是“君子”，才能胜过品德，就是“小人”。任用一个人担当大事，假如物色不到“圣人”“君子”，那么，与其用“小人”，还不如用“愚人”。原因何在？盖“君子”把他的才能用到善行上，“小人”却把才能去干邪恶勾当。把才能用到有益于社会的工作，犹如锦上添花。把才能去从事邪恶勾当，可是一种灾难。“愚人”虽然想干坏事，智慧既不够，力量也不足，好像初生的小狗，想要咬人，人只要一举手，就可把它制伏。而“小人”不然，智慧足可以发挥他的邪恶，能力足可以完成他的暴虐，简直是老虎生了翅膀，带给人们的祸患，更为严重。“品德”使人尊敬，“才能”使人喜爱。尊敬的容易疏远，喜爱的却容易成为亲信心腹，所以很多掌握权柄的人，被有才能的人蒙蔽，而忘掉了有品德的人。自古以来，国家的乱臣奸佞，家族的败子浪子，因才能有余而品德不足，促成覆亡的例证，多得不胜枚举，岂只智瑶一人而已。在此，我特别指出，国家领导人假如能真正了解才能和品德的分别，知道选择的先后，便不致重蹈覆辙。
柏杨曰：
司马光把人性当成一个无机体，所以对才能和品德所作的界说，似是而非。“强毅”固是才能，也是品德；“公正”固是品德，也是才能。尤其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中，判断一个人到底是“才能”胜过“品德”？或是“品德”胜过“才能”？根本无法办到。哪一个君王领袖，不是肯定他的亲信部属，都是天下第一贤明兼天下第一忠心？如果早就知道他是一个邪恶小人，岂会赋以重任？中国传统上的用人行政，一直绕着这种“才能”“品德”“君子”“小人”的圈圈打转，连诸葛亮都强调要“亲君子”“远小人”。咦，芸芸众生，济济群官，模样都差不多，谁是“君子”？谁是“小人”？结果形成一项“我是君子，你是小人”定律，互相指控。几个著名的王朝，如宋王朝和明王朝，就是在这种互相指控中，使中央政府陷于瘫痪，终于灭亡。而且，纯理论上，“愚人”比“小人”更糟，俗话说：“昏官之害，胜于贪官。”贪官在无赃可贪，或刀架到脖子上不敢贪的时候，他的才能还足以做出有利于人民的事。而昏官，无论什么时候，他都不能运转。司马光这种论调，使历届王朝政府，都拼命强调“品德”，结果大多数都毁于庸才之手。因为人心复杂，二分法既天真而又简单，一个人身上的邪恶与高贵，固同时并存，在盖棺之前，无法化验，也无法提出分析报告。只有一个方法可以防止邪恶，那就是民主制度和法治精神，用选举和法律来控制他的邪恶程度，同时也用选举和法律激发他高贵的品德。然而司马光那个时代，却没有民主，法律更没有力量，使司马光只好诉诸抽象原则。于是，我们困惑（不是责备）：以司马光学问的渊博，为什么没有冒出一点民主法治的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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