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艺复兴之后，出现一种关于儿童和儿童生活的新观点。一些作家和思想家，譬如拉伯雷、蒙田、洛克、斯威夫特和笛福，把“孩子”和“野蛮人”看作是现代社会中原始人的唯一残留物。在18、19世纪的启蒙运动中，特别是在思想上和让-雅克?鲁索的作品中，儿童成为理想人的一个范例。但是在启蒙运动中，我们却从来没有听到过儿童的呼声，而且在前浪漫主义时代的文学作品中，我们也很少能看到其中的儿童角色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人。但鲁索的作品却是一个例外，他为提升儿童生活的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使之成为现实；在1800年左右，儿童开始借助于全面的浪漫主义运动，在艺术作品中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这一运动的源头是德国和英国，在这里，作家和画家们对于儿童和儿童生活作品倾注了极大的精力，他们的投入，就社会对人的意识和教育的广泛而普遍的关注而言，构成了进一步推动这种关注力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
鲁索受到约翰?洛克的启发。约翰?洛克在19世纪60年代首先提出了这样一个理论：一个孩子的性格必须通过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教育才能得以发展，同时，还应对书本学习以外的教育给予更多的重视。18世纪60年代，鲁索第一次形成了这样的思想，他认为，儿童时期是人生不可忽视的一个阶段，它不仅是独立的，而且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因为这一时期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最接近于自然的状态，或者说接近于人的本性。“人性本善”是鲁索的观点。“因此，应该赋予儿童以最大限度的自由，只有这样，上天赋予他的天分才能得到尽可能的发展。让孩子去看、去触摸这个世界吧！”在创作于1762年的小说兼作教材的《爱弥儿》中，这种类型的孩子成为作品的焦点。在这本书中，鲁索大胆地提出，在所有教育中，最重要的方面应该是儿童固有的天性和身份———正是这些天性和身份，让他们成为自己，而不是遵循成人的规范。以前，人们认为，孩子的衣服要尽可能地匹配成年人的衣服，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鲁索却撕开了鞋对爱弥儿双脚的束缚，让这个少年光着脚去奔跑。18世纪晚期，几乎所有进步的教育学家都主张这样一个原则，即：一个人的第一个哲学启蒙老师是自己的双脚、双手和双眼。这个描写富家公子爱弥儿的小说在法国引起了巨大的关注，同时也遭受了诸多非议。在小说中，爱弥儿的老师是一个很开明的人，为了尝试自己的教育方式，主人把整个庄园交给了这位老师。因为语言存在亵渎宗教的方面，因此，在鲁索的这部小说出版3个星期之后便遭到了禁止，并全部被巴黎的执法机构焚烧在一个柴堆里。同时，还颁布了对作家的逮捕令，于是，他不得不走上流亡的道路。
尽管《爱弥儿》和《讲给孩子们听的童话故事》相隔7年多，但鲁索和安徒生在哲学观上却存在着惊人的一致。鲁索在《爱弥儿》的前言中写道，他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一个有明辨是非能力的理性人会留给人们一本启蒙教材，告诉人们如何去认识儿童，这样一本教材将对人性的教育具有无比重大的意义。可以说，安徒生在1835年到1872年期间创作的150多篇童话故事，便是这样一种“启蒙教材”。安徒生是继鲁索之后第一个长期关注儿童的作家，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一次又一次地强调着儿童的天性，另一方面，又以无比锐利的语言宣称：儿童生活是人生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阶段，它有着独立的价值和重大的意义。
世界文学历史上似乎存在着这样一种教条，在对过去几十年的浪漫主义作品中的儿童进行的学术研究中不断地被重复着。它认为，在鲁索之后将近100多年的时间里，朝气蓬勃的、具有独立言行能力的儿童一直远离着文学作品。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就是为什么世界文学中有很多关于“浪漫主义儿童”的国际专著，常常会忽略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存在。事实上，在安徒生创作于1850年之前的作品中，从来就不缺少儿童。看一下他在1835年到1840年期间创作的前15篇童话故事，我们会发现很多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男孩、女孩，比如《小伊达的花儿》、《拇指姑娘》、《顽皮的孩子》、《皇帝的新装》、《甘菊》、《天国花园》和《野天鹅》等作品。而在19世纪40年代的作品中，则出现了更多有血有肉的儿童，他们有着不同性格、声音、意志以及不同的渴望和追求。在这些儿童中，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性格和性情，尤其是一个自己的名字，比如克劳斯、伊达、依卜、克丽斯玎、乔治、埃米莉、玛丽、凯伊、格尔达、约翰尼斯和伊莉萨等等。这些孩子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秉性和癖好，既有谨慎踏实、温文尔雅的好孩子，比如《睡眠精灵》中的迦马，也有《雪女王》中不修边幅、无拘无束的小女孩强盗。在作家的笔下，这个小女孩是一个性情狂暴、毫无礼节、令人生厌的孩子，她甚至本能地咬掉了抚养她长大的强盗女巫的耳朵。
陈雪松,刘寅龙 Trans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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