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泰宁，徽宗留意礼文符瑞之事，师成善逢迎，希恩宠。帝本以隶人畜之，命入处殿中，凡御书号令皆出其手，多择善书吏习仿帝书，杂诏旨以出，外廷莫能辨。师成实不能文，而高自标榜，自言苏轼出子。是时，天下禁诵（苏）轼文，其尺牍在人间者皆毁去，师成诉于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苏）轼之文乃稍出。
——《宋史》卷四百六十八《梁师成传》
梁师成一介太监，之所以能得到徽宗宠幸，与其早年“慧黠习文法，稍知书”，后来能模仿御书不无关系。带梁师成出道的人名为贾详，乃徽宗前期出入宫禁的一个书画商。考苏轼平生交往频繁之人，贾姓者有二：一为早年在湖州交往密切，后来依然书信不断的穷秀才贾耘老；二则是终日弹劾苏轼的御史贾易。而开封的梁姓人氏，只有曾在御史台监狱当狱卒的梁成，曾见于东坡诗文。这些线索，给小说创作增添了许多可想像的空间，在这儿只能就此打住。
《宋史》的编写者以《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和《东都事略》等史料为据，但仍坚持梁师成是“高自标榜，自言苏轼出子”，表示编写者们也是将信将疑。在给苏轼从孙苏元老（大概为苏轼伯父苏涣之曾孙）作传时，《宋史》的编写者再次谈到梁师成与苏家的关系：
元老外和内劲，不妄与人交。梁师成方用事，自言为轼外子，因缘欲见之，且求其文，拒不答。言者遂论元老苏轼从孙，且为元祐邪说，其学术议论，颇仿轼、辙，宜在中朝。罢为提点明道宫。元老叹曰：“昔颜子附骥尾而名显，吾今以家世坐累，荣矣。”未几卒，年四十七。有诗文行于时。
——《宋史》卷三百四十《苏元老传》
所谓“附骥尾”等言语，表面是在自谦，实乃暗寓对梁师成“蝇附骥尾”深衔其恨。看来编修《宋史》之臣，于此颇费曲笔。
后世之人，每每谈及此事，都像周密一样，对梁师成攀龙附凤之举甚是不齿，但皆肯定他在客观上对苏轼诗文翰墨
的保护：
梁师成以翰墨为己任，四方俊秀名士必招致门下，往往遭点污。……师成自言苏轼出。于时天下禁诵苏文，其尺牍在人间者皆毁去，师成诉于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轼之文乃稍出。
——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五十六《宋·晁说之》
内侍梁师成领睿思殿，主管翰墨，凡礼文符瑞之事，多所润饰。师成实不能文，而高自标榜，自称苏轼出子，时天下禁诵苏文，人间不敢蓄其尺牍，师成诉于上曰：“先臣何罪？”自是，苏公之文稍出于世，亦师成之力也。夫师成以一介奄寺，逄迎希宠，而假托文人之裔，固自可笑，然因其假借，使一代文雅流传至今，事固有待而兴也，亦大奇矣！
——明·于慎行《谷山笔麈》卷十五
内监辈得志，多无忌惮。如梁师成之父苏子瞻，童贯之父王禹玉，皆是。然而苏、王子孙终得其力，且二公亦因而昭雪，自是怪事。
——清·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六
然而就在宋代，有的人却在此事上巧加罗织，对跟随东坡远赴海隅、“凡生理昼夜寒暑所须者，一身百为，不知其难”（《宋史》本传），素以孝义见称于世的苏过，恣意诋毁：
苏东坡子（苏）过，范淳夫子（范）温，皆出入梁师成之门，以父事之。然以其父名在（元祐党）籍中，亦不得官职。师成自谓东坡遗腹子，待叔党如亲兄弟，谕宅库云：“苏学士使一万贯以下，不须覆。”叔党缘是多散金，卒丧其身。又有某人亦以父事师成。师成妻死，（范）温与（苏）过当以母礼丧之，方疑忌某人。不得已衰絰而往，则某人先衰絰在帷下矣。
——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本朝四》
因为苏轼是程颐的死对头，朱熹对东坡向来心存敌意。在政治上，他宁愿认同王安石，也很少首肯苏轼，这倒无可厚非，可他在史无所据的情形下，硬说苏过对梁师成“以父事之”，实为中伤之语。试想，梁师成为得东坡后人认可，曾去巴结东坡的从孙苏元老，遭到拒绝之后，并没有恶意加害，苏过身为苏元老之叔，梁师成为求认同，更应备加礼遇，怎可让其“以父事之”？梁师成一介太监，何“妻”之有？（宋时尚无明朝太监与宫女对食之制）没有妻子，苏过与范温又怎会“以母礼丧之”？以上恶语，若真是朱熹所亲口捏造，他那貌似“圣人”之状，实可降入狗肚鸡肠之列。请看后人对朱熹是如何反唇相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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