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礼仪 》 礼记正义   》 卷十一王制第五      郑玄 Zheng Xuan    孔颖达 Kong Yingda

　　陆曰：“如字，徐于况反。卢云：‘汉文帝令博士诸生作此篇。’”
　　[疏]正义曰：案郑《目录》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记先王班爵、授禄、祭祀养老之法度，此於《别录》属制度。”《王制》之作，盖在秦汉之际。知者，案下文云“有正听之”，郑云“汉有正平承，秦所置”。又有“古者以周尺”之言，“今以周尺”之语，则知是周亡之后也。秦昭王亡周，故郑答临硕云：“孟子当赧王之际，《王制》之作，复在其后。”卢植云：“汉孝文皇帝令博士诸生作此《王制》之书。”
　　
　　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二五，象五行刚柔十日。禄，所受食。爵，秩次也。上大夫曰卿。○王者如字，徐于况反。十日，人一反。
　　[疏]“王者”至“五等”。○正义曰：此一经论为王者之制禄爵，公、侯、卿大夫以下及士之法。凡王者之制度，禄爵为重，其食禄受爵之人，有公、侯、伯、子、男，并南面之君，凡五等也。其诸侯之下，北面之臣，有上大夫卿，有下大夫，有上士，有中士，有下士，凡五等也。南面之君五等，法五行之柔日。北面之臣五者，法五行之柔日。不以王朝之臣，而以诸侯臣者，王朝之臣本是事王，今《王制》统天下，故不自在其数，谓制统天下之君及天下之臣，取君臣自相对，故不取王臣也。此作记者，虽记虞氏皇而祭之文，大都总记茸荃制度，故言王者之制，不云帝皇制也。不云天子制者，《白虎通》云：“王是天子爵号。”《穀梁传》曰：“王者，仁义归往曰王，以其身有仁义，众所归往谓之王。”王者制统海内，故云“王制”，不云天子制也。凡王者不得称官，故《学记》云“大德不官”，而得称职，故《诗》云“衮职有阙”，《考工记》云“国有六职”，坐而论道，谓之王公”是也。此并互文以见义。既天子不官，亦当不主一职。若以主天下为职，亦得管天下为官矣。禄者，穀也，故郑注《司录》云“禄之言穀，年穀丰乃后制禄”，《援神契》云“禄者，录也”，《白虎通》云“禄者，录也。上以收录接下，下以名录谨以事上”是也。爵者，尽也，熊氏云“醮尽其才而用之”，故《白虎通》云“爵者，尽也，所以尽人才”是也。按下文云“位定然后禄之”，又《大司徒》云“十有一曰以贤制爵”，“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并禄在爵后。此禄在爵前者，禄是田财之物，班布在下，最是国之重事，须裁节得所，王者制度重之，故在於先，故此经下文先云天子之田，乃云诸侯之田，次云制农田，又云“下士视上农夫禄”，又云“君十卿禄”，并先言禄。下始云次国上卿当大国中卿，是后云爵也。熊氏、皇氏以为试功之禄，故在爵前。按此王者制度，必当举其正礼，何得唯明试功之禄？下云“君十卿禄”，岂试功乎？熊氏、皇氏之说，於义疑也。公者，按《元命包》云：“公者，为言平也，公平正直。侯者，候也，候王顺逆。伯者，伯之为言白也，明白於德也。子者，奉恩宣德。男者，任功立业。”此五等者，谓虞夏及周制。殷则三等，公、侯、伯也。此公、侯、伯、子、男，独以侯为名，而称诸侯者，举中而言，又《尔雅》侯为君，故以侯言之。伯亦居中，不言诸伯者，嫌是东、西二伯，及九州之伯故也。上大夫卿者，见下文云“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禄”，是下大夫之上则有卿，故知上大夫即卿也。此上大夫卿外，惟有下大夫，所以下文除卿之外，更有上大夫、下大夫者，谓就下大夫之中，更分为上下耳。卿者，《白虎通》云：“卿之言向也，为人所归向。”大夫者，达人，谓扶达於人。上者，事也，皇氏、熊氏皆为任职事。其大夫之称，亦得兼三公，故《诗》云“三事大夫”，谓三公也。上大夫卿，亦兼孤也，故《春秋》阳处父为大傅，经云“晋杀其大夫阳处父”是也。孤亦称公，故《乡饮酒礼》云“公三重”，是孤也。卿亦得称公，故《春秋》襄三十年传云郑伯有之臣，称伯有曰“吾公在壑谷”。士既命同，而分为三等者，言士职卑德薄，义取渐进，故细分为三。卿与大夫德高位显，各有别命，不复细分。其诸侯以下，及三公至士，总而言之，皆谓之官。官者，管也，以管领为名，若指其所主，则谓之职，故《周礼》云“设官分职”，通卿、大夫、士也。知诸侯亦为官者，《尚书·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下云“外有州牧侯伯”，是州牧侯伯亦为官也。若细而言之，诸侯非偏有所主，则非官也，故《学记》云“大德不官”，注云“天子诸侯”是也。诸侯亦称职，故《左传》云“小有述职，大有巡功”，述职谓诸侯朝天子，是诸侯称职也。其爵，则殷以前大夫以上有爵，故《士冠礼》云“古者生无爵，死无谥”，谓士也。周则士亦有爵，故郑注“周制以士为爵，死犹不为谥耳”是也。○注“二五”至“十日”。○正义曰：知象阴阳者，按《元命包》云“周爵五等法五精”，注云“五精，是其总法五行，分之则法五刚，甲、丙、戊、庚、壬。其诸侯之臣法五柔，乙、丁、巳、辛、癸”是也。
　　
　　天子之田方千里，象日月之大，亦取晷同也。此谓县内，以禄公、卿、大夫、元士。○晷音轨，日影。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视公侯，天子之卿视伯，天子之大夫视子男，天子之元士视附庸。皆象星辰之大小也。不合，谓不朝会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国事附於大国，未能以其名通也。视犹比也。元，善也。善士谓命士也。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合伯、子、男以为一，则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异畿内谓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犹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狭也。周公摄政致大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礼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后为公，及有功之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为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国小，爵卑而国大者，唯天子畿内不增，以禄群臣，不主为治民。○朝，直遥反，卷内皆同。畿，求衣反。狭音洽，后文同。太平音泰。斥，昌石反。黜陟，上丑律反；下竹力反。主为，于伪反，下“为有”，“亦为有”同。
　　[疏]“天子”至“附庸”。○正义曰：此一节论天子畿内之田及畿外五等诸侯，及畿内公、卿受地多少之法，各随文解之。○注“象日”至“元士”。○正义曰：按《元命包》云“日圆望之广尺，以应千里”，故云“象日月之大，亦取晷同也”者。按《考灵耀》云“地与星辰四游升降於茸茯里之中。夏至之景，尺有五寸，是半茸茯里，得万五千里”。故郑注《司徒》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是千里同一寸也。细而言之，就千里之内，亦渐渐分数不同。此云同一寸者，大略而言之，非但象日月大小，又取晷同，故云亦。云“以禄公、卿、大夫元士”者，即下文“三公之田视公侯，天子之卿视伯”以下是也。按下注云“待封王之子弟”，此唯言“公、卿、大夫、元士”者，举正者言之耳。○注“皆象”至“治民”。○正义曰：“皆象星辰之大小也”者，按《元命包》云“王者封之，上应列宿之位”，注云“若角亢为郑，房心为宋之比”。又云“其馀小国不中星辰者，以为附庸”，是象星辰大小也。非但象星辰，其百里者又象雷，故《援神契》云“王者之后称公，大国称侯，皆千乘，象雷震百里”，是取法於雷也。其七十里者倍减於百里，五十里者倍减於七十里，故《孝经》云德不倍者，不异其爵；功不倍者，不异其土，故转相半，别优劣。云“不合谓不朝会也”者，谓不得与诸侯集合朝会天子也。云“小城曰附庸”者，庸，城也，谓小国之城，不能自通、以其国事附於大国，故曰附庸。此不能五十里，故为小国之城。若《诗》“崇墉言言”，及《易》“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是大国之城亦名庸也。云“元，善也。善士谓命士也”者，按《易·文言》云“元者，善之长也”，故元为善也。按《周礼》注“天子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故云“善士谓命士”，则上中下之士，皆称元士也。天子之士所以称元者，异於诸侯之士也。《周礼》公侯伯之士，虽一命不得称元士，其夏、殷以上，诸侯之士皆不命也。故下文云“小国之卿，与下大夫一命”，是士不得命也。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者，以夏会诸侯於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若不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则不得为万国也。故知夏爵三等之制，如此经文不直举夏时，而云殷所因者，若经指夏时，则下当云万国，不得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国，故以为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其国则少於夏也。云“殷有鬼侯梅伯”，按《明堂位》云“脯鬼侯”，又《吕氏春秋》云“昔纣为无道，杀梅伯而醢之，杀鬼侯而脯之，以礼诸侯於庙”，《楚辞》云“梅伯菹醢”，是殷有鬼侯梅伯也。郑引此者，证殷有侯有伯，二王之后称公，则殷亦有公可知也。云“《春秋》改周之文，从殷之质，合伯、子、男以为一”者，按《公羊传》桓十一年九月，“郑忽出奔卫。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辞无所贬”，何休云“《春秋》改周之文，从殷之质，合伯、子、男为一，一辞无所贬，皆从子”。《春秋》之时，伯亦得称子，子亦得称伯。今郑是伯爵，忽若称子，与成君无异，则不见在丧之降贬，故在丧降而称名，非为贬责称名，故云辞无所贬。何休之意，合伯、子、男为一，皆从称子也。郑康成此注之意，合伯、子、男以为一，皆称伯也，与何休不同，故郑云“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若殷家夷狄之君，大者亦称伯，故《书序》云“巢伯来朝”，注云“伯，爵也。南方远国”。云“则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者，则公百里，侯七十里，伯五十里也。云“异畿内谓之子”者，畿外既有公、侯、伯，标异畿内，特谓之子爵。虽为子，若作三公，则受百里之地。若作卿，则受七十里之地。若作大夫，则受五十里之地。殷家虽因於夏，畿内之制，与夏不同。夏之畿内国，皆方五十里，故郑注《尚书》万国之数云“四百国，在畿内”，是皆五十里。殷之畿内，据下文“有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国”，是与夏不同也。张逸问：“殷爵三等，公、侯、伯，《尚书》有微子、箕子何？”郑答云：“微子、箕子，实是畿内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故云子也。”云“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者，按《尚书·武成》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既云“列爵惟五”，故知增以子、男也。云“而犹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狭也”者，解所以列爵既五，则应五等之土，上公五百里以下，犹因殷之地。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为三等，以虽伐纣，九州之地尚隘狭，未得五等之封故也。云“周公摄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礼成武王之意”者，斥大谓开斥广大，於先中国方三千里，今方七千，是斥大九州之界也。武王既列爵惟五，是意欲为五等之封，但为界狭。今周公为五等之封，是成武王之意。云“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以下，皆《大司徒职》文。云“所因殷之诸侯，亦以功黜陟之”者，谓周之诸侯，既以有功封建其国，所因殷之诸侯，既无大罪，不可以绝灭。亦如周之诸侯，以勋多少黜退之，升陟之。殷之诸侯大者百里，今日有功则升陟，或二百里，或三百里，是陟之也。云黜者，谓於周家有过，诸侯党纣为恶者，皆黜退之，不复得为诸侯。或黜咸至七十、五十里，或有罪黜为附庸也。云“其不合者，皆益之地为百里焉”，谓其不以功过黜陟者，谓平常诸侯，皆益之地，使满百里焉。云“周世有爵尊而国小，爵卑而国大”者，张逸疑而不解，以问於郑，郑答之云：“设今有五十里之国於此，无功可进，无过可退，亦就益其地，为百里之国。爵尊而国小者，若虞虢之君，爵为公，地方百里。爵卑而国大者，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二百里，皆大於虞虢。”郑通言男亦二百里者，据男有功，得附庸者言之耳，大於虞虢百里之意。云“惟天子畿内不增以禄群臣，不主为治民”者，解畿内之地，公、侯、伯、子、男皆增其地，今畿内、公卿大夫采地不增益之者，本以禄赐群臣，不须增益其地，以其不主为治民者也。外土诸侯本为治民，须使民利国，故须增益其封。周之畿内有百里之国，有五十里之国，有二十五里之国。郑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国凡四都，五十里之国凡四县，二十五里之国凡四甸。”故崔氏云：“畿内有百里之国，有五十里之国，有二十五里之国。”《元命包》云：“周爵五等法五精，《春秋》三等象三光。”说者因此以为文家爵五等，质家爵三等。若然，夏家文应五等，虞家质应三等。按《虞书》“辑五瑞”，“修五礼五玉”，岂复三等乎？又《礼纬含文嘉》云：“殷爵三等，殷正尚白，白者兼正中，故三等。夏尚黑，亦从三等。”按《孝经》夏制，而云公、侯、伯、子男，是不为三等也。《含文嘉》之文，又不可用也。
　　
　　制：农田百亩。百亩之分，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也。农夫皆受田於公，田肥墽有五等，收入不同也。庶人在官，谓府史之属，官长所除，不命於天子国君者。分或为粪。○分，扶问反。食音嗣，下同，徐音自。差，初佳反，徐初宜反，下注同。墝本又作墽，苦交反。长，丁丈反，下文及注皆同。粪，方运反。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禄，君十卿禄。次国之卿三大夫禄，君十卿禄。小国之卿倍大夫禄，君十卿禄。此班禄尊卑之差。
　　[疏]“制农”至“卿禄”。○正义曰：此一节论制农田有上中下，以禄庶人在官及士大夫，并卿及君之禄，各随文解之。○注“农夫”至“为粪”。○正义曰：“农夫皆受田於公”者，以经云“制农田”，是王者制度；授农以田，是农夫受田於公也。云“肥墽有五等，收入不同也”者，按《周礼》地有九等，故《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注云“有夫有妇，然后为家。自二人以至於十人为九等”，“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则授之以上地，所养者众也。男女五人以下，则授之以下地，所养者寡也。正以七人六人五人为率者”，举中而言。如郑此言上地家七人者，为中地之上；家六人者谓中地之中；家五人者谓中地之下。以此推之，下地之上家四人，下地之中家三人，下地之下家二人，则上地之上家十人，上地之中家九人，上地之下家八人，是有九等，从十人而以至於二人。此经地惟五等，自九人而下至五人不同者，《大司徒》所云农夫授田，实有九等。此据准庶人在官之禄，最下者犹五人，故从上农夫至五人而已。《司徒》“上地家七人”，此云“上农夫食九人”者，谓上中之地亦为上地，即上农夫，不言上上者，欲取九人当下士禄，亦与《司徒》不异也。既有九等，按《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地惟有三等者，《大司徒》言其大纲，其实不易、一易、再易各为三等，则九等也。按《异义》：“《左氏》说山林之地，九夫为度，九度而当一井。薮泽之地，九夫为鸠，八鸠当一井。京陵之地，九夫为辨，七辨而当一井。淳卤之地，九夫为表，六表而当一井。疆潦之地，九夫为数，五数而当一井。偃猪之地，九夫为规，四规而当一井。原防之地，九夫为町，三町而当一井。隰皋之地，九夫为牧，二牧而当一井。衍沃之地，九夫为井。赋法积百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赋者六十四井，则千里之畿，地方百万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万井，定出赋者六十四万井，长毂万乘。”如《异义》此说，则方十里凡百井。三十六井为山川坑岸，六十四井为平地出税。按郑注《小司徒》成方十里，缘边一里，治为沟洫，则三十六井，其馀方八里为甸，六十四井出田税，与《异义》不同者，《异义》所云通山林薮泽九等而言之，郑注《小司徒》者，据衍沃平地而言之，所以不同也。《异义》九等者，据大略国中有山林，至衍沃之等言之。《周礼》九等者，据授民地肥瘠有九等，与《异义》不同也。《尚书·禹贡》注云：“一井上上，出九夫税，上中出八夫税，上下出七夫税，中上出六夫税，中中出五夫税，中下出四夫税，下上出三夫税，下中出二夫税，下下出一夫税。”所以又有此九等者，以《禹贡》九州有上中下九等。出没不同，故以井田计之，以一州当一井。假令冀州上上出九百万夫之税，兖州下下出一百万夫之税，是九州大较，相比如此，非谓冀州之民皆出上上，兖州之民皆出下下，与《周礼》九等又不同也。所以上农夫得食九人者，以《史记》云上地亩一钟，钟六斛四斗，百亩百钟，则六百四十斛。按《食货志》又云“上孰，其收自四斛”，则百亩四百斛也。按《廪人》中岁人食三鬴，其九人之内，老幼相通，不皆人食三鬴，故食九人也。其民之常税不过什一，又庶民丧祭费用又少，且年有丰俭，不恒上孰。崔氏以为亩皆一钟，人恒食四鬴，又为什二而税，又云祭用数之仂者，苟欲计筭使合其义，非也。云“庶人在官，谓府史之属”者，则《周礼·大宰》云“府六人，史十有二人。”云之属，谓工人、贾人及胥徒也。云“官长所除，不命於天子国君者”，官长谓冢宰为天官之长，司徒为地官之长，自所命，或若大府为府藏官之长，大司乐为乐官之长是也。言所除者，谓所命之官，除去其旧名籍。《周礼》注云“凡府史以下，官长所自辟除”，以其非九命之内，故知不命於天子国君也。若子男之士虽无命，亦当命於国君也，以其称士故也。○注“此班”至“之差”。○正义曰：经云“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其耕也”，则庶人在官者，虽食八人以下，不得代耕，故《载师》有官田，谓庶人在官之田，大夫以下，位卑禄少，故大小国不殊，卿与君禄重位尊，故禄随国之大小为节。按《周礼》天子卿、大夫、士，与诸侯之臣执贽同，则禄亦同也。此自下士至小国之卿倍大夫禄，皆据无采地者言之，故郑答临硕云：“王畿方千里者，凡九百万夫之地，三分去一，定受田者三百万夫。出都家之田，以其馀地之税，禄无田者，下士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三十六人，下大夫七十二人，中大夫百四十四人，卿二百八十八人。
　　
　　次国之上卿，位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小国之上卿，位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此诸侯使卿大夫覜聘并会之序也。其爵位同，小国在下，爵异，固在上耳。○覜，吐吊反。
　　[疏]“次国”至“大夫”。○正义曰：此一节论诸侯使卿、大夫、士覜聘班序行列之法，各随文解之。○注“此诸”至“上耳”。○正义曰：经文既称大国小国大小并在则非是特来故知使卿大夫覜聘并会也。云：“其位爵同小国在下者，爵同，谓同作卿也。据经文，小国卑於大国，故知小国之卿在大国之卿下。云“爵异，固在上耳”者，谓大国是大夫，小国是卿，则经云小国之卿，位当大国之上大夫，是小国之卿，爵异於大国之大夫。其爵既异，固当在大夫之上。必知爵异，小国在上者，以其卿执羔，大夫执雁，使卿絺冕，大夫玄冕，故知小国之卿，不得在大国大夫之下也。
　　
　　其有中士下士者，数各居其上之三分。谓其为介，若特行而并会也。居犹当也。此据大国而言，大国之士为上，次国之士为中，小国之士为下。士之数，国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以位相当，则次国之上士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小国之上士当大国之下。凡非命士，亦无出会之事。《春秋传》谓士为微。○三分如字。为界音界。
　　[疏]“其有”至“三分”。○正义曰：中士者，谓次国之士。下士者，谓小国之士。大国之士既分为三分，次国小国之士亦分为三分。今大国之士既定在朝会，若其有中国之士小国之士者，其行位之数，各居其上国之三分之二，谓次国以大国为上，而次国上九当大国中九，次国中九当大国下九，是当其大国之三分之二。小国以次国为上，小国上九当次国中九，小国中九当次国下九，亦是居上三分之二也。是各居上之三分。○注“谓其”至“为微”。○正义曰：言“谓其为介”者，若《聘礼》“士介四人”是也。若特行，则隐元年“及宋人盟於宿”是也。本国出使，其行至他国，与诸国并会也。云“此据大国而言”者，以经必云中士下士，不云上士，是文以大国为主，以中国下国来当之，故知据大国而言。云“大国之士为上，次国之士为中，小国之士为下”者，解经之中士为中国之士，下士为下国之士。经虽无上士之文，以中士下士类之，则上士为大国之士也。就上士中士下士之内，各分为上九、中九、下九。言大国之士为上，不解经之上字者，自谓次国以大国为上，小国以次国为上耳。云“凡非命士，亦无出会之事”者，即《祭法》庶士是也。云“《春秋传》谓士为微”者，隐元年“及宋人盟於宿”，《公羊传》云“孰及之？内之微者也”，是谓士为微也。
　　
　　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国。名山大泽不以封，其馀以为附庸间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国。建，立也。立大国三十，十三公也。立次国六十，十六卿也。立小国百二十，十二小卿也。名山大泽不以封者，其民同财，不得障管，亦赋税之而已。此大界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为县内，馀八各立一州，此殷制也。周公制礼，九州大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有九也。其一为畿内，馀四十八。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设法一州，封地方五百里者不过四，谓之大国。又封方四百里者不过六，又封方三百里者不过十一，谓之次国。又封方二百里者不过二十五，及馀方百里者，谓之小国。盈上四等之数，并四十六。一州二百一十国，则馀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凡处地方千里者五方，百里者五十九，其馀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间音闲，章，之尚反。
　　[疏]“凡四”至“十国”。○正义曰：此一节论四海之内九州，州别建国多少及附庸间田之法，如郑所注，此经云是殷法也。《周礼》则九服，夷镇蕃三服谓之四海，四海之内，谓要服以内。殷则服数无文，则必不与周同。按《尔雅·释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孙炎云：“海之言晦，晦闇於礼义。”此言四海之内，谓夷狄之内也。地方三千里，以开方计之，三三如九，方千里者有九。其一为天子县内，下文具之。以外八州，州别方千里者有一。州建百里之国三十，是公国也；七十里之国六十，是侯国也；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是伯国也，是一州凡二百一十国。必二百一十国者，按《元命包》云：“阳成於三，列於七，三七二十一，故二百一十国也。”“其馀以为附庸间田”，谓置二百一十国外之馀地，为附庸间田也。若封人，附於大国谓之附庸。若未封人，谓之间田。每州二百一十国所馀之地者，则下文云“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是也。○注“建立”至“地也”。○正义曰：建是树立之义，故建为立也。云“立大国三十，十三公也”者，郑以天子县内三公之国亦百里，今畿外大国亦百里，是准拟畿内三公之地，故云“十三公”也。每十个国则准一公，是三十国准於三公也。云“立次国六十，十六卿也”者，亦以畿内六卿之地方七十里，今畿外次国亦七十里，故知准拟六卿，言十於六卿六十也。通三孤则谓之九卿，据有职事者言之，故为六卿也。云“立小国百二十，十二小卿也”者，小卿则天子畿内大夫，国方五十里，今畿外小国亦五十里，是准拟大夫，当十於十二小卿也。定本云“十十二小卿”，重有十字，俗本直云十二小卿，俗本误也。云“名山大泽不以封者，与民同财”者，若封诸侯，则诸侯为主，若不得取其财物，故不封诸侯，使民共取，故《山虞职》云“令万民时斩材，有期日”是也。云“不得障管，亦赋税之而已”者，既不封诸侯，其诸侯不得障塞管领，禁民取物，民既取物，随其所取赋税而已，故《泽虞》云“使其地之人，守其财物，以时入之于王府”是也。定本云“不得不管，亦赋税而已”，谓虽不封诸侯，诸侯不得不管。若如此解，则於“而已”二字为妨，恐定本误也。云“此殷制也”者，以夏时万国，则地馀三千里，周又中国方七千里，今大界三千，非夏非周，故云“殷制也”。其实夏之末年，亦与殷同方三千里，故下云“天子之县内”，郑注云“县内，夏时天子所居州界名也”。又云“夏末既衰，夷狄内侵”，“土地减，国数少”是也。云“周公制礼，九州大界方七千里”者，按《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谓之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要服，服五百里，通王畿四面相距为七千里。《大行人》要服已外，即云“九州之外，谓之蕃国”，是要服以内为中国也。云“设法一州，封地方五百里者不过四”者，言设法谓假设为法，非实封也，故《职方》云“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则四公”，注云“每事言则者，设法也”，是不实封。必知不实封者，以每州有四公，八州则三十二公。周之上公，则惟杞、宋耳，故知非实封也。一州有千里之方六，则一个千里之方，为方百里者百；一个五百里之国，为方百里者二十五，四个二十五用千里之方一，是方五百里者不过四也。云“又封方四百里者不过六”者，以一个四百里之国，为方百里者一十六，六个一十六为九十六，是用百里之方九十六，为六个四百里之国，故云“方四百里者不过六”，用千里之方一，犹馀百里之方四。云“又封方三百里者不过十一”者，以一个三百里之国，为方百里者九，十一个九为九十九，是用百里之方九十九，故云“封方三百里者不过十一”，用千里之方一，犹馀百里之方一。云“又封方二百里者不过二十五”者，以一个二百里之国，为方百里者四，二十五个二百里国，用千里之方一，故云“封方二百里者不过二十五”。云“盈上四等之数”者，谓将此百里小国一百六十四，添盈公、侯、伯、子四等之数四十六，则为一州二百一十国也。云“则馀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者，以其上惟云“馀方百里者，谓之小国”，不显其数多少，直言盈上四等之数。四等既有四十六，若添满二百一十，必须百六十四，故云“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云“凡处地方千里者五，方百里者五十九”者，封公则四，是用千里之方一；封侯则六，又用千里之方一；封伯十一，又用千里之方一；封子二十五，又用千里之方一，封男百，又用千里之方一。是处地方千里者五，男国更须六十四，则应须百里之方六十四，但千里之方六，封侯之外，犹馀百里之方四，千里之方封伯十一之外，犹馀百里之方一，是五个千里之方内，总馀百里之方五，得为五个男国，则五个千里之方，更得五十九外个百里之方，是满六十四也。云“其馀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者，以百里之方百，去其五十九，故馀四十一也。按郑注《大司徒》云“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茸墁。”今一州，惟有方百里者四十一，得备侯、伯、子、男一百一十国附庸者。郑注《司徒》云“凡诸侯为牧正帅长，及有德者，乃有附庸”，非国国皆有。且此云州别二百一十国，及侯附庸九同，皆设法而言，非实事也。注“侯附庸九同”者，诸侯有功可进为公，为四百里之上加九同，得进为五百里也。伯於三百之上加七同，得为四百里，进为侯也。子於二百里之上加五同，得为二百里，进为伯也。男於百里之上加茸墁，得为二百里，进为子也。言同者，谓积累众附庸而满同也，非谓一附庸居一同也。郑注《司徒》云“公无附庸”，以其尊极故也。故郑云鲁以周公之故，得兼四等，加二十四附庸，方七百里也。
　　
　　天子之县内，方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国。名山大泽不以朌，其馀以禄士，以为间田。县内，夏时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曰畿，《诗·殷颂》曰：“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周亦曰畿，畿内大国九者，三公之田三，为有致仕者副之为六也，其馀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国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为有致仕者副之为十二，又三为三孤之田，其馀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国六十三，大夫之田二十七，亦为有致仕者副之为五十四，其馀九，亦以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无职，佐公论道耳，虽有致仕，犹可即而谋焉。朌读为班。○朌音班，赋也。
　　[疏]“天子”至“间田”。○正义曰：此经明天子县内之国数多少及禄士之法。按殷之与周称，畿唐虞称服，无云县者，今此特云县内，故郑云“夏时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按郑注《益稷》云“禹会诸侯於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四百国在畿内”。今此畿内惟有九十三国者，盖夏之一代畿内称县，当夏禹之初有四百国，至夏之末，土地既咸，故与禹世不同，未知於时县内国数多少，汤承夏末之后，制为九十三国。记者言县，明其承夏之馀，国数是殷汤之制，故与四百国不同也。“名山大泽不以朌”者，畿外列土诸侯有封建之义，故云不以封；畿内之臣，既不世位，有朌赐之义，故云不以朌。所以不朌者，亦为与民共财，不障管也。虽不障民，取其财物，亦入之王府，即《周礼》山虞、泽虞所掌是也。“其馀以禄士，以为间田”者，谓九十三国之馀，则下文云“其馀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是也。以九十一国以封公卿大夫，故特云以禄士。其实公卿之子，父死之后，既不世爵，得食父禄，故下文云“大夫不世爵”，“未赐爵，视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国”，是九十三国之外，既云视元士，则此禄士包之也。其不封公卿大夫及禄士之外，并为间田，则《周礼》云“公邑也”。不云附庸者，以县内无附庸也。所以畿外州建二百一十国之外，则间田少，畿内立九十三国之外间田多者，以畿外诸侯有大功德，始有附庸，故间田少，畿内每须朌赐，故间田多。依《周礼》，间田自二百里之外，以至五百里，其大夫则於三百里为采地，卿则於四百里为采地，公则於五百里为采地，故《载师》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县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是也。未知殷制如甸？其周之畿内采邑大小未闻，则郑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国凡四都”，“五十里之国凡四县”，“二十五里之国凡四甸”，是谓畿内大国百里，次国五十里，小国二十五里。又注《大司徒》云“畿内之制未闻”，是知疑而不定。此云禄士，谓无地之士，给之以地而当其禄，不得为采邑耳。其实春秋之时，公卿亦有无地者，故《春秋》经刘子、单子，是有地者称爵；“王子虎卒”，是无地者不称爵也。○注“诗殷”至“谋焉”。○正义曰：引《诗·殷颂》者，是《玄鸟》“祀高宗”之篇，证殷称畿也。云“周亦曰畿”者，《周礼·职方》云“千里曰王畿”是也。云“为有致仕者副之”者，以三公在朝，既有正田，今身既致仕，不可仍食三公采邑，身又见存，不可全无其地，故公卿大夫皆有正职之田，又有致仕副邑。云“其馀三，待封王之子弟”者，《礼运》云“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又《周礼》有都宗人、家宗人祭祀，皆致福於王，是有封王之子弟也。但王之子弟有同毋异毋有亲疏之异，亲宠者封之与三公同，平常者与六卿同，疏远者与大夫同，故有三等之差也。云“三孤之田不副”者，自上差之，三公之外，其馀有三；卿之外，其馀有六；大夫之外，其馀有九，皆以次相三。若三孤有致仕之副，则卿与公同，其馀三，非差次也。云“以其无职，佐公论道耳。虽其致仕，犹可即而谋焉”者，按《周礼》三公虽无正职，犹列於官，参六卿之事，故《司徒》云“乡老二乡，则公一人”。三孤则不列於官，故云无职，但佐公论道，在朝在家，其事一等，虽退致仕，犹可就而谋事，不须致仕之后，朝上更别立官，故知不有致仕之副。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国。天子之元士，诸侯之附庸，不与。不与，不在数中也。《春秋传》云：“禹会诸侯於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言执玉帛，则是惟谓中国耳。中国而言万国，则是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禹承尧舜而然矣。要服之内，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末既衰，夷狄内侵，诸侯相并，土地减，国数少。殷汤承之，更制中国方三千里之界，亦分为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国焉。周公复唐虞之旧域，分其五服为九，其要服之内，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诸侯之数广其土，增其爵耳。《孝经说》曰：“周千八百诸侯，布列五千里内。”此文改周之法，关盛衰之中，三七之间以为说也。终此说之意，五五二十五，方千里者二十五，其一为畿内，馀二十四州，各有方千里者三，其馀诸侯之地，大小则未得而闻。○与音预，注及下注“不与”同。涂音徒。要，一遥反，下“要服”皆同。并，必政反，又如字。减，古斩反。关盛衰，并读如字。
　　[疏]“凡九”至“不与”。正义曰：此一节总明殷之畿内畿外国数之法。前文云“凡四海之内”，明殷之畿外诸侯。次经明天子县内殷之畿内国数。此经总明殷之畿内畿外，故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国”。天子之元士、诸侯之附庸不在数中，故云“不与”。商王大计地方三千里，畿外八州，每一州二百一十国，封爵三等，八州一千六百八十国，并王畿内九十三国，计千七百七十三国。“天子之元士”，则下云“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是天子之元士。又下云“其馀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是诸侯附庸，不在千七百七十三之数。○注“春秋”至“而闻”。○正义曰：引《春秋传》者，哀七年《左传》文。时鲁欲伐邾，孟孙不欲，诸大夫答孟孙云：“禹会诸侯於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今其存者无数十焉。”又襄二十五年传云：“若无侵小，何以至焉？”杜预云：“涂山在寿春东北，与会稽别也。”若郑康成之意，涂山则会稽也，故注《尚书》云“禹朝群臣於会稽，执玉帛者万国”。是以张逸疑而问郑：“按《左传》‘禹会诸侯於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外传》云‘禹朝群臣於会稽，防风氏后至’，不与注相应何？”郑答云“欲明诸侯守土之祀，故兼用《外传》、《内传》语”者，郑意以涂山、会稽为一，以诸侯为守土之祀，故云“禹朝群臣，群臣则诸侯也”。郑云“兼用《外传》、《内传》语”者，“禹朝群臣於会稽”，是《外传》语；“执玉帛者万国”，是《内传左氏》语。云“言执玉帛，则是惟谓中国耳”者，按《觐礼》诸侯享王璧以帛，是执玉帛也。按《大行人》侯、甸、男、采、卫、要，各以其服贡物，下云“九州之外谓之蕃国，各以其所贵宝为挚”，郑注贵宝，若白狼白鹿，夷狄不执玉帛，故云“执玉帛惟谓中国耳”。云“中国而言万国，则是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郑言此者，以周之大国方五百里而下，则不得有万国，故云然也。按万国之数，郑注《皋陶谟》：“尧初制五服，更五百里，禹所弼每服五百里，故始有百里之封焉。犹用要服之内为九州，州立十二人为诸侯师，盖百国一师，则州十有二师，则每州千二百国也。八州九千六百国，其馀四百国在畿内。”郑又云：“百里者三，封国七有奇。所以百里三封国七者，以百里之方一，为公侯之国一；又以百里之方一，为伯七十里之国二；又以百里之方一，为子男五十里之国四。”是百里之方三封国七也。言有奇者，谓百里之方一，封七十里之国二。有奇者，以百里之方一，为十里之方百，七十里之国一，用十里之方四十九，七十里之国二，用十里之方九十八，馀有十里之方二，故云有奇。以此计之，州有千里之方六，以千里之方二为公侯之国二百，又以千里之方二为伯七十里之国四百有奇，又以千里之方二为子男五十里之国八百，总为一千四百国。以二百国及奇馀为附庸山泽，故州有千二百国。郑云“四百国在畿内”者，以大略据子男为言，非实法也。赵商不达郑旨，而问郑云：“以《王制》论之，畿内之国有百里，有七十里，有五十里。今率以下等计之，又有王城关遂郊郭，卿大夫之采地，数不在中。今就四百，似颇不合。郑答之云：“三代异物，《王制》之法，唐虞或不尽然。尧舜之德，守在四疆，乡遂有无，无以言也。公卿大夫有田禄者，其四百国，非采地为何？王城之大，郊关之处几何？而子责急也。此郑亦随问而答，非事实也。必知非实者，以地形不可方平如图，又有山泽不封之地，何有同积釭无空缺之处？故知略计地为四百国耳。云“禹承尧舜而然矣”者，以尧未遭洪水之前，帝德宽广，不制以法，故中国五千。禹因治水之后，德化渐大，故中国更广，而有万国。云“要服之内，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者，王畿内五百里，又五百里外侯服，去城外五百里是一千里。又五百里甸服，是一千五百里。又五百里男服，是二千里。又五百里采服，是二千五百里。又五百里卫服，是三千里。又五百里为要服，是三千五百里。要服去王畿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为七千里，是九州之内，此云要服之内，地方七千里也。按《尚书·咎繇》注：“禹弼成五服，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当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为侯服，当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当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为绥服，当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当卫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为要服，与周要服相当，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为七千里，是九州之内也。”故此云要服之内，地方七千里。《咎繇》注又云：“要服之弼，当其夷服，去王城当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当镇服，其弼当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为方万里也。”云“夏末既衰，夷狄内侵，诸侯相并，土地减，国数少”者，以汤承於夏末，中国惟方三千里，明所因有渐，承夏末之地。上云“天子县内”，是夏末殷初，其界相似也。必知此《王制》之文以为殷制者，正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国与周不同，又千七百七十三国与禹万国数复异。又虞夏及周皆曰牧，此经称伯，故知大略皆据殷而言也。其天子七庙，及下杂论虞夏商周四代之制，亦兼载焉。云“周公复唐虞之旧域，分其五服为九，其要服之内，亦方七千里”者，言复唐虞旧域，谓治水之后旧域也。按《周礼·职方》云：“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蛮服则要服。是分其五服为九，以要服之内方七千里也。云“因殷诸侯之数，广其土，增其爵耳”者，按《洛诰》传云“天下诸侯之来，进受命於周，退见文武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诸侯”，其数与此同，是周因殷诸侯之数也。按《大司徒》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与此公侯百里不同，是广其土也。殷爵三等，周爵五等，是增其爵耳。云“《孝经说》曰‘周千八百诸侯，布列五千里内’”者，此《孝经纬》文。云“千八百”者，举成数，其实亦千七百七十三诸侯也，布列在中国五千里之内。云“此文改周之法，关盛衰之中，三七之间以为说也”者，此文谓此《孝经纬》文。改周之法，谓改周公盛时之法，盛谓地方七千里，衰谓地方三千里，故云“关盛衰之中，三七之间”。若指文言之，盛谓周公制礼太平时也，衰谓夏末殷初之时也。盛衰之中，谓武王时也。若以当代言之，衰谓周末幽、厉之时，与夏末同。盛衰之中，谓昭王、恭王之时，与武王同。云“终此说之意”者，谓终竟此《孝经纬》所说之意。云“其馀诸侯之地，大小则未得而闻”者，谓一州之内，千里之方有三，而一州建二百一十国，但未知国之大小及封建制度，故云未闻。《异义》：“《公羊》说‘殷三千诸侯，周千八百诸侯’。《古春秋左氏传》说‘禹会诸侯於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唐虞之地万里，容百里地万国。其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馀为天子间田。许慎谨按：《易》曰：‘万国咸宁。’《尚书》云：‘协和万邦。’”从《左氏》说。郑駮之云：“而诸侯多少，异世不同。万国者，谓唐虞之制也。武王伐纣，三分有二，八百诸侯，则殷末诸侯千二二百也。至周公制礼之后，准《王制》千七百七十三国，而言周千八百者，举其全数。”又《异义》：“《今尚书》欧阳夏侯说‘中国方五千里’，《古尚书》说‘五服旁五千里，相距万里’。许慎谨按：以今汉地考之，自黑水至东海，衡山之阳至於朔方，经略万里。”从《古尚书》说‘郑氏无駮，与许同。按《易·下系》云：“一君二民，君子之道。二君一民，小人之道。”郑注：“一君二民，谓黄帝尧舜，谓地方万里为方千里者百，中国之民居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夷狄之民居千里者五十一，是中国夷狄，二民共事一君。二君一民，谓三代之末，以地方五千里，一君有五千里之土，五五二十五，更足以一君二十五，始满千里之方五十，乃当尧舜一民之地，故云二君一民。”实无此二君一民，假之以地广狭为优劣也。
　　
　　天子，百里之内以共官，千里之内以为御。谓此地之田税所给也。官谓其文书财用也。御谓衣食。○共音恭。
　　[疏]“天子”至“为御”。○正义曰：此一节论畿内千里之地田税所共给之事。○注“谓此”至“衣食”。○正义曰：经云“百里之内”者，谓去王城百里，四面相距则二百里。经云“千里之内以为御”者，谓四面相距为千里，去王城四面五百里，二者相互。云“此地之田税所给也”者，依《周礼》有口率出泉，恐此是口率之泉，故云“此地之田税所给也”。知非口率出泉所给者，按《周礼》大府九赋之泉，各有所给，故其职云“关市之赋，以醋荃之膳服。邦中之赋，以待宾客。四郊之赋，以待稍秣。家削之赋，以待匪颁。邦甸之赋，以待工事。邦县之赋，以待币帛。邦都之赋，以待祭祀。山泽之赋，以待丧纪。币馀之赋，以待赐予”，是口率出泉，各有所用也。知“官谓其文书财用也”者，以其称官，是官府所须，故为文书财用。御是进御所须，故为衣食。但官卑亵，故用近物；御为尊重，故用远物，此为殷法也。但未知有口率出泉以否。
　　
　　千里之外设方伯，五国以为属，属有长。十国以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以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属、连、卒、州，犹聚也。伯、帅、正，亦长也。凡长皆因贤侯为之。殷之州长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帅，色类反，注及下同。卒，子忽反，下及注同。牧音木。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帅，三百三十六长。八伯各以其属，属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老谓上公。《周礼》曰：“九命作伯。”《春秋传》曰：“自陕以东，周公主之。自陕以西，召公主之。”○陕，失冉反，一音古洽反。召，诗照反。
　　[疏]“千里”至“二伯”。○正义曰：此一节论千里之外设方伯及连帅卒正兼二伯之事，各随文解之。○注“属连”至“曰牧”。○正义曰：属是系属，连是连接，卒是卒伍，州是聚居，故云“属、连、卒、州，犹聚也”。伯、帅、正俱是长，但异其名。云“凡长皆因贤侯为之”者，既长诸侯，非贤不可，故知贤侯为之。言因者，因其州内贤侯，非州外别取州牧，则知以贤侯为之，故下《曲礼》以侯为牧。周制牧下有二伯，则侯伯皆得为之，故《诗·旄丘》“责卫伯也”。卫是侯爵，而为州伯。张逸疑而问郑，郑答云：“侯德適任之，谓卫侯之德，適可任州伯也。”然则伯之贤者，亦可进为牧，故《周礼·宗伯》“八命作牧”，注云“谓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专征伐，是伯得为牧也”。郑必知州牧之下，更有二伯者，以《左传》云五侯九伯，服、杜皆为五等诸侯，九州之伯。《郑志》云：“若征五等诸侯九州之伯，何夹辅之有？大公为王官伯，分主自陕以东，不可分为四侯半，故称五侯。四州有八伯，畿内有一伯，故为九伯也。”按《郑志》注《尚书》为八伯，张逸问云：“九州而八伯者何？”郑答云：“畿内之州不置伯，有乡遂之吏主之。”伯即牧也。故《周礼·大宰》云“施典于邦国，建其牧，立其监”，是畿外邦国有牧，畿内不置也。畿内既不置牧，则应无牧下之伯。而立五侯九伯，畿内有一伯者，但比拟畿外应有而言之，其实无也。州长既用贤侯为之，则卒正、连帅、属长，节级用伯、子、男贤者而为之。郑注《曲礼》云“二王之后不为牧”，则殷亦当然。殷既亦有连、属、卒等，则周亦然也。故《诗·旄丘》责卫伯不能修方伯连率之职是也。云“虞夏及周皆曰牧”者，按《尚书·舜典》云“觐四岳群牧”，又云“咨十有二牧“，是虞称牧也。虞虽称牧，亦称伯，故《书传》云“惟元祀，巡此四岳八伯”。按《左传》宣三年云夏之方有德也，贡金九牧”，是夏称牧也。《大宰》云“建其牧”，是周称牧也。故云“虞夏及周皆曰牧”。○注“周礼”至“主之”。○正义曰：“九命作伯”，《大宗伯职》文。“《春秋传》曰”以下，《春秋》隐五年公羊传文。故传云“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处乎内”是也。
　　
　　千里之内曰甸。服治田，出穀税。○甸，大荐反。千里之外曰采，九州之内地，取其美物，以当穀税。○采，苍改反。当，丁浪反，又如字。曰流。谓九州之外也，夷狄流移，或贡或不。《禹贡》荒服之外，“三百里蛮，二百里流”。○蛮，莫还反。
　　[疏]“千里”至“曰流”。○正义曰：此一节总论畿内畿外九州治田及采取美物，并九州之外或贡或否之事，各随文解之。○注“服治”至“穀税”。○正义曰：定本直云“服治田，出穀税”，无甸字。知甸是服治田出穀税者，按《禹贡》“五百里曰甸服”，下又云“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及秸、粟、米之等，是甸为治田也。○注“九州”至“穀税”。○正义曰：经云“千里之外曰采”，谓规方千里之外，若於王城五百里之外，以殷制言之，中国方三千里，而面别去王城千五百里。今五百里以为畿内，千里之外，惟千里耳。采取美物，故言曰采。周则王畿之外，面别三千里，采取美物，则《大行人》侯服其贡祀物，甸服其贡嫔物，男服其贡器物，采服其贡服物，卫服其贡材物，要服其贡货物是也。○注“谓九”至“里流”。○正义曰：流谓九州之外，或贡或否，流移不定。殷则面别千五百里之外，二千五百里之内，谓之为流。周三千五百里之外，五千里之内为流也。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此夏制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官百”，举成数也。
　　[疏]“天子”至“元士”。○正义曰：此一经论夏天子设公卿大夫元士之数。○注“此夏”至“数也”。○正义曰：以《周礼》，其官三百六十，此官百二十，故云夏制。以夏制不明，更引《明堂位》“夏后氏之官百”以证之，直云百不云百二十，故云“举成数也”。《王制》之文，郑皆以为殷法。此独云夏制者，以《明堂》殷官二百，与此百二十数不相当，故不得云殷制也。记者，故杂记而言之，或举夏，或举殷也。
　　
　　大国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国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国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命於天子者，天子选用之，如今诏书除吏矣。小国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误脱耳，或者欲见畿内之国二卿与？○选，宣恋反。见，贤遍反。与音馀。
　　[疏]“大国”至“七人”。○正义曰：此一节论夏家天子命诸侯之国卿、大夫及士之数。前既云夏官，此亦夏礼。卿、大夫、士数，五等之国悉同，但大国三卿，并受命於天子也。夏之大国，谓公与侯也。殷、周大国，并公也。崔氏云：“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谓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春秋左传》云季孙为司徒，叔孙为司马，孟孙为司空，此是三卿也。以此推之，故知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也。下大夫五人者，崔氏云“三卿命於天子”，则大夫以下，皆其君自命之也。三卿，则上中下三品而含上下。今云“下大夫五人”者，取卿为言耳。知大夫有上下者，按前云次国之下卿，位当大国之上大夫是也。何以五人者？谓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是小宰，一是小司徒。司空之下，亦置二小卿，一是小司寇，一是小司空也。司马之下惟置一小卿，小司马也。故《公羊》襄十一年“作三军，三军者何？三卿也”，“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何休云“古者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马事省，上下卿各一。若有军事，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足以为治”，今襄公乃益司马，故云作三军，逾王制，故讥之。下卿即大夫也，故此云“下大夫五上，士二十七人”者，云上士者，对府、史之属也。《周礼》五等国悉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皆与此同。但公国长有四命，孤一人，故《典命》云“公之孤四命，以皮帛悤小国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壹命，其士不命”。而郑注再引《王制》，以成彼义。当恐周之人数，与《王制》同也。且《曾子问》是明当时周法，而云国家五官，则五大夫，大夫若五，则知馀亦不异也。且《曾宰》云“施典於邦国”，“设其参，傅其伍”，郑云“参谓卿三人，伍谓大夫五人”。“次国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者，次国者，夏则伯，殷则侯也，周则侯伯也。而卿、大夫、士之命及人之数，与大国同。但一卿其君自命为异也，下文备也。“小国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者，小国者，殷谓伯，夏、周同子男也。按郑注言“小国亦三卿”，差次而言，应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惟言二卿，则似误也。郑何以得知应三卿？按前云小国又有上中下三卿，位当大国之下大夫，若无三卿，何上中下之有乎？故知有三卿也。按《周礼》“三命受位”，郑云“谓此列国之卿，始有列位於王，为王之臣也”。若三命卿始得列位於王，则子男之卿再命，不应得一卿命於王。而郑今云一卿命於王者，谓子男之卿亦得王命。而彼注三命，下云列国卿三命者，此自据侯伯为言，以会彼“三命受位”者耳。○注“或者”至“卿与”。正义曰：郑又为一说，畿内之国，唯置二卿，并是其君自命之。今记者或欲因子男此文以见畿内之法，故舍去子男一卿命於王者，而不言也。
　　
　　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於方伯之国，国三人。使佐方伯领诸侯。○监，古蹔反。监於，古御反，卷末同。
　　[疏]“天子使其”至“三人”。○正义曰：此一节论天子遣大夫往监方伯之国，州别各置三人之事。“天子使其大夫”者，谓使在朝之大夫，往监於方伯，每一州辄三人，三八二十四人。崔氏云：“此谓殷之方伯，皆有三人以辅之。佐其伯，谓监所领之诸侯也。”周则於牧下置二伯，亦或因殷使大夫为三监，故《燕礼》云设诸公之坐，郑云公，孤也。大国孤公一人，而云诸公者，容牧有三监。然则天子於州牧之国，则置三大夫以辅之，其尊卑之差，则下文其禄视诸侯之卿，其爵视次国之君。其禄视诸侯之卿者，谓公之孤也，故《燕礼》谓之诸公，与公孤同也。《尚书》使管叔、蔡叔、霍叔为三监者，为武庚也。与此别也。
　　
　　天子之县内诸侯，禄也。选贤置之於位，其国之禄如诸侯，不得位。
　　[疏]“天子”至“禄也”。○正义曰：此一节论天子县内食采邑诸侯得禄不得继世之事。此言县内，则夏法也。言诸侯禄者，得采国为禄而不继世，故云禄也。故下云“大夫不世爵”是也。此谓畿内公卿大夫之子，父死之后，得食父之故国采邑之地，不得继父为公卿大夫也，故经直云禄也。则子孙恒得食之，有罪乃夺之。此云诸侯，下云“大夫不世爵”，则诸侯总据大夫以上，而《司裘》“诸侯，则共熊侯、豹侯”，郑注云“诸侯，谓三公及王子弟”。郑惟据三公及王子弟者，以下别云“卿大夫，则共麋侯”，故诸侯惟止三公及王子弟而已。此父死子禄者，不在九十三国之数。此虽论夏法，殷、周亦然。畿内诸侯，父死视元士，若有贤德，乃复父位。若畿外诸侯，父死未赐爵，亦视元士，除服则得袭父故位，故下文云“未赐爵，视天子元士，以君其国”，注云“列国及县内之国也”。必知列国未赐爵，亦视元士者，以《诗》云“韎韐有奭，以作六师”，是诸侯世子未爵命，服士之韎韐之服是也。
　　
　　外诸侯，嗣也。有功乃封之，使之世也。《冠礼记》曰：“继世以立诸侯，象贤也。”○冠，古乱反。
　　[疏]“外诸侯，嗣也”。○正义曰：此一节论外诸侯父死子得嗣位之事。此畿外诸侯，世世象贤传嗣其国也，故下云“诸侯世子世国”。所以畿内诸侯不世爵，而畿外得世者，以畿内诸侯，则公卿大夫辅佐於王，非贤不可，故不世也。畿外诸侯尝有大功，报其劳效，又在外少事故得世也。《异义》：“按《公羊》、《穀梁》说云‘卿大夫世则权并一姓，妨塞贤路，经讥尹氏崔氏’是也。古《春秋左氏》说‘卿大夫得世禄不世位，父为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地，如有贤才，则复父故位’。许慎谨按：《易》爻位三为三公，食旧德，谓食父故禄。《尚书》云：‘世选尔劳’，《论语》云‘兴灭国，继绝世’，《诗》云‘凡周之士，不显亦世’，《孟子》云‘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禄’。知周世禄也，从《左氏》义。郑氏无駮，与许同。殷之大夫亦世禄，故《祭义》云“殷人贵富而尚齿”，注云“臣能世禄曰富”是也。其诸侯之大夫，则下文云不世爵禄，谓殷礼也。若周制，诸侯之大夫有功者，亦得世禄，故隐公八年“无骇卒”，《左传》云“官有世功，则有官族”。《论语》云“管氏夺伯氏骈邑三百”，以无功而夺之。若有功则不夺也。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则赐也，不过九命。次国之君，不过七命。小国之君，不过五命。卷，俗读也，其通则曰衮。三公八命矣，复加一命，则服龙衮，与王者之后同。多於此，则赐，非命服也。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周礼》曰：“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命卷音衮，古本反。复，扶又反。冕音勉。
　　[疏]“制三”至“五命”。○正义曰：此一经论王制三公已下，次国小国之君爵命之数。制谓王者制度，言王者制度，三公八命，身著鷩冕，若加一命，则为上公，与王者之后齐同，而著衮冕，故云“一命卷”。“若有加则赐也”者，谓九命卷龙之外，依制不合有其服，若有加益者，则是君之特赐，非礼法之常也，则《杂记》谓之褒衣也。此则《礼纬》九赐之衣服也，与《宗伯》“再命受服”不同。此篇之作，皆是王者之制，而於此特言制者，以三公位尊，又加一命，其事极重，记者以其重，故特云制也。“不过九命”，“不过七命”，“不过五命”者，此谓夏、殷之制也，亦与周同。○注“卷俗”至“之服”。○正义曰：《礼记》文皆作“卷”字，是记者承俗人之言，故云“卷，俗读也”。云“其通则曰衮”者，谓以通理正法言之，则曰衮，故《周礼·司服》及《觐礼》皆作衮，是礼之正经也，故云“其通则曰衮”。云“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者，以此经虽以殷为主，亦杂记虞夏之事，故郑引虞夏之制言之。按“有虞氏皇而祭之”下，注云“夏、殷未闻”，此云“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者，此云特谓虞舜与禹相接，事相关穿，故《尚书》尧舜禹之书谓之《虞》、《夏书》，伏生《书传》有《虞夏传》，以《皋陶谟》云“予欲观古人之象”，《皋陶谟》是虞夏之书，故云“虞夏之制”，其实虞也。下文有虞夏殷周四代并陈，故云“夏殷未闻”也。云“《周礼》曰诸公之服，自皋冕而下，如王之服”者，是《司服》文。引之者，证三公一命衮。然则此经三公一命衮，谓周制也，故以周制解之。若周以前，则山在衮上，不得云一命衮也。衣服之制，历代不同。按《易·系辞》云：“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玄衣法天，黄裳法地，故《易·坤·六五》“黄裳元吉”是也。衣裳从黄帝以来而有也。虞氏以来，其裳用纁，故下文历陈虞夏殷周，注云“其服皆玄，上纁下裳”。用纁者，郑注《易·下系辞》云：“土记位南方，南方色赤，黄而兼赤，故为纁也。”按礼祭地，牲玉用黄，以放地色。裳既法地而用纁者，凡衣服著其身，有章采文物，以黄色太质，故用纁也。衣为天色玄，礼天牲玉用苍者，以天色昼则苍，夜则玄，衣不用苍，亦以其太质故也。然祭天亦有牲用玄者，《尚书》及《论语》云“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是也。虞夏之制，天子祭服，自日月而下十有二章，故《尚书·皋陶》云“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是也。日，一也。月，二也。星辰，三也。山，四也。龙，五也。华虫，六也。此六者皆画於衣，故言作会，以法於天。其数六者，法天之阳气之六律也。宗彝，七也。藻，八也。火，九也。粉米，十也。黼，十一也。黻，十二也。此六者皆绣於裳，故云絺绣。絺，紩也。谓紩剌以为绣文，以法地之阴气六吕也。按郑注《司服》云至周“登龙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龙取其神，火取其明。然则诸物各有所象，故说日月星辰取其明。山者，安静养物，画山者必兼画山物，故《考工记》云“山以章”。龙者，取其神化。龙是水物，画龙必兼画水，故《考工记》云“水以龙”。华虫者，谓雉也。取其文采，又性能耿介。必知华虫是雉者，以《周礼》差之，而当鷩冕，故为雉也。雉是鸟类，其颈毛及尾似蛇，兼有细毛似兽，故《考工记》云“鸟兽蛇”。此六者，以高远在上，故画於衣。宗彝者，谓宗庙彝尊之饰，有虎蜼二兽。虎有猛，蜼能辟害，故象之。不言虎蜼，而谓之宗彝者，取其美名。按《周礼》有六彝，有鸡彝、鸟彝、斝彝、黄彝、虎彝、蜼彝。此直云宗彝，知非鸡彝、鸟、斝。黄必为虎、蜼者，按《明堂位》云“夏后氏鸡彝，殷以斝，周以黄目”。又《周礼》陈六尊六彝，皆远代者在后，故六尊之次，牺、象、著、壶、大、山，大是虞氏之尊，山是夏后之尊。六彝之次，亦虎彝、蜼彝在后，故知虎、蜼，虞夏已饰於尊，但舜时已称宗彝，不得有鸡、斝之等，以周礼差之，而当毳冕，故知虎、蜼有毛之物也，虎、蜼浅毛细毳故也。藻者，取其絜清有文。火者，取其明照烹饪。粉米，取其絜白生养。黼谓斧也，取其决断之义。黻谓两已相背，取其善恶分辨。大意取象如此，而皇氏乃繁文曲说，横生义例，恐非本旨。此是天子之服，其诸侯以下，未得而闻。按《皋陶谟》云：“五服五章哉！”郑注云：“五服，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如郑之意，九者谓公侯之服，自山而下。七也是伯之服，自华虫而下。五也谓子男之服，自藻而下。三也卿大夫之服，自粉米而下。与《孝经》注不同者，《孝经》举其大纲，或云《孝经》非郑注。以上所云虞舜之制，而夏殷，注云未闻。至周则日月星辰画於旌旗，又登龙於山，登火於宗彝，故注《司服》云“王者相变，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画於旌旗，所谓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初一曰龙，次二曰山，次三曰华虫，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画以为缋。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为绣，则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之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之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之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无文，裳剌黻而已，是以谓玄焉”。郑必知日月星辰画於旌旗者，以《司服》王自衮冕而下，则衮服最尊，尚无日月星辰，故知日月星辰不在衣服，画於旌旗也。知登龙於山者，依旧山在龙上。若不登龙，则衮冕不为最尊，故知登龙於山也。知登火於宗彝者，若不登火，则五章之服，自藻而下，不得称为毳冕。若登火於宗彝之上，则五章自宗彝而下，与毳冕相当。然宗彝之下，有藻、火两章，知不登藻，而必登火者，火有光明之盛。《春秋传》云“火龙黼黻”，《礼记》“殷火周龙章”，是火贵於藻也，故知登火不登藻。自九章而下，以次相差，故知衮之衣五章，鷩衣毳衣者三章，絺衣一章。衣法天，故章数奇。裳法地，章数偶。以下其数渐少，则裳上之章渐胜於衣，事势须然，非有义意。皇氏每事曲为其说，恐理非也。衣章并画，絺冕之衣独绣者，以粉米地物养人，服之以祭社稷。又地祗并是阴类，故衣章亦绣也。周之衣服既无日月，而《郊特牲》云“衮冕日月之章”者，谓鲁礼也。鲁以周公之故，衮冕亦日月之章。其周之天子所用祭服，则《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则衮冕，享先公飨射则鷩冕，祀四望山川则毳冕，祭社稷五祀则希冕，祭群小祀则玄冕”。郑司农云：“大裘，羔裘也。”知羔裘者，以祭天至质，故知羔裘。以天色玄，谓黑羔裘。其六冕所祀，依冕之先后，祭神之尊卑，以衮冕之服华，故祭先王；以絺冕阴类，故祭社稷五祀；以玄冕质素，故祭群小祀。日月虽尊，以天神从质，故亦玄冕。故《玉藻》云“天子玄端以朝日”，郑注云“端当为冕”。其祭地之服无文。按《诗·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天地相对，则祭地亦用大裘，故《孝经援神契》云“祭地之礼，与祭天同”，亦据衣服同也。又有皮弁以日视朝，韦弁以即戎，冠弁以田猎，故《司服》云“凡兵事韦弁服”，注云“韦弁，以韎韦为弁，又以为衣裳”。《诗·采芑》注云“韦弁服，朱衣裳”，则韎，韦也，其事同。郑志又以韦弁为素裳，未知孰是。《司服》又云：“眡朝，则皮弁服。”郑注云：“视朝，视内外朝之事。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积素以为裳。王受诸侯朝觐於庙，则衮冕。”其皮弁又以燕诸公，故《诗》云“有頍者弁”，注云“弁，皮弁”，诗人责王不以皮弁燕诸公，此则朝服燕也。又以食，故《玉藻》云“皮弁以日视朝，遂以食”。又郊祭之前服之，以听祭报，故《郊特牲》云“皮弁以听祭报”。又著以舞大夏，故《明堂位》云“皮弁素积，以舞大夏”。虽是鲁礼，王所同之。其宾射燕射时，亦皮弁也。知者，按《射人职》宾射在朝，故知用朝服也。《燕礼记》云“燕朝服於寝”，明天子燕亦以朝服，故知宾射燕射亦皮弁也。《司服》又云“凡甸，冠弁服”，注云“甸，田猎也。冠弁，委貌。其服缁布衣，亦积素以为裳”，“王卒食而居则玄端”。此玄端亦缁衣朱裳，故《玉藻》注云“天子诸侯，玄端朱裳”。谓之端者，已外之服，其袂三尺三寸，其袪尺八寸，其玄端则二尺二寸，祛尺二寸。端，正也。以幅广二尺二寸，袂广二尺二寸，与之正方，故云玄端也。哭诸侯则爵弁，故《檀弓》云“天子之哭诸侯也，爵弁纣衣”。爵弁者，加爵头色。又有素服，凶荒则服之，故《司服》云“大札、大荒、大灾，素服”。其衣服首饰大裘之冕，其冕无旒，故注《弁师》云“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之冕，盖无旒，不联数也“。凡冕之制，皆玄上纁下，故注《弁师》云“皆玄覆朱里”。师说以木版为中，以三十升玄布衣之於上，谓之延也。以朱为里，但不知用布缯耳。当应以缯为之，以其前后旒用丝故也。按《汉礼器制度》广八寸，长尺六寸也。又董巴《舆服志》云：“广七寸，长尺二寸。”皇氏谓此为诸侯之冕，应劭《汉官仪》广七寸，长八寸，皇氏以为卿大夫之冕服也。若如皇氏言，岂董巴专记诸侯，应劭专记卿大夫？盖冕随代变异，大小不同。今依《汉礼器制度》为定也。今天子五冕之旒，皆用五采之丝为旒，垂五采之玉，故《弁师》云“掌王之五冕”，五采缫，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郑注云“每就间盖一寸，旒别有五采玉十有二。衮冕，故前后各十二旒，用玉二百八十八。鷩冕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毳冕七旒，用玉一百六十八。絺冕五旒，用玉百二十。玄冕三旒，用玉七十二”。皮弁缝中亦五采玉十二，故《弁师》云“王之皮弁，会五采玉璂”，郑注云“会，缝中也”，“缝中，每贯结五采玉十二以为饰”。韦弁亦然，故《弁师》云“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韦弁皮弁，弁绖各以其等为之”，则知天子韦弁与皮弁同也。其冠弁亦与皮弁同，故注《弁师》云“不言冠弁，冠弁兼於韦弁皮弁矣”。自此以前，皆王者之服。祭服则以衣名冕，象上古先有衣后有冕。皮弁以下，则以弁名衣。馀服既轻，举为重故也。其诸侯以下，则《司服》云：公之服自鷩冕而下，侯伯之服白鷩冕而下，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公之衮冕数与王同，其就数则异。故郑注《觐礼》云“上公衮无升龙”，其旒则九，不十二也。其三公，《司服》无文。按《射人》三公执璧与子男同，则服毳冕也。凡此诸侯所著之服，皆为助祭於王，若助王祭天地，及祭先王大祀之等，皆服已上之服。若其从王祭祀小祀，虽有应著上服，皆逐王所著之服，不得逾王也。自在国祭其先君，则皆玄冕，故《玉藻》云“诸侯玄端以祭”，郑云“端当为冕”。其二王之后，祭受命之王，各服已上之服，其自祭馀庙与诸侯同。有孤之国，其孤则絺冕，卿大夫玄冕，士爵弁，此皆谓助君祭服也。无孤之国，卿絺冕，大夫玄冕，以注《玉藻》云“诸侯之臣，皆分为三等：其夫卿也，则服鞠衣；其夫大夫，则服襢衣；其夫士，则服禒衣”。以此言之，卿絺冕，大夫玄冕，士爵弁也，此服皆谓助祭君也。若其自祭，则皆降焉。诸侯士则玄端，大夫则朝服，故《仪礼·特牲》士祭玄端，《少牢》，上大夫祭朝服，公之孤爵弁以自祭。故《杂记》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郑注云“爵弁而祭於已，唯孤尔”，其天子卿大夫则无文。诸侯当玄冕以祭，其孤卿之等当爵弁也，大夫则皮弁。知者，以诸侯大夫朝服自祭，故知天子大夫亦用朝服自祭，朝服则皮弁，故郑注《玉藻》云“四命以上，齐祭异冠”。按《玉藻》云：“玄冠丹组缨，诸侯之齐冠也。”诸侯既用玄冠而齐，则孤卿大夫以下并用玄冠齐也。诸侯玄冕而祭，天子孤卿及公之孤卿爵弁而祭，天子大夫皮弁而祭之，皆与齐时玄冠不同，故云“四命以上，齐祭异冠”。其三命以下玄冠齐、玄冠祭，是齐、祭同冠。其诸侯则皮弁以视朔，朝服以视朝，韦弁以即戎，与天子同。诸侯田猎亦用韦弁，故《左传》卫献公射鸿於囿，不释皮冠而与孙林父言；又昭十二年“楚子狩於州来”，皮冠豹舄。诸侯又以皮弁受聘享，故《聘礼》“公皮弁”。天子诸侯亦以玄端燕居，故《玉藻》注云“天子诸侯，玄端朱裳”是也。诸侯亦以朝服食，夕则深衣，故《玉藻》云“朝服以食”，“夕深衣，祭牢肉”。又大祥之祭服朝服，故《丧服小记》“除成丧者，其祭也朝服缟冠”，大祥以后则麻衣。麻衣，则白布深衣也，但缘之以布耳。又有长衣，遭丧权时所服，故《聘礼》云“主国之丧，主人长衣待宾”是也。其长衣制与深衣同，但缘之以素，长衣之袂稍长，故《玉藻》注云“长衣中衣，继揜尺，深衣则缘而已”。其中衣制如长衣，在上服之，自天子以下皆有。若祭服中衣用素，故《诗》云“素衣朱襮”。其他服中衣用布，故《玉藻》云“以帛里布，非礼也”。其天子卿大夫士，以皮弁为朝服，诸侯卿大夫士，以玄冠缁衣素裳为朝服。凡在朝，君臣上下同服，但士服则谓之玄端，袂广二尺二寸故也。其大夫以上则皆侈袂，袂三尺三寸故也。其大夫以上所论玄端者，皆其制与士同。其大夫士，按《玉藻》云“朝玄端，夕深衣”。其大祥朝服及既祥麻衣，并与诸侯同。天子祥禫，其服无文，或亦与诸侯无异。其首饰，诸侯皆以三采为藻，垂三采之玉，公衮冕九旒，鷩冕七旒，毳冕五旒，絺冕三旒，玄冕盖无旒，旒皆九玉。侯伯鷩冕七旒，以下与公同，旒皆七玉。子男毳冕五旒，以下与公同，旒皆五玉。若熊氏之义，公以下诸冕，其旒并依命数不减，其韦弁、皮弁、冠弁缝中之玉，各依命数，玉皆三采，朱、白、苍也。孤絺冕而下，其旒及玉皆二采，朱绿各依命数。其皮弁、韦弁、冠弁，玉亦二采，各依其命数。其一命大夫玄冕，及士则爵弁，皆无旒。知诸侯以下首饰藻旒玉数如此者，按《弁师》云“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韦弁皮弁，各以其等为之”，故郑注云“缫斿玉璂，如其命数也。冕则侯伯缫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缫五就，用玉五十，缫玉皆三采；孤缫四就，用玉三十二；命之卿缫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缫再就，用玉八，藻玉皆朱绿。韦弁皮弁，则侯伯璂饰七，子男璂饰五，玉亦三采；孤则璂饰四，三命之卿璂饰三，再命之大夫璂饰二，玉亦二采；一命之大夫冕而无斿，士变冕为爵弁。其韦弁皮弁之会，无结饰”，“不言冠弁，冠弁兼於韦弁皮矣”是也。
　　
　　大国之卿，不过三命，下卿再命。小国之卿与下大夫一命。不著次国之卿者，以大国之下互明之。此卿命则异，大夫皆同。《周礼》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
　　[疏]“大国”至“一命”。○正义曰：此一节论大国小国卿大夫命数多少不同之事。○注“不著”至“一命”。○正义曰：经直云大国之卿及小国之卿，不云次国，故云“不著次国之卿”。云“以大国之下互明之”者，以大国之卿不过三命，则知次国之卿不过再命，大国下卿再命，则知次国下卿一命，故云“互明之”。云“此卿命则异“者，以大国上卿三命，下卿再命，次国上卿再命，下卿一命，小国上下卿并皆一命，故云“卿命则异”。云“大夫皆同”者，谓大国次国小国，大夫皆同一命。今经云“小国之卿与下大夫一命”，既与小国连文，知非直据小国。下大夫一命者，以经云大国“下卿再命”，以次差之，明大夫一命，自然次国大夫亦一命，故云“大夫皆同”。此夏、殷制也。按《周礼》云“公国之孤四命”，与馀卿不同，则知此大国之卿不过三命，亦谓孤也。大国下卿再命者，谓除孤以外之卿，就再命之中，分为中卿、下卿也，故前文云“次国之上卿，位当大国之中”是也。次国之卿再命，亦谓上卿执政者，若鲁之季孙。下卿一命，亦分为中下二等，故前文云“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是也。小国之卿虽同一命，亦分为三等，故前文云“次国之上卿，位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其大国次国小国，大夫虽同一命，当皆分为上下二等，文已具於上。今总云下大夫者，对卿言之。云“《周礼》公侯伯之卿三命”以下者，皆《周礼·典命》文。以经云“大国之卿不过三命”，故引公侯伯之卿三命以对之。《周礼》“公之孤四命”，不与三命相当，故不引之也。
　　
　　凡官民材，必先论之。论，谓考其德行道艺。○行，下孟反。论辨，然后使之。辨，谓考问得其定也。《易》曰：“问以辨之。”任事，然后爵之。爵，谓正其秩次。○任，而鸩反。位定，然后禄之。与之以常食。○与如字，又音预。
　　[疏]“凡官”至“禄之”。○正义曰：此一节论择贤材任以爵禄之事，各随文解之。○注“辨谓”至“辨之”。○正义曰：“辨，谓考问得其定也”者，谓官其人，必先论量德行道艺。今论量考问，事已分辨，得其定实，故云“辨，谓考问得其定也”。引《易》曰“问以辨之”，是《易·文言》文。○“任事然后爵之”。○正义曰：“爵，谓正其秩次”，言虽考问，知其实有德行道艺，未明其幹能，故试任以事事，事又干了，然后正其秩次。除授位定，然后与之以禄。
　　
　　爵人於朝，与士共之。刑人於市，与众弃之。必共之者，所以审慎之也。《书》曰：“克明德慎罚。”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养，士遇之涂，弗与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亦弗故生也。屏犹放去也。已施刑则放之弃之，役赋不与，亦不授之以田，困乏又无周饩也。《虞书》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也。周则墨者使守门，劓者使守关，宫者使守内，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积。○畜，许六反。涂音徒，本又作涂。屏，必政反。去，羌吕反。赒音周。饩，许既反。有宅，王肃注《尚书》如字，郑音知嫁反，惩艾也，下同。劓，鱼气反。刖，五刮反，又音月。囿音又。髡，五忽反，本又作完，音同，徐户官反。积，子智反。
　　[疏]“爵人”至“生也”。○正义曰：此一节论爵人及刑人之事，各依文解之。此云“爵人於朝”，谓殷法也。周则天子特假祖庙而拜授之，故《洛诰》云“烝祭岁，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时册命周公，故特祭文、武。若诸侯爵人，因尝祭之日，故《祭统》云“祭之日一献，君降立于阼阶之南，南乡，所命北面”是也。“刑人於市，与众弃之”者，亦谓殷法，谓贵贱皆刑於市，周则有爵者刑於甸师氏也。“是故公家不畜刑人”者，既与众弃之，以是之故，天子诸侯之家不畜刑人也。大夫不得育养，士遇刑人於涂，弗与言也，谓逢遇於途，不与之言。“屏之四方，惟其所之”者，屏犹放去也，谓已施刑暴，故放逐弃去，使乡四方，量其罪之轻重，合所之適处而居之。既是罪人被放，不干及以政教之事，谓不以王政赋役驱使，非但不使，意在亦不欲使生，困乏又无周饩，直放之化外，任其自死自生也。○注“役赋”至“守积”。○正义曰：“役赋不与“，谓役赋之事，不干与於刑人，解经“不及以政”。云“亦不授之以田，困乏又无周饩也”者，解经“亦弗故生也”。田里所以安其身，周饩所以养其命，皆是为生之具，今并不与，是不故欲使其生也。云“《虞书》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也”者，证经“屏之四方”。此云《虞书》者，《舜典》文。郑注云“宅读曰咜，惩刈之器”，谓五刑之流皆有器。惩刈五咤者，是五种之器，谓桎一梏二拲二。三居谓周之夷服、镇服、蕃服。云“周则墨者使守门”以下，是《周礼·掌戮》文。按《掌戮》“墨者使守门”，注云“黥者无妨於禁御”；云“劓者使守关”，注云“截鼻亦无妨以貌丑远之”；云“宫者使守内”，注云“以人道绝也”；云“刖者使守囿”，注云“断足驱卫禽兽，无急行”；云“髡者使守积”，注云“王之同族，不宫之者髡头而已。守积，积在隐者宜也”。引之者，欲明周家畜刑人，异於夏殷法也。
　　
　　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比年，每岁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则君自行。然此大聘与朝，晋文霸时所制也。虞夏之制，诸侯岁朝。周之制，侯、甸、男、采、卫、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数来朝。○一朝，直遥反。数，色角反，又所具反。。○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以海内为家，时一巡省之。五年者，虞、夏之制也。周则十二岁一巡守。○守，手又反，本又作狩，后“巡守”皆同。省，色景反。
　　[疏]“诸侯”至“一朝”。正义曰：此一经论诸侯遣卿大夫聘问及自亲朝之事。○注“小聘”至“来朝”。正义曰：知“小聘使大夫”者，按《聘礼记》云“小聘曰问，三介，大聘使卿，为介有五人，其小聘唯三介”，故知“小聘使大夫”。云“此大聘与朝，晋文霸时所制也”者，按昭三年《左传》，郑子大叔曰“文、襄之霸也，其务不烦诸侯，令诸侯三处而聘，五岁而朝”，故云“晋文霸时所制”。而晋文霸时，亦应有比年大夫之聘，但子大叔略而不言，此亦据传文，直云大聘与朝，不云比年小聘。按《左传》文三年聘，五年朝，诸侯相朝之法，今此经文云“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则文、襄之制，诸侯朝天子，与自相朝同也。如郑此注，唯据文、襄，故郑云此“晋文霸时所制”。又郑《駮异义》云：“《公羊》说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以为文、襄之制。录《王制》者，记文、襄之制耳，非虞夏及殷法也。”熊氏或以此为虞夏法，或以为殷法，文义杂乱，不复相当，曲为解说，其义非也。云“虞夏之制，诸侯岁朝”者，按《尚书·尧典》云“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郑注云“巡守之年，诸侯朝於方岳之下，其间四年，四方诸侯分来朝於京师，岁遍”是也。按《孝经》注“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熊氏以为虞、夏制法，诸侯岁朝，分为四部，四年又遍，总是五年一朝，天子乃巡守，故云“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按郑注《尚书》“四方诸侯分来朝於京师，岁遍”，则非五年乃遍。又《孝经》之注，多与郑义乖违，儒者疑非郑注，今所不取，熊氏之说非也。虞夏之制，但有岁朝之文。其诸侯自相朝聘及天子之事则无文，不可知也。郑此注虞夏之制，即云周之制，不云殷者，虞夏及周，经有明文，故指而言之，殷则经籍不见，故不言也。按《春秋》文十五年《左传》云：“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制，古之制也。”按《郑志》孙皓问云：“诸侯五年再相朝，不知所合典礼。”郑答云：“古者据时而道前代之言，唐虞之礼，五载一巡守。夏、殷之时，天子盖六年一巡守，诸侯间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罢朝，五年再朝，似如此制，礼典不可得而详。”如《郑志》之言，则夏、殷天子六年一巡守，其间诸侯分为五部，每年一部来朝天子，朝罢还国，其不朝者朝罢朝诸侯，至后年不朝者，往朝天子而还，前年朝者，今既不朝，又朝罢朝诸侯，是再相朝也，故郑云“朝罢朝也”。如郑之意，此为夏、殷之礼。而郑又云“虞、夏之制，诸侯岁朝”，以夏与虞同，与《郑志》乖者，以群后四朝，文在《尧典》。《尧典》是虞、夏之书，故连言夏，其实虞也。故《郑志》云：“唐虞之礼，五载一巡守。”今知诸侯岁朝，唯指唐虞也。其夏、殷朝天子，及自相朝，其礼则然，其聘天子及自相聘，则无文也。云“周之制”以下，《周礼·大行人》文。故《大行人》云：侯服岁壹见，甸服二岁壹见，男服三岁壹见，采服四岁壹见，卫服五岁壹见，要服六岁壹见。是六者各以其服数来朝，皆当方分为四部分，随四时而来。郑注《大行人》云“朝贡之岁，四方各四分，趋四时而来”，是方别各为四分也。近东者，朝春近南者，宗夏近西者，觐秋近北者，遇冬故韩侯是北方诸侯而近於西，故称韩侯入觐。郑云“秋见天子曰觐”。又郑注《明堂位》云：“鲁在东方，朝必以春，鲁於东方，近东故也。”以此言之，则侯服朝者，东方以秋，南方以冬，西方以春，北方以夏，以其近京师，举此一隅，自外可知悉。按《大宗伯》云“春见曰朝”，注云“朝犹朝也，欲其来之早”；“夏见曰宗”，注云“宗，尊也，欲其尊王”；“秋见曰觐”，注云“觐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冬见曰遇”，注云“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时见曰会”，注云“时见者，言无常期，诸侯有不顺服者，王将有征讨之事”，即《春秋左传》云“有事而会也”；“殷见曰同”，注云“殷，众也，十二岁王如不巡守，则六服尽朝”，“四方四时分来，岁终则遍”。每当一时一方总来，不四分也。此六者诸侯朝王之礼。又诸侯有聘问王之礼，故《宗伯》云“时聘曰问”，注云“时聘者，亦无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殷覜曰视”，注云“殷覜，谓一服朝之岁，以朝者少，诸侯乃使卿以大礼众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其诸侯自相朝，则《大行人》云“凡诸侯之邦交，岁相问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注云“小聘曰问。殷，中也。久无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即位，大国朝焉，小国聘焉”。郑知久无事而相聘者，按昭九年《左传》称“孟僖子如齐，殷聘礼也”。知“凡君即位，大国朝焉，小国聘焉”者，以襄元年“邾子来朝”，“卫子叔晋知武子来聘”，《左传》云“凡诸侯即位，小国朝之，大国聘焉”。邾是小国，故称朝。卫晋是大国，故称聘。若俱是敌国，亦得来聘朝，故《司仪》云“诸侯相为宾”是也。若已初即位，亦朝聘大国，故文公元年“公孙敖如齐”，《左传》云“凡君即位，卿出并聘”。若已是小国，则往朝大国，故文十一年“曹伯来朝”，《左传》云“即位而来见也”。其天子亦有使大夫聘诸侯之礼，故《大行人》云“间问以谕诸侯之志”，“岁遍存，三岁遍覜，五岁遍省”，间年一聘，以至十一岁。按昭十三年《左传》云：“岁聘以志业，间朝以讲礼，再朝而会以示威，再会而盟以显昭明。”贾逵、服虔皆以为朝天子之法，崔氏以为朝霸主之法，郑康成以为不知何代之礼，故《异义》云：“《公羊》说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说十二年之间八聘、四朝、再会、一盟。许慎谨按：《公羊》说，虞、夏制。《左氏》说，周礼。传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异说。”郑駮之云：“三年聘，五年朝，文、襄之霸制。《周礼·大行人》‘诸侯各以服数来朝’，其诸侯岁聘间朝之属，说无所出。晋文公强盛诸侯耳，非所谓三代异物也。”是郑以岁聘间聘朝，文无所出，不用其义也。言晋文公但强盛诸侯耳，何能制礼？而云三代异物乎？是难许慎之辞也。《异义》：“朝名，《公羊》说诸侯四时见天子，及相聘皆曰朝。以朝时行礼，卒而相逢於路曰遇。《古周礼》说‘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觐，冬曰遇’。许慎按：《礼》有觐经，《诗》曰：‘韩侯入觐。’《书》曰：‘江汉朝宗于海。’知有朝觐宗遇之礼。”从《周礼》说。郑駮之云：“此皆有似不为古昔。按《觐礼》曰：‘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朝通名。’”如郑此言，《公羊》言其总号，《周礼》指其别名。《异义》：“天子聘诸侯。《公羊》说天子无下聘义。”《周礼》说间问以谕诸侯之志。许慎谨按：礼，臣疾，君亲问之。天子有下聘之义。”从《周礼》说。郑无駮，与许慎同也。○注“五年”至“巡守”。○正义曰：知五年是虞、夏之制者，《尧典》云“五载一巡守”，此正谓虞也。以虞、夏同科，连言夏耳。若夏与殷，依《郑志》，当六年一巡守也。云“周则十二岁一巡守”者，《大行人》云“十有二岁，王巡守殷国”，故知周制十二年也。按《白虎通》云：“所以巡守者何？巡者循也，守者牧也。为天子循行守土，收民道德大平，恐远近不同化，幽隐不得其所者，故必亲自行之，谦敬重民之至也。所以不岁巡守何？为大烦。过五年，为其大疏。因天道三岁一闰，天道小备，五岁再闰，天道大备，故五年一巡守。”以此言之，夏、殷六岁者，取半一岁之律吕也。周十二岁者，象岁星一周也。
　　
　　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岱宗，东岳。○岱音代。柴而望，祀山川。柴，祭天告至也。○柴，仕佳反，依字作祡。觐诸侯，觐，见也。○觐见，如字，旧贤遍反。问百年者就见之。就见老人。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陈诗，谓采其诗而视之。○大音泰，后“大学”、“大祖”、“大子”、“大乐正”、“大史”皆同。命市纳贾，以观民之所好恶，志淫好辟。市，典市者。贾，谓物贵贱厚薄也。质则用物贵，淫则侈物贵。民之志淫邪，则其所好者不正。○贾音嫁，注同。好，呼报反，下及注同。恶，乌路反。辟，匹亦反，徐芳亦反。侈，昌氏反，又式氏反。邪，似嗟反。命典礼，考时月，定日，同律、礼、乐、制度、衣服，正之。同阴律也。山川神祗，有不举者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举犹祭也。○削，息约反。宗庙有不顺者为不孝，不孝者君绌以爵。不顺者，谓若逆昭穆。○绌，丑律反，退也。昭，常遥反，凡言昭穆放此。变礼易乐者为不从，不从者君流。流，放也。○乐音岳。革制度衣服者为畔，畔者君讨。讨，诛也。有功德於民者，加地进律。律，法也。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东巡守之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南巡守之礼。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如西巡守之礼。归假于祖祢，用特。假，至也。特，特牛也。祖下及祢皆一牛。○岳音岳，下同。假，音格祢乃礼反父庙也。
　　[疏]“岁二”至“用特”。○正义曰：此一经论王者巡守四岳，柴望及绌陟之事，各依文解之。○“岁二月，东巡守”者，皆以夏之仲月，以夏时仲月者，律历常得其中也。二月八月，又昼夜分。五月十一月者，阴阳终，故取四仲月也。○注“岱宗东岳”。○正义曰：岳者何？岳之为言桷也，桷，功德也。必先於此岱山者，言万物皆相代於东方，故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宗者，尊也。岱为五岳之首，故为尊也。○注“柴，祭天告至也”。○正义曰：“柴，祭天告至“，谓燔柴以祭上天而告至，其祭天之后，乃望祀山川。所祭之天，则苍帝灵威仰。○“觐诸侯”。○觐，见也，谓见东方诸侯。其见之礼，按《觐礼》云“诸侯觐於天子，为宫方三百步，四门坛十有二寻，深四尺”，郑注云“王巡守至于方岳之下，诸侯会之，亦为此宫以见之”是也。《觐礼》又云“天子乘龙，载大旂”，“拜日於东门之外，反祀方明”，郑注引《朝事仪》曰“天子冕而执镇圭，尺有二寸”，云“帅诸侯而朝日於东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诸侯。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会同之礼见诸侯也。凡会同者，不协而盟，盟时设方明於坛上，乃以载辞告焉”。如《觐礼》及郑注所云，既告至之后，为宫加方明於坛。天子出宫东门外拜日，反祀方明，祀方明之后，乃彻去方明，故郑云“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会同之礼见诸侯”。云二者，谓《觐礼》经文“朝日东门”，“反祀方明”。《朝事仪》云“朝日东郊，退而朝诸侯“，故云“由此云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会同之礼见诸侯也”。今於《觐礼》，未祀方明之前，未有见诸侯之事，皇氏以为未祀方明之前，己见诸侯，非也。其祀方明之后，见诸侯之时，王升立於坛上南面，诸公中阶之前北面，诸侯东阶之东西面，诸伯西阶之西东面，诸子门东北面，诸男门西北面。王降阶南面而见之，三揖，既升坛，使诸侯升，公拜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见诸侯讫，若有不协，更加方明於坛上。诸侯等俱北面，戎石传敦血以授歃者，司盟主其职，故《司盟》云：“掌其盟约之载，及其礼仪，北面诏明神。”於时王立无文，不可与诸侯同北面，当於阼阶上西面。此是见诸侯之礼，祀方明之时，祭天则燔柴也。天谓日也。与此岱宗柴所用事别。《觐礼》云“祭天燔柴”，谓天子之盟也；“祭地瘗”，谓王官之伯盟也；“祭山丘陵升及祭川沈”者，是诸侯之盟也。此是巡守及诸侯之盟祭也，故注云“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则是谓王巡守，及诸侯之盟祭也”，“祭天柴，谓祭日也”，“祭地瘗者，祭月也”，“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则“王官之伯，会诸侯而盟，其神主月”。与今此《王制》所注岱宗柴者，谓祭天告至，而《觐礼》注引《王制》云“王巡守，至于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又以柴为盟之所用不同者，告至与盟，必非一事。郑意证巡守盟时有柴，故引岱宗以证之，其实别也。《觐礼》云为宫即言加方明，经文相连，郑注云“王巡守至於方岳之下，诸侯会之，亦为此宫”，则亦有方明，但文不具耳。故巡守祭天燔柴，祭地瘗埋，皆是祭方明也。故郑於方明“设六玉”之下，注云“上宜以苍璧，下宜以黄琮。而不以者，则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贵者也”。以此言之，明天子巡守之祭有方明也。而皇氏云“诸侯来就王会同有方明，王巡守见诸侯无方明”，皇氏用之为说，其义非也。○“问百年者就见之”。○此谓到方岳之下，见诸侯之后，问百年者就见之。若未至方岳，於道路之上，有百年者，则亦王先见之。故《祭义》云“天子巡守，诸侯待於竟，天子先见百年者”，下云“八十九十者，东行，西行者弗敢过”，道经之则见之，则知百年者，道虽不经所在，就见之，与此少别。○“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此谓王巡守，见诸侯毕，乃命其方诸侯。大师是掌乐之官，各陈其国风之诗，以观其政令之善恶。若政善，诗辞亦善；政恶，则诗辞亦恶。观其诗，则知君政善恶，故《天保》诗云“民之质矣，日用饮食”，是其政和。若其政恶，则《十月之交》“彻我墙屋，田卒汙莱”是也。○“命市”至“好辟”。○命典市之官，进纳物贾之书，以观民之所有爱好，所有嫌恶。若民志淫邪，则爱好邪辟之物，民志所以淫邪，由在上教之不正。此陈诗纳贾，所以观民风俗，是欲知君上善恶也。○“命典”至“正之”。○典礼之官，於周则大史也。考校四时，及十二月之大小，时有节气早晚，月有弦望晦朔，考之使各当其节。又正定甲乙之日，阴管之同，阳管之律，玉帛之礼，锺鼓之乐，及制度衣服，各有等差，当正之使正。《尧典》云：“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文虽小异，大意与此同也。○注“同阴律也”。○正义曰：郑以先儒以同为齐同此律，故辨之云“同阴律也”。故《大师》云“执同律以听军声”。又《典同》注云“同阴律也”。不以阳律名管者，因其先言耳。所以先言者，以同为平声，平为发语之本，今古悉然，故先言耳。○“山川”至“以爵”。○山川是外神，故云“不举”。不举，不敬也。山川在其国竟，故削以地。宗庙是内神，故云“不顺”。不顺，不孝也。宗庙可以表明爵等，故绌以爵。○注“不顺”至“昭穆”。○正义曰：按文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庙，跻僖公，逆祀也”，《左传》曰“夏父弗忌为宗伯”，“曰，吾见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后小，顺也”，於是跻僖公於闵公之上，是逆昭穆也。○“变礼”至“君讨”。○礼乐虽为大事，非是切急所须，故以为不从，君惟流放。制度衣服，便是政治之急，故以为畔，君须诛讨。此四罪先轻后重。○注“律，法也”。○正义曰：“律，法”，《释诂》文。法谓法度，诸事皆是，即《大行人》上公九命”缫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之等是也。“五月”至“用特”。○言“五月南巡，至于南岳”者，孔注《尚书》云“自东岳南巡守，五月至”，则是从东岳而去，故郑注《尚书》云“每归格于祖”。既言每归，似是岳别一归。若岳别一归而更去，便是路远，无由可至。《尚书》既云“巡守四岳”，即云“五载一巡守”，郑云“每归者，谓每五年巡守而归也”。其南岳、西岳、北岳者，按《尔雅·释山》云“泰山为东岳”，郭景纯注云“泰山为东岳，在奉高县西北”。“霍山为南岳”，郭注“山在衡阳湘南县南”，郭又云“今在庐江潜县西，汉武帝以说衡山辽旷，因谶纬皆以霍山为南岳，故移其神於此，其土俗人皆呼为南岳。南岳本自两山为名，非从近也”。如郭此言，则南岳衡山自有两名，一名衡山，一名霍山。自汉武帝以来，始徙南岳之神於庐江霍山耳。“华山为西岳”，郑注云“在弘农华阴县西南”。“恒山为北岳”，郭注云“在常山上曲阳县西北”。○注“假至”至“一牛”。○正义曰：“假，至也”，《释诂》文也。云“祖下及祢皆一牛”者，谓从始祖下及於祢庙，别皆一牛。郑以经云“祖祢用特”，恐同用一牛。必知每庙皆一牛者，以《尚书·尧典》云“归格于艺祖，用特”，祖既用特，明知各用特也。唐、虞及夏五庙，则用五特也。殷用六，周用七也。又《尚书·洛诰》云“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是各用一牛也。自此以上皆是巡守之礼，虽未大平得为之，故《诗·时迈》“巡守告祭柴望也”。《时迈》是武王诗。迈，行也。时未大平而巡守也。故《大司马》云“及师，大合军，以行禁令，以救无辜，伐有罪”，郑注云“师所谓王巡守，若会同”，“不言大者，未有敌，不尚武”，又注云“大师王出征伐也”，以此故知未大平，得巡守。皇氏以为未大平，不巡守，非也。其封禅者，必因巡守大平，乃始为之，故《中候准谶哲》云：“桓公欲封禅，管仲曰：‘昔圣王功成道洽符出，乃封泰山。今皆不至，凤皇不臻，麒麟逃遁，未可以封。’”又《礼器》云：“升中於天，凤皇降，龟龙假。”又《钩命决》云：“刑罚藏，颂声作，凤皇至，麒麟应，封泰山，禅梁甫。”《管子》又云：“封禅者，须北里禾，鄗上黍，江淮之间三脊茅以为藉，乃得封禅。”是大平祥瑞总至，乃得封禅也。然武王之时未大平。而《时迈》“巡守”之下注云：“天子巡行邦国，至于方岳之下而封禅也。”似武王得封禅者，郑因巡行连言封禅耳，不谓当时封禅也。《白虎通》云：“封禅所以必於泰山何？万物之始，交代之处，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顺其类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禅梁甫之基，广厚也。天以高为尊，故增泰山之高以报天。地以厚为德，附梁甫之基以报地。刻石纪号者，著已之功迹。或曰封以金泥银绳，或曰石泥金绳，封之印玺。”《孝经纬》云：“封於泰山，考绩燔燎，禅於梁甫，刻石纪号。”又《管子》云：“昔古封禅七十二家，夷吾所识，十有二焉。无怀氏封太山，伏牺、神农、少皞、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禹、汤、周成王皆封泰山，惟禹禅会稽、成王禅社首为异。自外皆禅云云。”《白虎通》云：“三皇禅於绎绎之山，明已成功而去，有德者居之。绎绎者无穷之意。五帝禅於亭亭之山。亭亭者，制度审谛，道德著明也。茸荃禅於梁甫之山。梁者信也。甫者辅也。信辅天地之道而行之。”所禅之山，与《管子》不同者，异人之说，未知孰是云云。亭亭、绎绎、梁甫，并泰山旁小山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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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曲礼下第二卷五曲礼下第二卷六檀弓上第三卷七檀弓上第三
卷八檀弓上第三卷九檀弓下第四卷十檀弓下第四卷十一王制第五
卷十二王制第五卷十三王制第五卷十四月令第六卷十五月令第六
卷十六月令第六卷十七月令第六卷十八曾子问第七卷十九曾子问第七
卷二十文王世子第八卷二十一礼运第九卷二十二礼运第九卷二十三礼器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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