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监狱分派王其梅做狱内勤务工作,如扫地、送饭,等等。他已被关押数月,是未暴露身份的中共北平市党委委员(建国后曾任中共驻西藏的党委书记)。在狱中,他有机会在各个号子走廊间走动,经常给别人带东西。给我带过一小段铅笔,后来又带给我一些白纸。我听说从前监狱里出过刊物,传递消息,鼓励难友们与困难做斗争的决心和信心。现在我们为什么不能这么干呢?于是我就坐在地上掀开被褥,把床板当桌子写字,编写小报。每次一听见门外有人声,我立刻用被子把它盖上,以防被暴露。
我用铅笔在白纸上写整齐的仿宋字,自编自缮一份狱中的秘密小报,刊名为《牢狱之花》,这是沿用德国一本小说的名字。除刊头外,在一张纸的两面密密麻麻地写了不少东西。监狱向来规定,被关押的人不许看报,外边报纸不准送进监狱。有两三次燕京的同学给我送毛毯和其他用品的时候,用北平出版的英文报纸包起来。狱卒不懂外文,这些报纸竟没有被扣留,我从中知道了许多外面的消息,包括抗日运动的新闻和学运动态。我就把这些消息摘要写在小报上,从一间牢房传至另一间牢房,一手传一手。
在狱中,张申府还用唯物辩证法向难友们讲述困难的前面就是光明,鼓励难友们树立斗争的信心。他讲得很长,我只能在我们的小报上节录其中精彩的一部分。小报除学术专栏外,还有狱中信息,例如说某号子里边窝头有剩余,谁要?简单活泼,充满着友爱,也解决实际问题。文学方面也有过精彩的作品,下面一首诗便是狱中一位同学写的。这首诗全文如下:
野性的呼唤
我企望那殷红的血迹,
那血迹是为战斗而洒的。
我渴慕那野性的呼唤,
那呼唤是为了450000000啊!
我看见那辽远的信号了,
我听见那粗壮的咆哮了,
虽然镣铐锁住两脚,
心还是奔驰的啊!
《牢狱之花》只办了几期,因我们出狱就停办了。狱友们仍然互相传诵这首诗,它深刻反映了一二·九时代北方青年的心。以后它在《燕大周刊》上公开发表,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
我和第一批同学于4月13日被释放出狱。当时我只知道是由学校保释出来,许多年以后在延安同王世英同志谈起,才知道他当时在北平地下做地方军政当局上层人士的工作,我们那么快就出狱,实际上是因为北平地下党暗中派人向不久前换防至北平的宋哲元(非蒋嫡系部队军长)做了许多工作!
我出了陆军监狱后,顺路走到一个绰号"小老虎"的学运积极分子家中探望。她是华光女中的学生,南下扩大宣传时,被编在燕京同学的队伍里。因为她积极勇敢,大家给她取了一个"小老虎"的绰号。这时她不在家,她姐姐说小妹妹在抬棺游行被打散后,奔跑回家,发现有人盯梢,于是家人就把她送到上海亲友处避风去了。我又在路上碰见孙敬文同学(解放后曾任化工部部长),怕有人盯梢,彼此只是交换了一下眼色,没有交谈。接着我又走到盔甲厂13号埃德加·斯诺家中,给他们夫妇谈了陆军监狱的情况。这时已是夜晚,没有回燕京的班车了,但听斯诺说,燕大美国教授夏仁德还在外国人的国际俱乐部里,可以搭他的车回学校。我和夏仁德教授一家人很熟,决定去找他。斯诺不放心,就陪着我到了俱乐部。夏仁德教授开车送我到燕大南校门。下车后,同学们告诉我,西校门正有许多同学在等着迎接我呢,我立刻又跑到西校门,和同学们热烈拥抱,叙述狱中的情况。
一二·九运动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和香港产生了巨大的连锁反应,全中国掀起了抗日的怒潮。一二·九运动爆发的第二天,杭州、广州、武汉、南京、上海、长沙、太原、桂林、重庆、西安、开封、南昌和香港等许多大中城市的广大师生纷纷上街游行集会,通电支持北平、天津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由燕大和清华大学学生组成的南下宣传第三团发起的民族抗日先锋队在1936年2月正式成立,发表对时局宣言,同时,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发表成立宣言。民先和学救联发展很快,一年后,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七七事变爆发后,民先和学救联协助大量会员投笔从戎,民先总部积极组织和介绍大批学生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他们成为同工农兵结合,献身抗战和革命的一代知识分子,是八路军、新四军的富有活力的新鲜血液。
毛泽东同志对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多次给予高度评价。他在1939年12月9日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说,"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一二·九运动发生在红军北上抗日到达了陕北之时。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帮助了一二·九运动,同时,一二·九运动也帮助了红军。这两件事的结合就帮助了全民抗战的发动,帮助了中华民族。"一二·九运动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和伟大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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