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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运动 》 从雅典到北京 》
第12节：远见家(1)
戴维·米勒 D.W.Miller
第4章 远见家
法国人皮埃尔·德·顾拜旦
国际奥委会第二任主席，1896--1925在任
就目前的情况看，举办第二届运动会与第一届会有所不同。这次我们必须把比赛地点和比赛时间都分散开来。把运动会和节日庆祝绑在一起，"两周奥运赛事"的想法看起来毫无意义。我们真的没考虑到1900年举办的奥运会会出现这么多问题。
按照惯例，我承担广告、电报、通信等方面的工作。在与某些协会--我们寻求帮助的对象交涉时，我们说："即使你们每年都组织一次大型赛事，到1900年，你们能使这项赛事更隆重并且具有国际意义吗？而且，我们还会免去你们提供奖项的义务，这就可以给你们节省一大笔钱……"然而问题却产生了，法国体育运动联合会（USFSA）的人成功地说服了竞技俱乐部和法国网球俱乐部，拒绝接受我们的计划，他们声称仅支持由巴黎市或法国政府建立的此类组织。原因在于法国体育运动联合会当时正在寻求政府资助。其中一名成员甚至用挑衅的语气写信给我："你的不足之处在于你没有勋章可以颁发！" 天哪，我忘记勋章了！在法国我简直快要疯了，组委会主席查尔斯·德·拉·罗什福科（Charles de la Rochefoucauld）在1899年初辞职了，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人们为了传播代表"团结，反对分裂"的法国体育精神，在"爱国主义"的名义下不断地攻击和骚扰我。我不想争辩什么了，我错了……
很显然，体育的概念渐渐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传播开了，尤其在青少年中间，它渐渐取代了那些不健康的娱乐方式和不道德的享乐。……事实上，在1900年，体育精神已经在体育爱好者之间存在了，但普通大众对此却一无所知。正如史隆所言，人们认为这届奥运会是由"巴黎一大帮不求上进的人组织的"，四处都是怀疑与流言。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而我们所获甚微。没有钱，没有运动场，没有场地……大多数当代的政治家们都认为奥林匹亚完全是一个多余的、古怪的词语，甚至在六年后的一次宴会上，部长们仍然对这个词嗤之以鼻。
1900年的奥运会上，运动员们都尽力了，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这些成绩无关奥林匹克精神。国际奥委会的一位同事说："我们的理念虽已被应用，但在实践过程中却变成了一盘散沙。"这说明，我们不应该把奥运会看成是博览会的附庸，它应该是一场独立的运动会，否则，其哲学及教育意义都将功亏一篑。不幸的是，奥运会与博览会的联姻比我们想象得更牢固、更持久。由于预算的原因，1904和1908年，我们都没能中断它与博览会的联系。直到1912年在瑞典，我们才彻底地切断了这种关系。（选自搜集的资料）
如果说1900年根本没有举办奥运会，这也是符合事实：从5月一直到10月都没有举行任何正式的开幕式和闭幕式；非职业选手和职业选手们都参加了比赛，将整个奥运会弄得乱七八糟，以至于好几年后，许多选手甚至还不知道自己是奥运会冠军；顾拜旦也变得默默无闻，仅在布洛涅森林举行的田径赛中很高调地露过一次面。作为世界博览会的一部分，这次奥运会似乎不过是一场小型的巴黎杂耍，在巴黎的宣传中将它描述为一个"国际体育健身运动会"，仅有19个国家的选手参与了竞技。顾拜旦的奥运理念即便没有被抛到九霄云外，也被忘得差不多了。
因为创办了世界上最受人欢迎的体育赛事，顾拜旦在今天得到了世人一致的赞扬。但从1896年到1900年，确切地说还包括后来的大约八年时间，顾拜旦一直受人诟病，霉运连连，差点被人们的口水淹死。然而，他对教育和体育的无私奉献精神却一如既往。他对一位朋友说："在我们已把工作搞得如此糟糕的情况下，奥林匹克运动还能幸存下来真是一个奇迹。"与其说是运气，不如说是坚强的信念在支持着他的追梦之旅，激励着他勇敢地面对别人的质疑，继续在甚至充满着敌意的环境中踽踽独行。
1863年1月1日，顾拜旦男爵出生于巴黎市伍狄诺大街20号一个古老的意大利家族，这个家族在法国已经生活了近500年，一位祖先曾经是路易十一的内务大臣，"德o顾拜旦"这个封爵及其家徽是路易十一在1477年赐予的。顾拜旦的祖父在路易十八统治时期被赐封为世袭男爵，并在诺曼底定居下来。他母亲是"征服者威廉"一个助手的后裔。按当时的惯例，年轻的皮埃尔o顾拜旦度过了一段军旅生涯。
顾拜旦早年主修文学、历史学和社会学。他进入体育界也并非是以一种专业的态度，而只是对悠然自得地划船、击剑和拳击较感兴趣。顾拜旦早期的导师曾引导他研究当代哲学家弗雷德里克o雷普勒(Frederic LePlay，他关注阶级分化对法国社会的威胁)的社会理论。在19世纪的经典自由主义（个体发展的自由）理论的意义上，顾拜旦认为一个进步的社会就应该是自由的。与此同时，他也深信，国籍是个人身份的基础。然而，当他全力操办的奥运会逐渐成型时，国际奥委会却开始出现矛盾：具有严格的国家代表性的个体之间存在着对立与竞争。紧接着的一个世纪里，奥运会声名鹊起，达到如日中天的地步，而由这个矛盾所引起的种种责难始终没有消失：国家的奖牌榜盖过了个体的成绩。这对创办者来讲或许是一种讽刺？
作为国际奥委会的主席，他和继任者埃弗里o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一起，经过精心策划，提出了作为宗教形式的"奥林匹克主义"-- 一种纯洁但并不简单的哲学，他们相信它会超越不同国家的政治及宗教差异。尽管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奥运会不仅完成了顾拜旦的夙愿，而且比他想象的还要好:它熄灭了宗教斗争的火苗，把来自政治上对立的国家或地区（如共产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中国大陆和台湾，朝鲜和韩国，伊朗和伊拉克等）的运动员们集中到一起。此外，他的个人主义也有瑕疵：对阶级差异的过于迟钝或是天真的理解使他片面地将英国的体育运动界定为业余主义的，并以此作为体育教育的绝佳案例。尽管顾拜旦也曾坚定地宣称："我将用体育运动中的冒险与超越精神重塑年轻人（无论出身、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和职业差异）的身体与性格，让他们变得坚强，心胸宽广。"但在很大程度上，他对世纪交替之际的妇女权益及解放运动仍然视而不见，并无任何支持。无论如何，带有贵族气质的顾拜旦对女士们在众目睽睽下香汗淋漓的形象还是心存芥蒂。
王承教等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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