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进去以后（指参选台湾‘立法委员’），我会练习去影响他们不要作敌对的，因为他们跟我敌对的结果就是杀来杀去的。可是事实上不可能杀去，因为我杀来的时候，他们已经被我消灭了，所以不发生杀去的后果。可是我觉得我应该争取他们，使他们觉得不要再偏离这种真正的世界大气候的主流，不要关着门自己做皇上、做皇帝，没出息。台湾人不要这么笨。我想我在这方面可以影响他们，使他们回归到大家对整个中国人的处境有一个好的态度。这也是我竞选的标语，号召的就是向老共(共产党)要和平，向老美(美国)要公平，向民进党要太平，心怀不平的每一个人和李敖一起抱不平。这是我的构想，我想我会实现这四个构想的。
“我不代表对两岸问题不敢讲真话的泛蓝，更不代表极力去中国化的泛绿，但我敢于称自己为泛红。两岸问题将是我在‘立法院’问政时的第一优先议题。我自信有能力打破‘立法院’谈两岸和平统一色变的所谓寒蝉效应。
“跟共产党的关系讲任何公道话或正确的话都会被戴帽子，打杠子，会被打压，被污名化。所以，大家不敢讲真话了。我觉得，我有最好的一次机会可以堂堂正正地把两岸关系的正确方向指出来，并且加以证明。这就是我就是要作为所谓的‘国会议员’也好，‘立法委员’也罢，所真正要做的事情。
“将以‘立法委员’的身份向台湾人民痛陈统独的利害，历数缓和两岸关系可能给台湾带来的好处。在这方面我并不想讲大道理，我跟台湾这边不谈民族大义，不谈这个大的道德标准。我是谈算小账，就是如果大陆是我们的穷亲戚，他们苦哈哈的，当然不要理他们。现在他们发了，有钱了，我们要占他们便宜呀。如果两岸一国两制了，我们可以占多少便宜呀，我一样一样给他们算出来，写出来，讲出来，指出来。
“邓小平说得很清楚，台湾的统一是基于两个事实，就是香港的一国两制是不是成功，一个是我们祖国的经济有没有做起来。祖国强大了，吸引力大了，他（“台独”分子）不认同，他能跑到哪儿去？我谈一国两制，他们说一国两制不好，两制就等于给你机会，给你面子嘛。所以这些人是一群混蛋，我跟这些人住在一起，不要那么重视他们。我认为一国两制是非常好的制度。邓小平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什么是一国两制呀？50年双方不变，你是你，我是我，而台湾可以保留军队，保留司法，甚至可以保留特务。中国大陆的人不到台湾来做官，而台湾的人可以到北京的中央政府做官，而这个官呢，后来被定义为国家的副领导人都可以给台湾人来做。没有‘谁吃掉谁’。大陆没有说我们谈判就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只说我们只承认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国号、国名、国旗都可以讨论。50年的和平，只要你承认一个中国，有什么害处呢？台湾说，我们有尊严，所以我不干。可是台湾你的尊严在哪里呢？我可以告诉你，就是台湾的民众被一些人骗，认为我们要不惜跟大陆一战，我们要保持台湾人的尊严。他们丢人现眼，抱美国人的大腿活到现在，活了50年，不算没有尊严。因为跟大陆有关，尊严就来了，你不觉得很可笑吗？
“台湾和平‘独立’是永无可能的，那些人整天嚷嚷‘独立’，说不让三通，怕‘共匪会特种攻击’云云。一边台湾每年从大陆挣回200亿美元，一边从美国大爷那儿买军火同大陆叫嚣实力均衡，真是胡闹，当台湾人是傻冒，我是不傻的，天下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情。
“台湾说白了是一个淘气不听话的孩童，一边天天惹大人生气，一边肚子饿了还是要回家吃。在外淘气了，又怕挨打，只能拉个别家大人来说情，说情归说情，自家大人碍于面子总不好当面责罚的也就罢了。但真要是从此说要给别人当儿子了，话一出口，肯定是少不了一顿恶揍的。打哭了，跑到别人家，别家大人定也不敢收留的，硬要留下，大人之间打起来伤了和气可就不是小事了。
“我认为，只要中国能够强大起来，统一根本不是问题。他们是希望等‘奇迹’，希望中国乱。国民党过去在《中央时报》有篇社论，标题是《民国53年(也就是1964年)共匪崩溃论》，结果是到现在也没有崩溃。 现在美国承认中国是拥有核武的国家。只要中国能够保持最后和美国翻脸的本钱，中国统一不足为虑。过去法国总统戴高乐不是一直要搞原子弹吗？后来被它捣鼓出来一个。有人说，你有一个算什么，苏联有200个。戴高乐就说，我炸他一次与他炸我两200次有什么区别？莫斯科只需要一个就毁掉了。所以对美国而言，中国大陆只要至少有一个导弹可以打到夏威夷或者说关岛，就好了。如果台湾现在要‘独立’，你美国不拦住，我就收拾它。你美国要干涉，要捣乱，我跟你翻脸。你炸我200个城好了，我炸你一个，你敢不敢玩？美国一个城市毁掉了，它的政府也垮掉了。那时候中国是理直气壮，台湾没有你保护，不敢同我对抗，你也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你也看得清清楚楚，我已忍耐到边上了。如果要‘独立’，美国不吭气怎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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