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与村上春树在中国催生了一大批小资，谈谈您的“小资元素”好吗？包括您的经历，您的日常生活？
不怕你笑话，我的经历和日常生活基本找不出多少“小资元素”。因为“文革”，我只念到初一，然后当农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当过村里的（ 当时叫生产大队 ）团总支书、民兵连长，扯着嗓门大唱“东方红”，笨手笨脚大跳“忠字舞”，上大学（ 工农兵学员 ）后批老师批林彪批孔子批宋江，简直天昏地暗乱七八糟，跟“小资”毫不沾边。日常生活中我也不像小资那样皱着眉头喝不放糖的蓝山咖啡，不看着窗外的细雨嚼着开心果品尝“百威”，更不可能像人家那样动不动来点浪漫故事。惟一“小资”些的，就是同样谈村上、喜欢阅读和孤独。
“男人是俗不可耐，庸俗可怕。”“生活在男人堆里真是让我忍无可忍。”为何这样说呢？您说这话让我觉得您是一个注重心灵，注重感受，很唯美的人，是这样吗？
话是说狠了——我真那么说过吗——因为并非所有男人都那样。我所以那么说，主要是指男人心灵污染的程度甚于女人，少了优雅，少了清高。几乎个个有当官情结，挖空心思想弄个一官半职，当了官还不好好当。就连大学里的教授们都不乏这样的俗物。而女人在这方面就相对超脱一些。当然，身为男人，我也难以免俗。但至少我还在心里保留了一小块未被世俗浸染的“自留地”，使得我还有可能品味非世俗的快乐和幸福。当然，如果男人都像我这样一味关注心灵感受追求雕虫小技也很麻烦。因为，总要有人中原逐鹿，有人商海弄潮，有人决胜千里，有人普度众生。
好像还从来没有一位翻译家和作者联系得如此紧密，您与村上春树的性情、文字风格上一定有契合之处吧？您对他作品的整体评价如何？
从上面我的经历说明，我同村上几乎没有任何“形似”之处，好在还有几分“神形”，即我们都性喜孤独，宁愿一个人蜷缩在书斋里鼓鼓捣捣，而懒得去外面吹吹打打风风光光。文字上我也喜欢来一点儿幽默——尽管相当蹩脚——喜欢抒情，注重语言的品位。至于对他作品的整体评价，概括起来就是：村上以难以复制的极具个性的文体出色地传达出了高度信息化和程序化的都市中的人的虚无性、疏离性以及命运的不确定性。
在翻译了村上春树的诸多作品之后，您受他的文字风格影响也不小吧？再翻译别人的作品是否有些不太习惯？
是不太习惯，但可以习惯。正如从青岛去新疆，一般说来总还是能够适应的。我也译了夏目漱石和芥川龙之介，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是我译的，但绝不至于把这两人同村上混淆起来，总还是各具面目的。是的，不能否认来自村上的影响，相伴走了一二十年，文笔完全不受影响是不可能的。但终究是两个国籍不同的成年男人，程度十分有限。
谈谈您与村上春树的第一次见面吧，您对他的印象如何？
这点我谈了不止一次了。这里只强调一点，那就是他这个人本身是不需要翻译的——没有多余的客套和掩饰，不设防线，他的外表应该就是他的内心、他的本来面目。总的来说多少带有他作品中的男主人公的味道，内向，不太主动发问，但回答问话时则侃侃而谈，有条理，有要点，有深度。眼睛不看人，只看他所回答的问题。总之，人显得蛮地道。对了，地道，这也是我翻译他的作品时常用的字眼。
您认为，村上春树的作品为何在我国如此畅销？在其他国家怎样？
上面已涉及了。简而言之，两点。一是契合了我国经济起飞时期的青年人、尤其都市青年人的心理、感觉和感受，提供了更为多彩的、广阔的精神空间；二是文笔好，简洁、洗练、优雅、幽默，文字本身能给人以审美愉悦或阅读快感。至于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何以有魅力，很难概括出共同点。有的认为在于其作品的“自我镜像化”，有的认为在于“无国籍的普遍性”，有的认为在于“统一的文字韵律”，有的国家甚至围绕是文学快餐还是“高度情欲化的小说”展开争论。香港岭南大学教授梁秉钧最近则强调村上并非单纯全球化的作家，因为他没有忘记“亚洲的视点”，始终“脚踩对中日战争的持续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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