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说，所谓的进士出身与政府官职都是一些浮名，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仁宗皇帝说，柳永你既然看不起进士的名号与政府的职位，又何必孜孜不倦地来追逐呢？柳永说，我是一个文人，失意后偶尔发点牢骚是正常的，您又何必当真，与我们这种小人物斤斤计较呢？仁宗皇帝说，发牢骚也是有限度的，这是一个深刻教训，应该让天下人知道有些话可以说，有些话不能乱说。总之，今天看来，柳永的悲剧其实是一首词所引发的误解。
3.格调
仔细分析柳永的《劝学文》，发现他对学习内容的理解还是过于单纯。他说“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意思是只要学习好，有才气，就可以做公卿了，这样的理解未免简单了。要进入官僚系统，除了要有才气，学习好，还要遵从既有的行为规范。不能以为自己才气大，就可以漠视这些行为准则。政府用人的标准历来是德才兼备，一般而言，德比才更为重要。柳永被仁宗皇帝黜落，归根结底，在于他的浪子形象，在于他的放浪形骸，在于他艺术家气质过于浓厚，也就是说在“德”方面出现了欠缺。
柳永的父亲曾经在京城为官，后来柳永多次参加考试，驻留在汴京的时间更不会少。当时的汴京 “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一派升平气象，“朝野多欢”。如果年少的柳永曾经秉烛夜读，那么年轻的他进入汴京这个花花世界后，是否“迷失”了自己呢？好比唐传奇《李娃传》中的那位公子，一头扎进温柔富贵之乡，再也分不清东南西北了。
他在《戚氏》中回忆说：“帝里风光好，当年少日，暮宴朝欢。况有狂朋怪侣，遇当歌、对酒竞留连。”天下太平无事，汴京纸醉金迷，词人花样般的年华，有什么理由不歌舞寻欢，有什么理由不去尽情享受他的美好青春时光呢？于是乎柳永流连于歌楼伎馆，往来于歌妓乐工，由于他精通音律，擅长辞章，因此一时间更如鱼得水，声名大躁，倾倒了不少歌儿舞女，这也就是宋人叶梦得《避暑录话》所说柳永“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词。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
柳永并没有一味走“狎邪”之路，如很多看官所想象的那样只对爱情主题有兴趣，他不仅在烟花巷陌间的流行歌手产生中巨大的影响，而且也在严肃正统的音乐机构中树立了自己崇高地位，柳永甚至还应教坊乐工所请，创制了不少歌功颂德和欢庆佳节之词。这些词流传很广，有的甚至很快传入禁中，连皇帝也击节赞赏，以之佐酒。叶梦得的《避暑录话》上说柳永的《倾杯乐·禁漏花深》一词，其中有“ 乐府两籍神仙，梨园四部弦管”之类句子传入皇宫大内，得到皇室的喜爱。所称之”。而陈师道《后山诗话》则声称宋仁宗皇帝每次喝酒的时候，就要侍从歌咏柳永的词句，把它作为下酒菜。
如果柳永资质平庸，偶尔留恋花丛，定然不会对他的前程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柳永的才气太大了，他的创作也过于投入，他把歌女的生活状态与心声生动地展示出来了。歌女越来越喜欢他，越来越崇拜他，最终把他的品题奉为金科玉律。南宋罗烨《醉翁谈录．花衢实录》卷内（丙集卷二）就记载了这样的风流雅事：“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
歌女们感觉柳永离她们越来越近，官僚们却发现柳永渐行渐远。一个出身高贵的文人，把玩品味艳词丽曲是一种休闲娱乐，不失高雅本色，偶尔客串也是风流雅事，但经常赤膊上阵，将自己等同于乐工歌妓，就有失身份，类似自甘堕落了。淫冶讴歌写得多了，柳永就给人们留下了轻薄的印象。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二引《艺苑雌黄》说：柳永喜欢填丽词，经常出入烟花场所，操行上自然存在一些瑕疵。当时有人把他作为后备培养对象推荐给皇上，皇帝发现对他名字很熟悉，于是发问是不是那个在娱乐界如日中天的柳三变。推荐者说然也，正是此君。皇帝心里不悦，这种品德不完善、整天留恋花丛的人怎能成为大宋政府的高级职员，于是发话道，我们应该量才而用，发挥柳三变的特长，让他老老实实地做个词人算了。柳永听到消息，如遭重击，情知仕途无望，索性变本加厉，于是整天与一群闲人出入倡馆酒楼，大张旗鼓地说他是“奉圣旨填词柳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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