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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评传 》 唐宋才子的真实生活 》
十五、苏轼(10)
闵泽平 Min Zeping
苏轼此行收获极为丰富。在庐山，他引起了轰动，留下了我们所熟知的名篇；到江西湖口，又夜探石钟山；到金陵，则会晤了赋闲在家罢相已达八年之久的王安石。关于这次历史性的会晤，历来有多种传闻。《曲洧旧闻》说王安石穿着乡野间朴素的服装，骑着一头毛驴前往苏轼所在的船上拜谒。另外一些野史如《后山杂谈》都说是苏轼前去拜访这位倔强的老头。至于会谈的内容，《后山杂谈》说两人谈了一些不咸不淡不着边际的笑话。《曲洧旧闻》说两人比试了一番诗才。《邵氏闻见后录》则声称两人探讨了严肃了学问，如关于如何重修《三国志》等问题，后来话题转移到时事政治，对吕惠卿有所批评。
据说，许多人都看见过王安石在乡间独自骑驴闲行，“喃喃自语，有如狂人”。当苏轼亲眼目睹一个权倾天下的改革家成为一个孤独寂寥甚至带些痴呆状的老汉时，他心中肯定有许多难以言说的触动。也许正是这次会见，使他对王安石的新法有了别样的感觉。当然，也有可能是现实教育了他，使他去掉了感情色彩，能够全面的考察新法的得失利弊，而不是一味的批评指斥。这一立场了转变，使他在一些特殊场合成为了神宗与新法的辩护人，从而也给他的仕途带来了更多的波折。
司马光把苏轼提拔上来的时候，并不知道苏轼的想法已经有所改变，他以为苏东坡还是当初那个坚定的持不同政见者。元丰八年三月，神宗年纪轻轻就与世长辞，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主持政务，司马光等旧党受到重用，苏轼的职位随即以火箭般的速度往上窜。不过一年时间，他就被任命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掌内制，成为朝廷的喉舌。
但此时旧党忙于废除新法，弹劾新进，打击政敌，对改革成果全盘否定，苏轼便在如何对待新法等核心问题上与党魁司马光等人产生了难以弥合的分歧。雪上加霜的时，由于他的口无遮拦，对浮夸傲慢、古怪得不近人情的大理学家程颐进行了入木三分地挖苦，导致他卷入了蜀党、洛党之争。司马光死后，程颐主持丧礼。那天正好是朝廷百官在太庙中参加大典的日子，大典结束后，苏轼正要带领翰林院及中书省等同仁前往吊祭，程颐却拦住了大家，说《论语》云：“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这天大家既然在太庙唱过歌，听过奏乐，就不能去吊丧哭泣。苏轼立刻说《论语》上并没说“子于是日歌，则不哭”，不顾程颐的反对，率领大家进了门。吊唁的时候，苏轼又发现司马光的儿子没出来接待客人，一打听，原来程颐认为孝子如果真孝，应当是悲痛得不能见客人才是。苏轼实在无法忍受，当着众人之面说程颐可谓糟糠鄙俚叔孙通，即过于死板，不知变通，不懂装懂，标准的假学究，结果引起哄堂大笑。
程颐的门人长期担任谏官，苏轼捅了马蜂窝，自然引起了程氏徒子徒孙的疯咬。历史证明，宁愿得罪小人，也不能得罪那些自以为是的清流。为了利益，小人可能会记恨你，但转眼之间可能为了更大的利益而忽略你或讨好你，只有所谓的“君子”，一旦惦记上了你，就会不屈不挠，把击败你作为人生奋斗的最高目标，历经多少坎坷都矢志不渝。苏轼终于不胜其烦，主动要去外放，于是再度来到杭州，成为杭州知州，疏浚西湖，筑长堤，留下了“苏堤”。一年后，他内调为吏部尚书，结果又遭到程颐门人的弹奏，苏轼再次选择了避战，出为扬州知州。但太皇太后对他始终充满信任，很快又将五十七岁的苏轼提拔为翰林侍读学士充礼部尚书。可惜的是，第二年这位太皇太后去世，苏轼的好日子就到了尽头。
高太后的垂帘听政，曾让哲宗皇帝十分郁闷，他觉得自己正儿八经的坐在龙椅上，但一旦讨论国事就被晾在一旁，“只见臀背”，即只能看见众位大臣的背影与屁股，插不进半句话，所以他对白胡子的旧党充满怨恨。现在他掌握大权，自然要扬眉吐气，将那些所谓的托孤重臣一个个踢出朝堂。苏轼首先成为他出气的对象，对这个老师，哲宗没给他好脸色。当苏轼前往定州任职，临行前要求面见陛下时，哲宗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然而，这是噩梦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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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崇文书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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