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粤语文化大举“北伐”之前，北方人是看不起粤语的。
北方人管粤语叫“鸟语”，说是听起来像鸟叫。广东人比北方人少，就没敢说北方人说话像驴叫。想想广东人也真是可笑，他们把五岭以北的人统统叫做“北佬”，包括湖南人。其实湖南人哪里会是“北佬”？明明是“南蛮”嘛！他们当中固然有说西南官话的，算是说北方话，但“正宗”的湖南人说湘语，湘语可是南方方言的一种，何况不论说西南官话的，还是说湘语和赣语的，都吃米，很少吃面。湖南人实在不能算是北方人。
湖南也是很牛逼的，就像广东现在很牛逼一样。近百年来，湖南这地面上领袖人物出了不少，毛泽东、刘少奇、胡耀邦、朱镕基。再往前，曾国藩也算得上是举足轻重，但湖南话成不了国语。我就是湖南人，要我选国语，也不投湖南话的票。
湖南话怎么就不能当国语呢？除不好懂外，也不好听，远不像北京话那样神完气足字正腔圆。即便湖南的官话长沙话，
比起北京话来，也土得掉渣。不是长沙话本身有什么毛病，而是因为长沙从来就没有当过全国的政治中心，而一个不是全国政治中心的地方，它的方言是不可能成为国语基础的。
南腔北调的成因也大约就在这里了。中国的政治中心长期在北方。西安、洛阳、开封、北京，统一王朝京城的迁徙，大约是东进北上，转来转去，总在北纬34度以上，也就是黄河流域和黄河以北。如果跑到长江以南，那就糟糕，只能叫“偏安”了。所有的臣民，都会盼望那“王师北定中原日”。至于那些建都江南的，则多半是短命王朝，而且只有半壁江山，甚至半边都没有。比如东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还有南宋，再小一些的不说也罢。定都北方，则往往都能长治久安。比如汉，比如唐，比如宋、元、明、清。明政权本来也是在南京的，后来被朱棣搬到北京去了，这一搬，很持久地就混了二百多年。要是仍在南京坐天下，那命运就很难讲。
北方总是趋向于统一。统一中国的，也总是北方人，或者从北方开始，南方则总是各自为政，自行其是，包括说话。北方也容易统一，沃野千里，一马平川，站在高处喊一嗓子，大伙儿就全听见了。便是逐鹿中原，也痛快。不像南方，坑坑洼洼，曲里拐弯，到处是崇山峻岭，到处是江河湖泊，重重叠叠，云遮雾障，想抓个俘虏都不容易，人一闪就没了影儿，你上哪儿找去？所以，仗一打到南方，往往就没了快刀斩乱麻的痛快劲儿，拉拉扯扯，纠纠缠缠，没完没了。等到好不容易打下来，也就不再有进行文化统一的雄心壮志。只要南方人挂了降旗服了软，哪怕口服心不服，也就拉倒。过去怎么过日子，今后也还怎么过日子；过去怎么说话，今后也还怎么说话。哪怕是说“鸟语”，也不管不问了。不这么着也不行，管不了嘛！要管，也只管得了官，管不了民，而且，也只能要求官们在官场上说官话，管不了他们在家里面说土话。
于是统一的北方就有了统一的语音，松散的南方则继续七嘴八舌。前面说过，北方方言内部的分歧是很小的，语音系统也比较简易。北方方言四大块，华北、西北、西南、江淮，这是现代的分类。隋唐宋金时，北方方言却是汴洛（中原）、燕赵（河朔）、秦陇（关中）、梁益（巴蜀）四类，可见北方原先也不怎么统一，但后来汴洛和燕赵先统一了起来，成为北方方言的代表——华北方言，而且又占领了东三省。秦陇变成了西北，梁益变成了西南，江淮算是后发展的，它们与“正宗”官话（华北方言）的分歧，顶多也就是这三个次方言区中人，可能会男、蓝不分，跟、庚不分，信、性不分，或资、知不分，雌、吃不分，四、是不分。比方说，把“男裤子”说成“蓝裤子”，把“是十九路”说成“四十九路”。其他，也就是调门的事了。
南方方言就复杂得多，和北方方言相比也隔膜得多。比如一个南方学校的校长宣布：“教职工开会，家属也参加。”在北方人听来，便可能是“叫鸡公开会，家畜也参加”。光是听不懂倒也罢了，有些南方话，就连写出来也是看不懂的。比如“伲拨俚吓仔一跳”，“佢分一本书”，“我畀狗咬咗”，“汝店遮看会着”，你懂吗？其实它们分别是苏州话“我被他吓了一跳”，客家话“他给我一本书”，广州话“我被狗咬了”和闽南话“你看得见吗”。这种说法，不要说北方人不懂，南方其他地方人，也未必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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