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评传 旷世才女魂归何处:张爱玲传   》 一语成谶?(1)      Yu Bin

  张爱玲更需要的是一个心理上的家,一种安稳的、有依靠的感觉。结婚后他们的生活并无多大改变,依然维持着原先的情形。胡兰成知道张爱玲喜欢上海,离不开上海,而且也习惯了与姑姑一起住公寓的生活方式,也就尊她之意(当然他也乐得有个自由身),他虽大部分时间在南京,后又去武汉,但从未想到过要搬动张爱玲随他一道。他还是每回上海就去她那里盘桓,她只到胡兰成在美丽园的家去过几次,只住得一个晚上。在张的房间里,二人一起读诗品画,谈笑风生,间或也一同逛街漫步,用胡兰成的话说,他们是“同住同修,同缘同相,同见同知”。银钱上他们也未合伙,张爱玲的书很是畅销,稿费比别人高,用不着胡来养她。所以二人婚后的生活竟像是仍在恋爱当中。
  但是感觉上到底不同了。在张爱玲的字典里,“丈夫”与“知音”、“同志”不是可以划等号的,它须给她带来保护、宠爱。她因自己能自食其力而自豪,可她不拒绝丈夫的钱,她曾说过:“用别人的钱,即使是父母的遗产,也不如用自己赚来的钱自由自在,良心上非常痛快。可是用丈夫的钱,如果爱她的话,那却是一种快乐,愿意想自己是吃他的饭,穿他的衣服。”胡兰成给过她一点钱,她自出心裁设计了样式,用来做了件宽宽大大的皮袄,穿在身上,心里欢喜,因为世上都是丈夫给妻子钱用,她也不放弃这“女人的传统权利”。她还要别的,她希望讨丈夫的欢心,扮演好妻子的角色。时局于她是耳旁风、身外事,但她也高高兴兴陪着胡兰成去出席时事座谈会,因为夫妻一同出入给她一种一家人、得了依靠的满足。
  座谈会上她只顾孜孜地看着胡兰成,那些关于时局的议论仿佛是遥远的、不相干的声音,那天正开会时便有盟军的飞机来袭,警报响起,随即听见炸弹的爆炸声,但她没有日军轰炸香港时的惊恐,仿佛有一种新的安全感。胡曾对她忧念将临的大祸,说他虽逃得过此劫,头两年却要躲起来,改名更姓,张爱玲只说道:“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地角有我在牵你招你。”仍是一味的儿女情长。身外事管不了,她也不管,她且仍然是自己的存在分外分明,这“存在”便是患难夫妻中妻子忠贞不贰的形象。
  胡兰成却清楚地知道时局的变动意味着什么,日本人大势已去,等待着汪伪政权的也只有树倒猢狲散的命运。他很明白这一点,而且他自负尽知天下事,常持异端之论,好似张佩纶一类所谓“清流”的,又与日军中一些反对东条英机,主张对中国罢兵的官佐过从甚密,此时便发表了许多鼓吹日本撤兵的文章,当然,如果日本能体面地撤兵(而不是弄到无条件投降),他也较有出路。但是此论调在日本,在南京政府均不成气候。胡兰成更感大难将至,也曾同张爱玲说起。张爱玲想起汉乐府有“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今日相乐,皆当欢喜”的诗句,说道:“这口燥唇干好像是你对他们说了又说,他们总还不懂,叫我真是心疼你。”其实她哪里又真懂了,她对“大难”并无切身的感受,单知怜取眼前人,在她自造的封闭小世界里,她仍然有不尽的喜意。
  也许是与张爱玲在一起引发了对文学的兴趣,加上此时已是在野之人,胡兰成办了一份偏重文艺性的杂志《苦竹》。张爱玲当然是要助他一臂之力的,《苦竹》上有她三篇作品,《自己的文章》已如前述,《桂花蒸阿小悲秋》、《谈音乐》则在她的小说、散文中当数上乘之作--她是把用心之作留给了《苦竹》。相当长的时间里,张的小说似乎都是由《杂志》包办的,或者好稿先给它。眼下她却藏起《桂花蒸阿小悲秋》,与登该小说的那期《苦竹》同时出版的《杂志》只得到一篇无甚精彩的《殷宝滟送花楼会》,也见得远近亲疏不同了。张又拉了炎樱来助阵(杂志的封面就出自她手),炎樱的文章都需她来翻译,所以她等于每期都要出两三份工。能够“帮夫”她当然是欢喜的,只是《苦竹》仅出了四期,而从第三期已经没有张爱玲的文章了。其中原委不得而知,但从所登文章的内容判断,很可能是刊物的性质由文艺转向了时政。全份的《苦竹》很难找到,不过唐文标《张爱玲研究》一书中列出了《苦竹》各期的目录,从中不难看出该杂志的方向转换。



   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 Previous Chapter   Next Chapter >>   


【Source】南京大学出版社
引言1引言(1)引言(2)从前(1)
从前(2)从前(3)从前(4)家庭生活场景(1)
家庭生活场景(2)家庭生活场景(3)家庭生活场景(4)家庭生活场景(5)
家庭生活场景(6)“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1)“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2)“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3)
“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4)“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5)“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6)读书岁月(1)
读书岁月(2)读书岁月(3)读书岁月(4)读书岁月(5)
No.   [I]   [II]   [III]   IV   [V]   Page

Comments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