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更需要的是一个心理上的家，一种安稳的、有依靠的感觉。结婚后他们的生活并无多大改变，依然维持着原先的情形。胡兰成知道张爱玲喜欢上海，离不开上海，而且也习惯了与姑姑一起住公寓的生活方式，也就尊她之意（当然他也乐得有个自由身），他虽大部分时间在南京，后又去武汉，但从未想到过要搬动张爱玲随他一道。他还是每回上海就去她那里盘桓，她只到胡兰成在美丽园的家去过几次，只住得一个晚上。在张的房间里，二人一起读诗品画，谈笑风生，间或也一同逛街漫步，用胡兰成的话说，他们是“同住同修，同缘同相，同见同知”。银钱上他们也未合伙，张爱玲的书很是畅销，稿费比别人高，用不着胡来养她。所以二人婚后的生活竟像是仍在恋爱当中。
但是感觉上到底不同了。在张爱玲的字典里，“丈夫”与“知音”、“同志”不是可以划等号的，它须给她带来保护、宠爱。她因自己能自食其力而自豪，可她不拒绝丈夫的钱，她曾说过：“用别人的钱，即使是父母的遗产，也不如用自己赚来的钱自由自在，良心上非常痛快。可是用丈夫的钱，如果爱她的话，那却是一种快乐，愿意想自己是吃他的饭，穿他的衣服。”胡兰成给过她一点钱，她自出心裁设计了样式，用来做了件宽宽大大的皮袄，穿在身上，心里欢喜，因为世上都是丈夫给妻子钱用，她也不放弃这“女人的传统权利”。她还要别的，她希望讨丈夫的欢心，扮演好妻子的角色。时局于她是耳旁风、身外事，但她也高高兴兴陪着胡兰成去出席时事座谈会，因为夫妻一同出入给她一种一家人、得了依靠的满足。
座谈会上她只顾孜孜地看着胡兰成，那些关于时局的议论仿佛是遥远的、不相干的声音，那天正开会时便有盟军的飞机来袭，警报响起，随即听见炸弹的爆炸声，但她没有日军轰炸香港时的惊恐，仿佛有一种新的安全感。胡曾对她忧念将临的大祸，说他虽逃得过此劫，头两年却要躲起来，改名更姓，张爱玲只说道：“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地角有我在牵你招你。”仍是一味的儿女情长。身外事管不了，她也不管，她且仍然是自己的存在分外分明，这“存在”便是患难夫妻中妻子忠贞不贰的形象。
胡兰成却清楚地知道时局的变动意味着什么，日本人大势已去，等待着汪伪政权的也只有树倒猢狲散的命运。他很明白这一点，而且他自负尽知天下事，常持异端之论，好似张佩纶一类所谓“清流”的，又与日军中一些反对东条英机，主张对中国罢兵的官佐过从甚密，此时便发表了许多鼓吹日本撤兵的文章，当然，如果日本能体面地撤兵（而不是弄到无条件投降），他也较有出路。但是此论调在日本，在南京政府均不成气候。胡兰成更感大难将至，也曾同张爱玲说起。张爱玲想起汉乐府有“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今日相乐，皆当欢喜”的诗句，说道：“这口燥唇干好像是你对他们说了又说，他们总还不懂，叫我真是心疼你。”其实她哪里又真懂了，她对“大难”并无切身的感受，单知怜取眼前人，在她自造的封闭小世界里，她仍然有不尽的喜意。
也许是与张爱玲在一起引发了对文学的兴趣，加上此时已是在野之人，胡兰成办了一份偏重文艺性的杂志《苦竹》。张爱玲当然是要助他一臂之力的，《苦竹》上有她三篇作品，《自己的文章》已如前述，《桂花蒸阿小悲秋》、《谈音乐》则在她的小说、散文中当数上乘之作--她是把用心之作留给了《苦竹》。相当长的时间里，张的小说似乎都是由《杂志》包办的，或者好稿先给它。眼下她却藏起《桂花蒸阿小悲秋》，与登该小说的那期《苦竹》同时出版的《杂志》只得到一篇无甚精彩的《殷宝滟送花楼会》，也见得远近亲疏不同了。张又拉了炎樱来助阵（杂志的封面就出自她手），炎樱的文章都需她来翻译，所以她等于每期都要出两三份工。能够“帮夫”她当然是欢喜的，只是《苦竹》仅出了四期，而从第三期已经没有张爱玲的文章了。其中原委不得而知，但从所登文章的内容判断，很可能是刊物的性质由文艺转向了时政。全份的《苦竹》很难找到，不过唐文标《张爱玲研究》一书中列出了《苦竹》各期的目录，从中不难看出该杂志的方向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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