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鲁索于18世纪60年代去世之后，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也并不是唯一一个描写过儿童和儿童生活的作家。在1800年前后，我们发现，浪漫主义作家正在对孩子产生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其中包括布莱克、赫德、歌德、席勒、诺瓦利斯、让?保罗、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雨果、蒂克和狄更斯等人。这种关注常常会呈现出这样充满敬仰和被神秘色彩所笼罩的形式，以至于我们可以称之为“对儿童生活的膜拜”。这种迷恋产生了一种新的写作类型，它更多的是关注儿童梦幻般的思维状态及其生活的田园特色，而不是儿童的心理特征及其社会状况。例如，在弗里德里希?席勒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在令这位德国作家如痴如醉的“天真”概念中，发现一种近乎培养英雄式的愿望。儿童和儿童生活已经成为衡量真正的艺术和真正艺术家的标尺。这一点在席勒的经典名著《天真与伤感》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书中，作家用这样的语言把艺术天才和儿童天性之间的关系推到极致：“真正的天才一定是天真的，否则就不是天才。”在歌德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50种针对儿童的不同描述，但是，这些描述基本上还是一个理想化的模型或是哲学类型的概念。这些描写似乎有些肤浅或流于俗套，因为儿童在作品中的角色，更多地还是为了把作家与科学家放在二元精神实质论的传统轨迹上，这也是歌德作品的主要指导原则。大体上在歌德和席勒的作品中，儿童角色大多是匿名的，或是抽象的，这一点突出体现在席勒的诗《正在玩耍的男孩儿》之中，尽管诗的主题是这个精力充沛、正在玩耍的男孩，但这个角色却一直没有任何名字，也没有出现其直接表达自身情感的情节，相反，纵观全诗，这个男孩只能作为一个学习的对象，以及这个多愁善感的诗人思考的主题：一生充满磨难和渴望的诗人，尽情地挥霍着马上即将逝去的童真：“玩吧，亲爱的孩子！阿卡狄亚围在你的身边，为你喝彩！”
如果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浪漫主义鼎盛时期的英国，就可以在华兹华斯和布莱克的作品中，发现作家们对儿童生活那种最强烈的渴望。对于威廉?华兹华斯，儿童已经成为全部人类天性哲学观的基石，他的绝大部分作品都可以看作是对儿童的美化，所有这些目的都可以集中为这样一句名言：“子为人之父。”在浪漫主义时期，正是由于他对孩子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儿童生活对于成年的重要意义有着全面而深刻的理解，使得华兹华斯成为崇拜儿童这一思潮中的核心人物。然而，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仍然会看到，孩子只是用于阐述成年人被解放过程中的一种媒介，而并非针对儿童自身的解放。孩子依然是一个理想化的人物，通过这个人物，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哀悼和赞颂生命中丧失的一切：“我们的儿童生活永远不会休止/那种简单的儿童生活，永远停留在人生的圣坛之上/它所赋予我们的力量，是生命的任何其它源泉都无法比拟的……”
在关于儿童天性的看法上，威廉?布莱克是除鲁索之外最为接近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浪漫主义作家。布莱克对儿童的关注并不是偶然、暂时或抽象的。而在1800年左右，英国和德国的其它浪漫主义作家中，大多数人的观点是抽象的。儿童和儿童生活对于布莱克来说有着更具体，甚至是宗教意义上的重要性。为了体现他对儿童时代蛰伏的革命性精神的信仰，布莱克在《天真之歌》（1789年）和《经历之歌》（1794年）两部作品中，甚至偶尔也让孩子的声音出现在故事的情节之中。在这些作品中，布莱克讨论了人类全部内在力量中终将永久而不可逆转丧失的部分，以及人生当中可能出现的种种趋势。他用一种带有强烈反抗激情的语调创作着，而这种激情，正是年轻的安徒生长期与专横的理性坚持抗争的武器。威廉?布莱克同样也在用笔，执着地反击着理性主义的教育体系，而这场斗争的双方———天真与经验———则被他幽默地称为“想象人”和“白痴的理性人”。实际上，这种对立可以视为“幻想”及其败兴的老兄“理性”之间的交锋，安徒生在一篇写于1825年、用于学生课后讨论的习作中，曾经使用过“理性”这个词，当时老师的要求是讨论感情与理性之间的关系。
在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和威廉?布莱克之间还存在着其它很多有趣的相似之处，尤其是对英国作家中间的空想社会改良思路的看法：他们认为，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能够对自己本性的天真和内在的预见力有着清晰的认识，但是这些天性和能力却在迟钝的系统化、社会化进程中被扼杀了。如果换一个环境的话，安徒生完全可以写出布莱克的诗词《在校男孩》，而布莱克本人也可能会创作出《夜莺》的童话故事。这两个人都熟悉人鸟的故事，而且同样让他们感到深恶痛绝的是：人鸟生来就会唱歌，但却被剪掉了翅膀强行关在笼子里，从此，他便永远也不能发出声音。
陈雪松,刘寅龙 Trans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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