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我国，受到追捧的是《 挪威的森林 》和《 海边的卡夫卡 》，而不是您所推崇的《 奇鸟行状录 》、《 天黑以后 》？
毕竟前两本写的是青少年的故事，讲爱情和成长，但又不局限于爱情和成长，视野远为开阔，主题远为深刻，比较适合当下年轻人的口味。尤其《 挪 》，容易读，好看。而《 奇鸟行状录 》终究长了些，50万字。不过《 天黑以后 》也还是卖得不错的，半年多时间里印了6 次达13万册。
同样是写都市的孤独，为何我国没有自己的“村上春树”？
因为写得不到位。不错，我国是有不少都市题材的作品，但多数似乎侧重于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尖刻有余，温情不足，粗疏有余，细腻不足，浮华有余，深度不足，没能像村上作品那样给人深层次的心理抚慰和心灵救赎。究其原因，除了作家个人方面的，客观上还在于我们的城市化水平还没达到日本那样的阶段，还不够成熟，当然也就不能要求我们作家笔下的都市孤独非成熟不可。但我相信，我国迟早会有自己的“村上春树”，会有比村上春树更好的都市文学作家。
在您的博客上，您征集大家的意见，看可以把韩寒的哪本书介绍到日本，您本人希望把怎样的作品介绍出去，标准是什么？翻译过我国的作品出去吗，您比较喜欢谁的？
关于标准，我在博客上说了三点：
（ 1 ）文学性相对更强些的；
（ 2 ）价值观更有普世性的，比如作品表现的人性更有深层次共同性的；
（ 3 ）“中国特色”相对淡的。
中国当代作家，我比较喜欢的是史铁生的散文，张贤亮的《 绿化树 》也给过我感动。但都未必适合介绍给日本人。其实把中文译成日文，毕竟非我所长，我要翻译也得和日本那边的朋友合作才行。
您第一次翻译村上春树的作品是什么时候，在怎样的情景下，是因为喜欢他的作品还是事出偶然？为何一发不可收拾？
《 挪威的森林 》是我翻译的第一部村上作品，是1989年的事了。当时我正在做关于中日古诗比较研究的课题，对流行小说没多大兴致。翻译村上是一位老先生推荐的，可以说出于偶然。翻译村上既成全了我，又耽误了我——使我失去了成为一个可能不错的学者的机会，而沦落成为一个翻译匠。开句玩笑吧，一旦上了贼船就下不来了，只好一本接一本译下去。事到如今，“林家铺子”也不是我想关就能关的了。当然也乐在其中，这是实话。
村上春树已经五十开外，而他的读者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为何有此反差，你在翻译作品时能感觉到这种差距吗？有情感上的代沟吗？
这恐怕同他心态的自我定位有关系。事实上作家的年龄同作品主人公的年龄未必有直接关系，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儿童文学作家。我在翻译时也并未感觉出这种差距，更没有情感上的代沟。我固然是半大老头了，但我每天都和年轻人打交道，无论教的学生还是来信的读者都是年轻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年轻者自然也就年轻了，尽管是错觉，但活在这样的错觉中又有什么不好呢！
作为一个翻译家，您认为您作出的最大贡献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贡献——莫如说是最大的快乐——就是自己笔下的文字有幸使一两代读者的心弦发生过美妙的震颤，有幸丰富和拓展了一两代读者的精神花园。如果说我的大半个前半生还做过一点有益于社会有益于民众的事情的话，这起码算得上一件。
村上春树这些年的作品应该有一个发展和变化吧，这种发展和变化的轨迹是怎样的，您认可他的发展和变化吗？
他最主要的变化，在于他完成了从一个作家向知识分子的蜕变。即从一个基本只关注个人内心感觉的内向型作家变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主要表现是开始以知识分子应用的良知和批判意识介入社会和历史问题，甚至把笔锋指向日本那段为不少日本人遮遮掩掩的历史。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有《 奇鸟行状录 》、《 地下 》、《 海边的卡夫卡 》和《 天黑以后 》。这当然是可喜的变化。一个没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作家不能算是伟大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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