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深秋，我们还下乡去搞深翻土地——也是大跃进的一种标志性劳动。深翻前，让我们看了示范，须把耕土翻到十尺以下（是我们身高的两倍），说是这样才能放出高产卫星来。可到了真翻的时候，生产队长却叫我们只翻一尺。我们说不是得十尺么？队长说那还能长庄稼么，就翻一尺！我们当然愿意就翻一尺了，可心里却想这不是做假么？后来，我们在大会上听到喜报说我们深翻了多少多少亩地，都是十尺深。
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个很怪异的劳动，就是用小锯条把普通水管子锯成半尺长，然后用小榔头把一边砸扁，再锯个口，安上一个小钢片……说这就是当时世界顶级高科技，一吹就能吹出超声波来。这个“高科技”把我累得够戗，换了大斧头砸，手都磨破了，也砸不扁那个铁管子。
与此同时，我们还每天学习政治，说是在全世界只有我们中国这样干，是唯一正确无比正确，这就一天等于20年，可以15年赶上英国多少年赶上美国了——何况，他们还在一天天地烂下去。此外从哲学的角度来说，这就叫唯物主义，是那些保守的反动的唯心主义者们连想都不敢想的事。
1958年以后，还是一直学哲学，并且当然都是唯物主义。而且越是搞运动，就越是学得来劲。记得“文革”期间，有一阵子说真正懂得哲学的是广大工农兵群众，就掀起了一个全民学哲学的热潮，就宣布中国出了十亿哲学家。那时，全体中国人都知道有一个费尔巴哈。一时间，中国成了哲学大国。
具体的事情要写起来，几十万字打不住，限于篇幅，这里就不说了。这里要说的是，历史告诉我们：一，哲学是实践的总结，是智慧的结晶。用得好，它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指导；用得不好，它就成了一种误导。二，哲学就是哲学。它是一种方法论，不可以把它跟政治斗争简单地混合在一起。三，什么人都可能犯下唯心主义错误，不管你宣称自己是哪个阶级的哪个党派的，也不管你是不是领导是不是领袖。
相反，历史倒是告诉我们：至少从1958年开始，指导我们各项工作的就常常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唯心主义，是唯心主义唯意志论。
有趣的是，邓小平胡耀邦解决大跃进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种种错误，拨乱反正，靠的也是一场哲学上的斗争，或者说是从哲学上打开缺口的。那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
这场大讨论，告诉了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从那以后，我们牛奶也有了，面包也有了，可见唯物主义对于我们是多么的重要。
公民与公仆
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形态——也包括了第一阶段或曰初级阶段或曰过渡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是：“将是这样的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见《共产党宣言》）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他文章中的论述，我们得以知道，这个“联合体”，即是“公民社会”，它的组成是“公民”。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解决，那就是由公民们组成的公民社会或曰联合体，有一些公共关系和公共事务需要有人出来协调乃至处理。那么这些人应该是些什么人？他们与公民们的关系应该怎样？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出的称谓是——“公仆”。这个“公仆”，十分准确地表现了在公民社会或曰联合体中，公职人员与公民的关系。
请欣赏:
请给我换一个看看！ 拜托，快把噪音停掉！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 Previous Chapter Next Chap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